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章
远行归来
在一个寒气袭人的秋日黄昏，我在伦敦登了岸。当时天色昏暗，下着雨。短暂的时间里，我看到的浓雾和泥泞比一年中看到的还要多。从海关一直步行到纪念碑才找到公共马车。那些房屋的正面，对着涨满水的露天水沟。在我看来，尽管它们就像是多年的老朋友，但我只能承认那是肮脏邋遢的朋友。
我常常说——估计每个人都会这样——一旦离开了某个熟悉的环境，似乎就意味着该地方要发生变化。我朝马车窗户外面张望，结果注意到——鱼街山上曾经有幢老房子，一个世纪以来都耸立在那儿，油漆匠、木匠或者泥瓦匠从未碰过，在我离家远行期间，它却被拆除了。附近有条多年肮脏拥挤出了名的街道，正在修建排水沟和拓宽街面。我甚至预料着，圣保罗教堂会显得更为古老。
至于我的亲友们境遇上的变化，我已经知道。姨奶奶已经回到多佛尔很久了。特拉德尔在我离开后最初一段时间里，就开始承接少量律师业务，现在已经在格雷律师学院开办了律师事务所。近期他在一些信中还告诉我，他有望很快同那位世界上最最可爱的姑娘结婚。
他们预料我会在圣诞节前回国，但没想到我这么快就回来了。我有意瞒着他们，目的是要给他们一个惊喜。然而，没有人在码头迎接，我孤身一人，寂寞无聊，当辘辘的马车驶过迷雾重重的街道时，我反而觉得很凄凉扫兴。
不过，那些闻名遐迩的店铺里亮着灯光，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气氛，也给了我些许安慰。当我在格雷律师学院的咖啡馆门前下车时，已经平复了情绪。这儿首先让我想起我当年下榻金十字旅馆那段今非昔比的岁月，然后又让我想到从那以后发生的种种变化，这也是自然而然的。
“请问特拉德尔先生住在学院的什么地方？”我在咖啡馆的壁炉边烤火时，问侍者。
“霍尔本院，先生，二号。”
“特拉德尔先生在律师界的名声越来越响亮，对吧？”
“哦，先生，”侍者回答，“也许是，先生。不过，我不大清楚。”
眼前这位侍者是个中年人，身材瘦削。他求助于一位更权威的侍者——一个体形肥硕、强壮有力的老头儿，他长着双下巴，穿着黑马裤和黑袜子，从咖啡室尽头一个像是教堂执事待的包厢里走了出来。在那儿，陪伴他的是一只装钱的箱子、一本人名地址录、一本开业律师人名年鉴，还有其他账本和文件。
“特拉德尔先生，”身材瘦削的侍者说，“大院里二号。”
强壮有力的侍者挥了挥手要他离开，转身向着我，神情严肃。
“我是问，”我说，“住在大院二号的特拉德尔先生，是否在律师界的名声越来越响亮？”
“从没听过他的名字。”老侍者说着，声音粗哑。
我替特拉德尔感到十分遗憾。
“他一定是个年轻人，对吧？”自命不凡的侍者说着，严厉地盯着我，“他在律师学院待了多长时间？”
“不超过三年吧。”我说。
我估计，这位侍者在那个像教堂执事待的包厢里待了四十年，所以，他不屑于讨论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话题，便问我晚饭吃点儿什么。
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英国，而且确确实实因特拉德尔而感到沮丧，看来他没什么希望了。我和气地点了一份鱼和牛排，然后伫立在壁炉前面，默默地思索着特拉德尔默默无闻的境遇。
当我看着领头侍者离去时，不禁想到，这座使特拉德尔在其中慢慢开成一朵花的花园，是个历尽艰辛才能有所成就的地方，里面弥漫着墨守成规、冥顽固执、一成不变、陈腐阴郁、过时落伍的气息。我环顾了一下整个房间，地面上所铺的沙子，毫无疑问，与领头侍者童年时代的情形一模一样——如果他曾经有过童年的话，不过他看起来不大可能有。从那些锃亮的桌面、平滑如镜的古旧胡桃木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倒影。那些灯盏的灯芯被修剪得很整齐，灯台被擦拭得一尘不染。那些舒适的绿色帷幔，配着纯铜支杆，温馨舒适地围着一个个包厢。两个烧煤的大壁炉里面炉火熊熊。那一排排玻璃滤酒瓶，体形伟岸，似乎让人觉得下面就是几大桶价格昂贵的陈年波尔图葡萄酒。看到这一切，我仿佛觉得，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律界，都确实难以用强攻的办法拿下。我到了楼上自己的卧室，把湿衣服换下来。空旷宽敞、镶嵌着护墙板的老式房间（我记得就坐落在通向律师学院的拱形走廊上面），有着庄严肃穆的四柱大床架、威风凛凛的五斗柜，所有这一切都似乎联合起来，冲着特拉德尔或任何此类勇敢无畏的青年人的命运威严地皱眉瞪眼。我又回到楼下吃晚饭。连吃饭时的从容不迫，这个地方井然有序、沉静无声的气氛——这儿客人稀少，因为漫长的假期尚未过去——甚至都在雄辩地表明，特拉德尔胆大妄为，他未来二十年的生活希望渺茫。
