面对汹涌澎湃的"民工潮"，经济学界也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民工潮"作为中国农民在新形势下的杰作，既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资源优化组合的必然反映，也是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割隔离政策隐含矛盾的反馈和体现，更是中国农民市场经济意识增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首先，对于输入地区来说，农民工为其提供了大量的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填补并解决了大中城市及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矛盾，给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必要的劳动积累，促进了大中城市的建设和改造，方便了城市居民生活，也解决了输入地区工业发展所带来的农业萎缩问题，为输入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持续稳定发展增加了后劲。
其次，对于输出地区来说，它是变剩余劳动力资源优势为商品优势和市场经济优势的好路子，它不仅创造了农民的就业机会，缓解了农村中人多地少的矛盾，而且增加了农民收入，加快了脱贫致富的步伐，所谓"出去一个，脱贫一家"的说法就是据此而来。
外出农民将打工收入带回家中，既增加了农村消费，又可用于发展生产，推动农村经济建设和文明建设。
再次，外出农民直接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本领，提高了素质，其中一些人返乡后成为当地发展第二、三产业的骨干，不少成为农民企业家。
最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输出、大流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商品理论做了实践性探索，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建设和完善中最为重要的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建立和发展。
它还为我国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农业走向规模经营、农村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
因此，对"民工潮"绝不应限制堵拦，而应因势利导地建立起全国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合理有序的流动和有利于人口迁移以及能够促进和保证城乡结构大变革顺利开展的新秩序，为农村、农业增收和农民就业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通道，从而促进我国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的进程。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农民这种无序的、带有盲目性的流动，既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城市的发展和稳定。
首先，具有一定文化基础、智力较高的青年农民大量流出，使农村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变化，真正长年留下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素质明显下降，严重影响了农业更广泛地使用新科技，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其次，由于流动出来的农民并未放弃承包的耕地，从而耕地撂荒现象大量出现，不利于有限耕地资源的充分利用；再次，"民工潮"也给城市的治安、工业、交通、物资供应、生活秩序等带来一系列问题和压力，城市人民安全感普遍降低；最后，国家的许多政策，如计划生育、卫生防疫、工商税收、义务教育等政策，在流动的农民中根本无法落实，等等。
参见徐友军《关于"民工潮"的理性思考》，《光明日报》1994年3月23日；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许明《关键时刻--当代中国亟待解决的27个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袁亚愚《民工潮--中国现代工业社会的"生育阵痛"》，《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