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处长从厅长的房间出来，便径直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办公室暖和且清静。他虽然只有三天没在这个屋子里办公，但仿佛是已经离开了几年似的。他想，只有工作，时光过得才快，休闲真是度日如年！
他用抹布自己动手拭去了办公桌上的灰尘，便打开绥中县公安局报来的那份案卷，伏在桌上仔细地阅读起来。
第一个文件是县局侦查科科长在研究案件会议上的报告记录。记录上写道：
1953年12月20日上午9点零3分，接到铁路工人王山的报告称：在15段铁路旁发现两段碎尸。我们四人即赴现场勘查。到现场的时间是11点10分。……经过在现场仔细搜查结果，一共发现了九段碎尸和一些美制的定时炸弹的弹片，一张今年12月5日发站北京、终点沈阳的第32次火车卧铺票，卧铺号是：第五节车厢，第七号卧铺间。
此外，并未发现其他任何物件。因此，死者身份不明，凶手是谁亦无具体线索。
第二个文件是法医的检查化验报告：
……经过对尸体检查化验证明，死者是被一种间谍们惯用的极烈性毒药毒死的。毒死之后，又被一种美制小型炸弹炸碎了尸体。死者的面貌已经血肉模糊，无法辨认，对死者身份也无凭查考。但是，根据对尸体骨骼的研究分析，证明死者是一个身长1.9米至2米的高个子，男性，年龄在三十岁左右。从尸体残片来看，死者生前是穿的黄棉军服和黄棉军大衣。……
下面的一些文件是会议讨论的记录、请示报告等，文字很长，看来显然对案件的性质和发生原因有所争论。
他将所有的文件，不止一遍地翻来覆去看了又看，对每一个细节都做了精细的思考，并在许多地方打了问号，加了眉批……犹如大海里捞针一样艰苦而紧张地劳动着。
夜，好像是突然降临。刘处长起身打开了电门开关，室内顿时亮了起来，他继续进行工作。
死者是谁？他为什么死的？是自杀还是被害？凶手又是谁？为什么死在这个地方？……一大堆的疑问，都是谜、谜……
刘处长在室内时而坐下，时而站起来从这个墙角快步踱到另一个墙角，紧张地思考着……
不知不觉，夜已经深了。无事的人们早已睡熟。只有院子里的哨兵在来回地走动。寒风吹得街上的电线嗡嗡作响。偶尔也听得远处传来的火车“呜呜”的叫声。
刘处长只是埋头工作，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对那一连串问题的思考上，根本没有觉到时间已经是半夜了。
一长串的电话铃声，不知响了多久，刘处长才发觉。他拿起听筒，原来是家里打来的电话，而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对不起，再过一会儿一定回去。”他对着话筒抱歉地向妻子说，“啊？送饭？不，不用，已经吃过，你先休息吧……啊，啊……好，好。”
放下了电话，是继续沉思。……
“情况太少了，几乎没有一点线索。”他紧皱着眉头，自言自语地说。
看来，就连这位有经验的老侦查员，对这个复杂的案件，都感到有些困难。
但是，刘处长终于从现在仅有的一些材料中，初步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1．根据死者是被一种间谍们所惯常使用的烈性毒药毒死，而死后又被美制定时炸弹炸碎尸体等情况来判断，死者是被害，而不是自杀。
2．从凶手所使用的凶物来看，可以断定，显然这是一桩政治性的反革命谋杀案，并且是有计划有准备进行的。
3．根据死者现场周围几十里地内无有村庄的情况来判断，尸体是从某列火车上抛到那里的。并且根据法医报告可以断定：尸体是从火车上抛出后的若干时间内爆炸的。这显然是凶手在尸体身上预先装好了定时炸弹。
4．根据法医报告，尸体没有腐烂、弹片没有生锈，又根据当地下雪时间及死者身上的车票年月日等情况来判断，凶杀案很可能是在今年12月5日晚上发生的。
5．被害者是自己人，还是敌人自相残杀？两种可能都有。
刘处长把这些结论反复地进行了推敲，最后认为无误，便把它一一地记在了自己的工作手册上。
这时，虽然他还一点也不知道死者和凶手到底是谁，但是脑海里已经想好了一个捉拿凶手的计划。
东方已经发白，夜已经消逝，刘处长虽然一宿没有合眼，连昨天晚饭还没有吃过……但是因为凶恶的敌人还逍遥法外，在危害着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的安全，因此，革命侦查人员的良心和高度的责任感使他忘记了饥饿、困倦，不愿意马上就去休息。虽然由于生理本能的原因，困神和饿神，不断地向他进攻，但他为了尽快地破案，还是决定在厅长上班前把破案的活动计划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