我离开英国以来，从没有见识过这样的情景，这还真击碎了我对朋友的种种希望。领头侍者已经对我腻烦了，不再靠近我的身边，而是神情专注地服侍一位裹着高绑腿的老先生，给他上了一品脱特制波尔图葡萄酒，好像酒是自己从酒窖里主动跑上来的，因为老先生并没有点。另外那个侍者轻轻地告诉我，老先生是已退休的承办产权转让事务的律师，住在广场附近，拥有大笔钱财。据人们猜测，他会把自己的钱财留给替他洗衣服的那个女人的女儿。另外，人们还风传，他的事务所有一整套用餐和喝茶的器具，由于闲置，都失去了光泽。不过，谁也没有亲眼在他的事务所看见多余的匙子和叉子。到这个时候，我心里断定，特拉德尔彻底没有希望了。
然而，由于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亲爱的老朋友，我便匆匆地吃完了晚饭（而我吃饭的样子绝不可能提升自己在领头侍者心目中的形象），然后急忙从后门离开，很快就到了大院二号。门口告示牌上的文字告诉我，特拉德尔住的是顶楼的一套房间，我就上了楼梯。我发现楼梯破旧不堪，每一层楼梯口都点着一盏小油灯，结着灯花，光线微弱，置于肮脏的玻璃罩里，都快熄灭了。
我磕磕碰碰地上楼时，好像听到了一阵欢声笑语，但声音不像是事务律师或者出庭律师发出来的，也不是事务律师的文书或者出庭律师的文书发出来的，而是两三个快乐的姑娘发出来的。然而，当我驻足倾听的时候，碰巧一只脚踩进一个窟窿里（因为堂堂格雷律师学院竟然在这个地方少镶了一块木板），结果跌倒了，发出了响声，但等到我爬起来站稳时，一切都寂静无声了。
接下来的路程中，我便谨小慎微地摸索前行。我找到外门上印着“特拉德尔先生”字样的门口，发现门是开着的，心跳得厉害，就敲了敲门。接着里面传来一阵忙乱的脚步声，就再没有别的什么声音了，于是，我又敲了敲门。
有个身材矮小但机敏的小伙子走了出来，既像是个跑腿的，又像是个文书，一副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不过，他打量着我，好像要为难我，看看我能否证明自己合法的身份。
“特拉德尔先生在里面吗？”我问。
“在，先生，但是他这会儿正忙着。”
“我想见他。”
机敏的小伙子打量了我一阵，决定领我进屋。于是，他把房门开得大了些，先把我领进一个狭窄的门厅，接着进了一个小客厅，来到我的老朋友跟前（他也同样上气不接下气）。只见我的老朋友正坐在写字台边，低着头看文件。
“天哪！”特拉德尔抬起头，大叫起来，“是科波菲尔！”接着，便冲进我的怀里，我把他紧紧地抱住。
“一切都好吧，亲爱的特拉德尔？”
“一切都好，亲爱的、亲爱的科波菲尔，除了好消息就是好消息！”
我们都高兴地哭了起来。
“亲爱的伙伴，”特拉德尔说着，兴奋之下把自己的头发全弄乱了，这个动作本来就多此一举，“最最亲爱的科波菲尔，久别重逢、备受欢迎的朋友啊，见到你别提有多高兴了！看你晒得那么黝黑！我以生命和名誉担保，我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亲爱的科波菲尔啊，从来没有！”
我也同样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一开始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亲爱的伙伴！”特拉德尔说，“你现在可出名啦！了不起的科波菲尔！天哪，你这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从哪儿回来的，一直都在干什么？”
特拉德尔急忙把我按到壁炉边的一把安乐椅上，不间断地问了一连串问题，不容我做出任何回答。他一直用一只手心急火燎地通着炉火，另一只手拽着我的围巾，因为他忙乱之中把我的围巾当成了大衣。他没等把捅火棍放下，就又拥抱我了，我也拥抱了他，然后两个人都哈哈大笑。两个人都擦了眼泪，坐了下来，隔着火炉握手。
“想想看，”特拉德尔说，“你竟然晚回来一步，亲爱的老同学啊，结果没有赶上典礼！”
“什么典礼，亲爱的特拉德尔？”
“天哪！”特拉德尔大声地叫着，还像过去那样眼睛睁得大大的，“你没有收到我的上一封信吗？”
“如果信里提到了什么典礼的话，那我就肯定没有收到。”
“啊，亲爱的科波菲尔，”特拉德尔一边说着，一边双手把头发揪得全都竖了起来，然后把两只手放到我的膝盖上，“我结婚了！”
“结婚啦！”我开心地大声说。
“天哪，是结婚了！”特拉德尔说，“由贺拉斯牧师主婚——跟索菲结婚了——在德文郡。啊，亲爱的老同学，她在窗帘后面呢！看看这儿！”
令我惊诧不已的是，同一时刻，那个世界上最最可爱的姑娘从她躲藏的地方走了出来，哈哈笑着，满脸通红。我认为（其实我当场就忍不住这样说了），世界上再没有比她更高兴、和蔼可亲、真诚坦率、幸福快乐、光彩照人的新娘了。我像对待老朋友那样吻了她一下，全心全意地祝福他们。
“哎呀，”特拉德尔说，“这是多么令人愉快的团聚！你晒得这么黑，亲爱的科波菲尔！天哪，我是多么高兴！”
“我也一样。”我说。
“说真的，我也一样！”索菲说着，满脸通红，哈哈大笑。
“我们要多高兴有多高兴！”特拉德尔说，“甚至连那些姑娘都一样高兴，哎呀，可不是，我把她们忘了！”
“忘了谁？”我问。
“那些姑娘啊，”特拉德尔说，“索菲的姐妹们。她们都在我们这儿，来伦敦见见世面。实际情况是，刚才——上楼时摔一跤的是你吧，科波菲尔？”
“没错。”我说着，哈哈笑了起来。
“那好，你上楼摔一跤的时候，”特拉德尔说，“我正和几个姑娘闹着玩呢。实际上，我们在玩抢壁角游戏。但是，因为这种游戏不能在威斯敏斯特大厅玩，而且如果让来打官司的当事人看见了，那会看上去不成体统，所以，她们急忙跑开了。她们正在——听，我毫不怀疑。”特拉德尔说，瞥了一眼另一个房间的门。
“对不起，”我说，又哈哈大笑起来，“搅散了你们的游戏。”
“说真的，”特拉德尔接话说，兴致勃勃，“如果你在敲了门之后，看到她们跑开，然后又跑回来捡头发上掉下来的梳子，再接着疯疯癫癫跑开的样子，恐怕你就不会这样说了。亲爱的，你去把姑娘们叫来好吗？”
索菲步伐轻盈地走开了，接着，我们听到隔壁房间里传来一阵欢声笑语。
“真是悦耳动听，对不对，亲爱的科波菲尔？”特拉德尔说，“听起来很舒服，使这些陈旧的房间充满了喜庆欢乐的气氛。你知道的，对一个孑然一身、可怜巴巴的单身汉来说，这的确妙不可言，令人陶醉啊。可怜的姑娘们，索菲一离开，她们遭受的损失就大啦——我实话告诉你，科波菲尔，索菲现在是，过去一直是，最最可爱的姑娘！看到她们这
么兴高采烈，我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高兴。和姑娘们待在一起是件十分惬意的事，科波菲尔。这虽然不符合职业要求，但是很令人快活。”
我注意到特拉德尔有点儿语无伦次，于是明白了，他这是出于好心，担心自己说的话会勾起我的痛苦。所以，我坦然地表示同意他的看法，他听后显然变得非常轻松愉快。
“不过这么一来，”特拉德尔说，“实话实说，我们在家务方面的安排就完全不符合职业要求，亲爱的科波菲尔，就连索菲待在这儿都不成体统。可我们又没有别的住处。我们既然划着小船进入大海，也就做好了历尽艰辛的准备。索菲可是个非同寻常的理家能手！如果你知道姑娘们是怎样挤着住下来的，你准会吃惊。说实在的，我都不知道事情怎么安排下来的。”
“有很多姑娘同你们住在一起吗？”我问。
“老大，也就是那个大美人儿在这儿，”特拉德尔说着，说话声音压得很低，“名字叫卡罗琳。萨拉也在这儿——你知道，就是我过去跟你说过的那个，脊椎有点儿毛病，现在情况好多了！还有索菲负责教育的那两个最小的在这儿。路易莎也在这儿。”
“可不是嘛！”我大叫起来。
“真是，”特拉德尔说，“你看，整套房子——我说的是单人套间——就只有三个，但是索菲神奇地把姑娘们安顿下来了，而且她们睡得要多舒适有多舒适。三个住那个房间，”特拉德尔指着，“两个住这个。”
我忍不住环顾四周，想找一下剩下归特拉德尔先生和特拉德尔太太的房间。特拉德尔明白了我的意思。
“嘿！”特拉德尔说，“就如我刚才说过的，我们做好了历尽艰辛的准备。上个星期我们就在这儿的地板上临时搭了个铺位。不过，楼顶还有个小房间——很温馨的一个，你上去看看就知道了——索菲亲手糊了墙纸，可让我吃惊啦。那是我们目前住的房间。那可是个一等一的吉卜赛式小天地，视野非常开阔。”
“你终于幸福美满地结婚了，亲爱的特拉德尔！”我说，“我是多么高兴！”
“谢谢你，亲爱的科波菲尔，”我们再一次握手时，特拉德尔说，“是啊，我别提有多高兴啦。那是你的老朋友呢，你看看，”特拉德尔说着，以胜利者的姿态朝那花盆和底座点了点头，“还有那张大理石面的桌子！你注意到了吧，所有的家具都朴素适用。至于银餐具，天哪，我们连一把银茶匙都没有。”
“一切都有待工作挣来，对吧？”我兴致勃勃地说。
“确实如此，”特拉德尔回答，“一切都有待工作挣来。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可以叫作茶匙的东西，因为我们总归要搅拌茶的。不过，那是不列颠合金的。”
“等有银的时候，银的会显得更加锃亮。”我说。
“我们也是这么说的！”特拉德尔大声地说，“你看，亲爱的科波菲尔，”他说话的声音又压得很低了，“我已经发表了‘吉卜斯控告威戈泽尔’这个模拟诉讼案的辩护，这次辩护对我干上律师这一行起了很大的作用。之后，我便去了德文郡，同贺拉斯牧师私下里进行了一次严肃认真的交谈。我反复强调这样一个事实，索菲——我向你保证，科波菲尔，可是个最最可爱的姑娘——”
“我确信无疑，她是这样！”我说。
“她确实是！”特拉德尔接话，“但是，恐怕我离题了。我刚才提到贺拉斯牧师了吗？”
“你说你反复强调这样一个事实——”
“真的！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我和索菲已经订婚很久，而索菲呢，只要她父母赞同，就很乐意同我——一句话，”特拉德尔说着，还像昔日那样露出坦率的笑容，“在眼下只有不列颠合金的生活条件下过日子。很好。于是，我向贺拉斯牧师提议——他真是个卓越的牧师，科波菲尔，其实应该当上主教，至少也应该丰衣足食，不像现在这样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如果我能够苦尽甘来，比如一年挣上两百五十英镑，而且明年就有把握挣到这个数，甚至挣到更多，此外，还可以简朴地配备一个这样的小住处，我就应该可以和索菲结婚了。我大胆冒昧地说出，我们耐心地等待了许多年，虽然索菲在家里作用巨大，但她充满慈爱的双亲不应该据此反对她成家的事情吧——你说呢？”
“当然不应该。”我说。
“你这样想，我很高兴，科波菲尔，”特拉德尔接话，“因为我并没有要责怪贺拉斯牧师的意思，我确实认为，在这类事情上，父母、兄弟，等等，有时是很自私的。对啦！我还指出，我真心诚意地期望自己对那个家庭能有所帮助，要是我事业上有了起色，无论他遇到了什么事情——我指的是贺拉斯牧师——”
“我知道。”我说。
“或者指克鲁勒太太——能够做姑娘们的监护人，我也就心满意足了。贺拉斯牧师的举止态度令人敬佩，回答的话令我感动不已，还主动说服克鲁勒太太同意这种安排。他们为了说服她，可费了很大的劲儿。它从腿部上升到胸口，然后进入脑袋——”
“什么东西上升了？”我问。
“她的悲痛，”特拉德尔回答，表情很严肃，“她的全部感情。正如我先前有一次说过的，她是个很出色的女人，但是下肢瘫痪，不管用了。不管出现什么让她伤心烦恼的事，痛苦通常会集中到她的两条腿上，但是，这一回上升到了胸口，然后又到了脑袋里，一句话，出现了一种吓人的状态，遍布全身。然而，他们锲而不舍地真情呵护，使她挺了过来。到昨天，我们结婚六个星期了。当我看到他们全家人号啕大哭，朝四处晕过去时，科波菲尔，你简直不知道我感觉自己是怎样的一个恶魔！我们离开那儿之前，克鲁勒太太都不见我——到这时，她都因为我夺走了她的女儿而不能原谅我——不过，她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从那以后，她就原谅了我。就在今天早上，我还收到她的一封令人高兴的信。”
“一句话，亲爱的朋友啊，”我说，“你该享受的福气，享受到了！”
“哦！这是你的偏爱！”特拉德尔大笑着说，“不过，说实在的，我的情况确实令人羡慕，我工作卖力，孜孜不倦地攻读法律，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却一点儿也不介意。我白天把姑娘们藏起来，晚上便陪她们一起玩。我实话对你说，我感到很遗憾，因为她们星期二就要回家了，也就是米迦勒节的头一天。不过，你看，”特拉德尔结束了他的悄悄话，高声地说，“姑娘们来了！科波菲尔先生，这是卡罗琳小姐——萨拉小姐——路易莎小姐——玛格丽特和露西！”
她们真是一簇艳丽完美的玫瑰花，看上去健康活泼，富有生气。她们全都美丽可爱，卡罗琳小姐健美俊秀，但是，索菲光彩照人的容貌里有一种温柔可爱、乐观豁达和平易近人的气质，比起美貌来更宝贵，这使我确信我的朋友选对了人。我们全都围着火炉坐着，同时，那个机敏的小伙子（我现在猜到了）——他先前之所以上气不接下气，那是忙着把文件摆出来，现在又搬走，拿出了茶具。忙完之后，他便砰地把外室的门关上，告辞歇息去了。特拉德尔太太当起了家庭主妇，眼睛里闪烁着愉悦而又恬静的光，沏好了茶，然后静静地坐在靠近火炉的一个角落里，烤起面包片来。
她见过阿格尼斯了，她边烤面包片边告诉我。“汤姆”带她去肯特郡度蜜月，她在那儿还见到了我的姨奶奶。姨奶奶和阿格尼斯都很好，她们谈的都是关于我的事情，没有谈别的。她确实相信，在我整个离家远行期间，“汤姆”一直想着我。“汤姆”在一切事情上都是权威。“汤姆”显然成了她生活中的偶像，他牢牢地坐在基座上，任何动荡都动摇不了他，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她都全心全意地信赖他，永远崇拜他。
索菲和特拉德尔两个人都对那个大美人儿表示尊敬，这令我很高兴。这并不等于我认为这是合乎情理的，不过令人开心，实际上这是他们性格的一部分表现。如果说特拉德尔须臾想念过那些有待他挣钱去买的茶匙的话，我毫不怀疑，那一定是他把茶端到大美人儿手上的时候。如果说他那贤淑的妻子会对哪个人独断专行的话，我可以肯定，那只是因为她是大美人儿的妹妹。我注意到，大美人儿身上偶尔会流露出一点儿娇生惯养和执拗任性的习性。显而易见，特拉德尔和他的妻子有着与生俱来的天赋，如果说大美人儿生来就是只蜂王，他们就是工蜂，那么他们对此再满足不过了。
不过，他们的忘我精神令我着迷。他们为姑娘们感到骄傲，对她们所有的奇思妙想百依百顺。我很想看到种种琐事令人心悦诚服地证明他们自身的美德。特拉德尔那些大姨子、小姨子一晚上要对他“亲爱的”“亲爱的”呼来唤去至少十二次，时而叫他拿什么东西到这儿，时而搬什么东西到那儿，时而把什么东西拿起，时而把什么东西放下，时而找这个，时而取那个。她们离开索菲，也什么事都做不了。有人的头发散落下来，只有索菲才能帮她理好。有人忘记了某支曲子，哼不下去，只有索菲能够准确地哼出来。有人想记起德文郡某个地方的名字，只有索菲知道。有什么事情需要写信回家，只有依赖索菲早餐前就把信写好。有人编织什么东西出了差错，只有索菲能够把出错的地方纠正过来。她们是这个家里十足的公主小姐，索菲和特拉德尔则是伺候她们的。索菲一生中照顾过多少个孩子，我无法想象，但是，她似乎熟悉每一种唱给孩子们听的英语儿歌，能够用世界上最最清脆的嗓音，按照别人点的，一支接一支地唱上几十支（每个姐妹点的都是不同的曲子，大美人儿一般都是最后一个）。这一切令我着迷。最最了不起的是，姐妹们尽管呼来唤去，百般苛求，但她们对索菲和特拉德尔两个人都怀着深深的爱意和敬意。我可以肯定，当我向他们告辞，特拉德尔要出门同我一起走到咖啡馆时，我觉得自己从未见过长着一头难以控制的或者别的什么类型头发的脑袋在如此雨点般的吻别中转来转去。
总而言之，回到咖啡馆，我向特拉德尔道了晚安之后，还情不自禁地久久回味着刚才看到的情景。如果在那萧疏的格雷律师学院住宅楼的屋顶上有一千朵玫瑰怒放，那也不及上述情景的一半那样使它生辉。想到在冷漠迂腐的法律文书代写人中和事务律师的事务所里来了那些德文郡的姑娘，想到在吸墨粉、羊皮纸、扎公文的红带、灰色的封笺纸、墨水瓶、便笺稿纸、法律报告、讼状、布告、诉讼费清单等等形成的阴郁气氛中有了茶水、烤面包片和孩子们的歌声，几乎令人欣喜不已、遐想连连，我仿佛梦见声名显赫的苏丹王族进入事务所，把会说话的鸟、会唱歌的树，还有金水河的水带进了格雷律师学院的大厅。不知怎的，我发现，那天晚上离开特拉德尔返回咖啡馆之后，我原先对他的绝望态度有了巨大的改变。我开始认为，在英国，尽管许许多多领头侍者心里分等级，但是特拉德尔一定会有所成就。
我挪了一把椅子，坐到咖啡馆一个壁炉前，悠闲地思忖起特拉德尔的事情来。慢慢地，从想着他的幸福美满，转而想起熊熊煤火里的景致，当那煤火构成的景致爆裂和变化之后，我又想起了自己一生中经历的种种枯荣沉浮和生离死别。自从三年前离开英国之后，我就没有见到过煤火，只目睹过许许多多柴火，木柴烧成了灰白色的灰烬，同炉**羽毛似的灰堆融为一体。当时，我处在悲观绝望的心境，那情景正好也象征着自己幻灭的希望。
现在，我已能够追忆过去的事情，虽然心情沉重，但并不感到那么痛苦，也能够振作精神展望未来。说到家庭，就其严格的意义对我而言，已经不复存在了。而我却让那个我本来可以与其进一步滋生爱情的她成了我妹妹。她终归要结婚嫁人，柔情蜜意要倾注到新的人身上去。如果事情朝着这一个结果发展，她就永不可能知道我对她的爱。没错，我应该为自己的轻率行为付出代价，这真是自食其果。
我思忖着，自己的心是否在这方面真正受到了磨砺，
是否能够坚定地承受这种结果，是否能够在她的家庭中平静地占有一个位置，就像她曾经在我家庭中占有一个位置一样——恰在这个时候，我的目光突然落在了一张面孔上，它就像是从炉火中冒出来的，勾起了我早年的回忆。
那是身材瘦小的奇利普先生，就是本传记第一章中提到的那位医生，我对他满怀感激，因为他为我的降生出了大力。只见他坐在我对面一个昏暗的角落里看报纸。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岁月留痕，他也受到了影响，但是，性情温和、为人谦逊、面色平静、身材矮小的他不那么显老，所以，我认为他看上去就和当初坐在我家客厅里等待我降生时的样子差不多。
六七年前，奇利普先生离开了布兰德斯通。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见过他。这会儿他正平静安详地坐在那儿专心地看着报纸，小脑袋歪向一边，胳膊肘边放着一杯热的尼格斯酒。只见他谦和友善，好像是冒昧地看了那张报纸而向它道歉似的。
我走到他坐的地方，开口说：“您好啊，奇利普先生！”
面对一个陌生人突如其来的问候，他显得很紧张，然后慢条斯理地回答：“谢谢您，先生，您真好。谢谢您，先生。但愿您也很好。”
“您不记得我了吗？”我说。
“呃，先生，”奇利普先生回答，然后打量着我，露出谦和的微笑，摇了摇头，“我隐隐约约有些印象，觉得您有点儿面熟，先生，但我真的想不起您的尊姓大名。”
“可您知道，早在我自己都不知道之前，您就知道它了。”我回答。
“真是这样吗，先生？”奇利普先生说，“是不是有可能，我有幸替您接——”
“是啊。”我说。
“天哪！”奇利普先生大声地喊着，“但是，毫无疑问，从那以后，您一定变化很大了吧，先生？”
“也许吧。”我回答。
“啊，先生，”奇利普先生说，“如果我不得不问一问您的尊姓大名，希望您会原谅吧？”
我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他，他感动不已，郑重其事地同我握手——这对他而言无疑是一种激烈的举动，因为他平常只是把自己那只温热的像把分鱼刀一样的手伸到离臀部一两英寸远的地方，任何人握住它都会显得惶恐。即便现在，他手一松开，便立刻放进外衣的口袋里了，似乎只有手安全地缩回去之后，心里才能安定。
“天哪，先生！”奇利普先生一边说，一边歪着脑袋打量着我，“是科波菲尔先生，对不对？啊，先生，如果我刚才冒昧地仔细认真看看您，我想自己是认得出您来的。您和您已故的父亲很相像啊，先生。”
“我没有福气见到自己的父亲。”我说。
“确实是啊，先生，”奇利普先生说，语气中透着对我的安慰，“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这都是一件令人非常遗憾的事！不过，对于您的大名，在我们那一带，先生，”奇利普先生说，小脑袋又一次缓慢地摇晃起来，“并不是一无所知。您这儿一定很兴奋吧，先生，”奇利普先生一边说，一边用食指轻轻地敲打自己的前额，“您一定发现这是个很费脑伤神的职业吧，先生！”
“您现在住在哪个地方？”我问，同时在他旁边坐下来。
“我住在离伯里·圣埃德蒙兹几英里远的地方，先生。”奇利普先生说，“奇利普太太依照她父亲的遗嘱，在那个地方继承了一份小产业。我便弄到了一个在那儿开业行医的执照，而您听后会很高兴，我的业务做得很好。我女儿现在长成大姑娘啦，先生，”奇利普先生说着，小脑袋又摇晃了一下，“就在上个星期，她母亲把她的长裙放下了两个褶子。您看，时间过得真快，先生！”
矮个子一边畅谈着自己的感想，一边把空的酒杯递到自己嘴边。这时，我向他提议再把酒杯斟满，我乐意陪他再喝一杯。“啊，先生，”他慢条斯理地回答，“我已喝得超出平常的量了，但是我很乐意同您交谈。当年您出疹子时，我有幸为您诊疗，那事情好像就在昨天。您那疹子出得可真顺畅，先生！”
我对他的称赞表示谢意，然后要了尼格斯酒。很快酒就上来了。“这真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放纵啊！”奇利普先生一边说着，一边搅动着杯中的酒，“但是，我不拒绝这样难得的好机会，您还没有重组家庭吧，先生？”
我摇了摇头。
“我知道您几年前遭受了丧妻之痛，先生，”奇利普先生说，“我是从您继父的姐姐那儿听说的。那可是个坚定果断的人物，对不对，先生？”
“啊，说得没错，”我说，“够坚定果断。您在哪儿见到的她，奇利普先生？”
“您不知道吗，先生？”奇利普先生说着，露出了最最温和的笑容，“您继父又成我的邻居啦。”
“不知道。”我说。
“他真的又成我的邻居啦，先生！”奇利普先生说，“娶了当地的一位年轻姑娘，有一份可观的小产业做陪嫁，可怜的姑娘——您现在干的是费脑伤神的事情，对吧，先生？就不觉得劳累吗？”奇利普先生说着，像一只知更鸟似的，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
我回避了他提出的问题，话题又拉回默德斯通姐弟身上。“我知道他再婚了，您给那个家庭看病吗？”我问。
“不常去，倒是去过，”他回答，“从颅相学的角度来看，默德斯通先生和他姐姐身上有关个性坚定的器官很结实，先生。”
我表情丰富地看了看他作为回答，奇利普先生因此受到了鼓舞，再加上尼格斯酒的作用，脑袋就短促地摇了几下，神态若有所思，大声地说：“啊，天哪！我们牢记着昔日的时光，科波菲尔先生！”
“那姐弟俩在重蹈覆辙，对吧？”我说。
“哦，先生，”奇利普先生回答，“对于一个行医治病的人来说，经常要走家串户，照理说，职业之外的任何事情都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然而，我还是得说，他们为人处世很严厉，先生，无论今生还是来世，都是如此。”
“我敢说，来世的事情和他们没有多大关系，”我回答，“而对于今生，他们在做些什么呢？”
奇利普先生摇了摇头，搅动着尼格斯酒，呷了一口。
“她是个美丽迷人的女人，先生！”他说，语气中透着伤感。
“是说现任默德斯通太太吗？”
“确实是个美丽迷人的女人，先生，”奇利普先生说，“我可以说，她亲切和气，真是少见！奇利普太太的看法是，自从嫁给他之后，她可就完全精神崩溃了，郁郁寡欢，都要发疯了。小姐太太们，”奇利普先生怯生生地说，“可都是了不起的观察家啊，先生。”
“我认为，面对他们那可恶至极的性格塑造模式，她就得俯首顺从，彻底崩溃，愿上帝救救她！”我说，“而且她已经那样了。”
“啊，先生，刚开始时，他们吵得可凶啦。我可告诉您，”奇利普先生说，“但是，她现在成了个影子。我实话告诉您，自从那位当姐姐的来帮忙之后，姐弟俩便联合起来，把她折磨成近乎呆傻无能了。我这样对您说，不会显得唐突吧，先生？”
我告诉他，我完全相信他的话。
“那在您我之间，先生，我说起来就没有顾虑啦，”奇利普先生说，又呷了一口尼格斯酒，以便给自己壮胆，“她母亲就死在这上面——或者说，霸道的作风、阴郁的氛围和焦虑的心情把默德斯通太太弄得近乎呆傻无能了。先生，她嫁人之前可是个性情活泼的年轻女人，他们阴郁的态度和严酷的作风把她毁了。他们现在对待她，更像是看守，而不是丈夫和大姑子的态度。就在上个星期，奇利普太太这么对我说来着。我实话对您说吧，先生，小姐太太们可都是了不起的观察家。奇利普太太本人就是个了不起的观察家！”
“他还那么阴沉着脸标榜自己笃信宗教吗（我羞于把宗教这个词这样联系着用）？”我问。
“您说到点儿上了，先生，”奇利普先生说，由于饮酒过量，受不了这么重的刺激，他两只眼睛的眼皮全都红了，“奇利普太太说了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话，这是其中的一句。奇利普太太指出，”他接着说，面色极为平静，语速极为缓慢，“默德斯通先生给自己立了一尊偶像，称为‘神圣的天性’。她的话像电击到我一般。先生，我向您保证，奇利普太太说这话时，您用一支笔上的鹅毛就可以把我打倒在地。小姐太太们是了不起的观察家，对不对，先生？”
“女人的本能就是这样。”我说，令他高兴不已。
“您赞同我的看法，我真是感到高兴，先生，”他接过话说，“我实话对您讲，我并不经常发表与行医治病不相关的看法。默德斯通先生有时还会当着公众的面演讲，而且据说——一句话，先生，据奇利普太太说——他近来越来越专横跋扈，他的主张越来越凶狠残忍。”
“我认为奇利普太太的看法完全正确。”我说。
“奇利普太太甚至还说，”态度最最谦和的小个子备受鼓舞，接着说，“被这样一类人误称为宗教的东西，实际上是他们发泄恶劣情绪和傲慢性格的借口而已。我必须说，先生，”他把头略微歪向一边，继续说，“您知道吗？我在《新约》里根本找不到默德斯通先生和默德斯通小姐所谓的依据。”
“我也没有找到。”我说。
“同时，先生，”奇利普先生说，“他们很不招人喜爱。由于他们动不动就诅咒每一个不喜欢他们的人下地狱，我们那一片要下地狱的可多啦！不过，正如奇利普太太说的，先生，他们一直受到惩罚。因为人们要求他们反躬自省、自食其心，而他们的心可不是什么好吃的东西。对啦，先生，如果您不介意我老话重提，还是说说您费脑伤神的事情吧。您的大脑是不是经常处于兴奋状态，先生？”
我发现，奇利普先生喝多了尼格斯酒，大脑处于兴奋状态，注意力从这个话题转移到我的事情上面，这并不困难。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他喋喋不休，谈到了很多事情。其中我了解到，他要在一个精神病学委员会上给一个因饮酒过度而精神错乱的病人提供精神状态方面的医学证据，这才到格雷律师学院的咖啡馆来。
“实话告诉您吧，先生，”他说，“在这样的情形下，我精神特别紧张，经不住人家所谓的威胁，先生，会被弄得胆怯气馁。您知道吗？科波菲尔先生，您出生的那天晚上，那位可怕的女士的行为把我吓着了，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恢复过来。”
我告诉他，翌日一早我就要去看望我的姨奶奶，就是那天晚上吓着他的女士。我还告诉他，姨奶奶是最最心地仁慈、品德高尚的女人之一，如果他对她有进一步的了解，就会明白这一点。但是，奇利普先生一想到有可能还会见到她，似乎就战战兢兢了。他脸色苍白，悻悻然地微笑着回答：“她真是那样吗，先生？真的吗？”于是，他几乎立刻要了一支蜡烛，上床睡觉去了，好像待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安全一样。他实际上并不是因为喝了尼格斯酒身子才摇摇晃晃的，我倒是觉得（在那个令人难忘的晚上，我姨奶奶失望之下用自己的帽子打了他一下），比起当时的情形，他那平和舒缓的小脉搏一定每一分钟要多跳一两下。
到了半夜，我疲惫不堪，这才上床睡觉。次日，我在去多佛尔的公共马车上待了一天。姨奶奶在喝下午茶的时候，我平安到达，一头闯入她那个老客厅（她现在戴了眼镜），受到了她、迪克先生和亲爱的老佩戈蒂的欢迎。他们全都张开双臂欢迎我，兴高采烈，热泪盈眶。佩戈蒂现在是姨奶奶的管家。当我们开始平静地交谈时，姨奶奶乐不可支，因为我讲到了如何遇上奇利普先生，还有他想到她都胆战心惊的情形。谈到我已故母亲的第二任丈夫和“那个杀人犯的姐姐”，姨奶奶和佩戈蒂两个人有很多话要说——我认为，不管遭受任何痛苦或者惩罚，姨奶奶都不会用任何教名或者别的称呼来称呼那个女人。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