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火炸药黑火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火药的发明和运用于军事，使兵器发生了一次深刻的革命，从而由冷兵器时代进入了火兵器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一些国家又研究出栗色火药、无烟火药和各种炸药，用于枪炮作发射药和弹体炸药，黑火药的使用范围则大大缩小。中国近代兵器工业建立初期，枪炮发射药和弹体炸药均为黑火药，基本购自西方国家，并称之为洋火药。我国采用机器生产黑火药始于天津机器局。88年，天津机器局自英国购买机器，于870年建成一座生产黑火药的工厂，这是中国第一个以蒸汽为动力，用机器生产黑火药的工厂。继之各兵工局厂也纷纷仿造各种规格的黑火药。虽然工厂较多，但是产量并不大，据对874至9年期间的不完全统计，各厂共生产黑火药92万磅。
随着远程火炮的出现，需要燃速较慢的火药。为降低燃速，美国于88年至882年期间，采用降低制造火药所用木材的焙烧温度制成棕色木炭以代替黑色木炭，将火药配方中的硫磺比例降低，用水压机将火药压成高密度、单孔或多孔的几何形状药饼（也称藕形饼），再经低温烘干，制成火药，因其颜色为栗色，故称栗色火药。我国生产栗色火药的仅有两家，天津机器局自887年开始仿制，898年具有年产栗色火药20万磅的生产能力；江南制造局893年开始制造栗色火药。自无烟火药、苦味酸和梯恩梯炸药出现，取代了黑火药和栗色火药作枪炮发射药和弹体炸药，此后黑火药和栗色火药的使用范围更加缩小。
我国化学家徐寿、徐建寅父子于87至874年，在江南制造局制成镪水棉花火药，这是中国最早制造的硝化棉，但未正式投入生产。天津机器局自88年开始仿制硝化棉，883年获得成功，随后建厂大量生产，这时生产的硝化棉，主要充当炸药使用。中国无烟药的仿制与生产始于江南制造局。893年，江南制造局从德国购进无烟药生产设备一套，895年建成投产，这是中国最早的生产无烟药的工厂。此后天津机器局、湖北钢药厂、德州北洋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广东制造军械总厂等纷纷建厂生产无烟药。它们的建立，初步形成了我国的无烟药工业，仿制生产出各种枪炮所需的不同品种规格的发射药。
中国猛炸药的试制与生产起步较晚。95年，北洋政府陆军部军械司徐尚武试制成功苦味酸，但未投入生产。直到汉阳火药厂922年和924年先后研制成功苦味酸和梯恩梯以后，我国才开始小批量生产这种炸药。
化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由于贸易的不断发展，西方近代化学化工知识逐渐传入我国，中国近代化工技术由此而萌芽。
（一）西方化学化工知识传入时期（840—900）.
化学知识的传入。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兴办了工厂和矿山，修铁路，办电报，办学堂，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包括化学知识也陆续传入中国。855年，英国医生霍森（bejamihobso）编著的《博物新编》在中国出版，其中第一集介绍了西方近代化学知识，谈及化学元素有5种，介绍了氧（书中称“养气”或“生气”）、氢（“轻气”或“水母气”）、氮（“淡气”）、一氧化碳（“炭气”）以及硫酸（“磺镪水”或“火磺油”）、硝酸（“硝镪水”或“水硝油”）、盐酸（“盐镪水”）等的性质和制造方法。此外，88年京师同文馆出版的《格致入门》中也介绍了一些化学知识。第一位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近代化学知识来我国的学者是徐寿（88—884）。他在江南制造局参加西方科技书籍的编译工作前后达7年，共编译书籍3种，其中大多数是化学方面的著作。87年他翻译出版了《化学鉴原》一书，书中概述了一般化学教科书的内容，包括一些基本理论和各种重要元素的性质。此书曾风行一时，“对西方近代化学知识在我国的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此书述及的元素已有4个，徐寿首创的以西文第一音节造字的原则，被后来的中国化学界所接受，一直沿用至今。此外，他还译有其他化学著作，如《化学鉴原续编》，内容是有机化学方面的知识，《化学鉴原补编》介绍了无机化合物的知识，《化学考质》内容是定性分析，《化学求数》介绍定量分析，《物体遇热改易记》介绍了物理化学知识。8年，徐寿的儿子徐建寅（845—90）翻译出版了《化学分原》，介绍了定性分析的知识。
以上书籍的出版，较系统地介绍了当时西方化学知识的各个方面，为近代化工技术在中国的萌芽创造了条件。
2.化工技术的传入。
随着化学知识的传入，化学工艺操作和技术也陆续传到了中国。880年，徐建寅和汪振声合译的《化学工艺》出版，书中介绍了制酸制碱等化工工艺知识。883年前后，徐寿还和一些人发起成立了“格致书院”，在这里举办一些讲座或科学讨论会，也向听讲人作示范性的化学试验。
化工工艺知识的传播促进了化工产品的制造生产。英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首先在我国开设化学工厂，如853年，英商就在上海开办老德记药房，用以配制西药。870年英国人在上海开办美查肥皂厂生产肥皂等产品。889年英商在上海开办美查制酸厂（后来改名为江苏药水厂），用铅室法生产硫酸，供银炉业提炼金银用。这一时期，中国的官办和民办企业也开始生产一些化工产品87年上海江南制造局建成了采用铅室法技术制硫酸的工厂。87年天津机械局建立淋硝厂，也采用铅室法生产硫酸，日产量达年上海燧昌自来火局开始生产火柴，888年叶澄衷在上海创办“燮昌火柴第一厂”，每日可产梗硫磺火柴3万盒，约占当时全上海火柴日产量（包括外商办的火柴厂年，叶澄衷又在湖北汉口创办“燮昌火柴第二厂”，生产价廉物美的“双狮”牌火柴。889年唐廷枢创办唐山细棉土厂（今启新水泥厂）开始生产水泥。895年江南制造局试制成功无烟火药，并在上海建立了单基无烟火药厂。
（二）化工技术的萌芽时期（90—99）
随着化学化工知识的传入和少量化工产品的生产，二十世纪初，中国的近代化工技术进入萌芽阶段。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国输入中国的商品减少，稍具规模的民族工业开始生产纯碱、硫酸铵化肥和一些轻化工产品，中国基础化学工业由此起步.
制碱。
纯碱是一种基本化工原料，制碱工业是中国化学工业中历史最久的行业。903年，内蒙古鄂托克旗王爷下令放垦土地，山西人李京客在白彦淖设立“大兴号”作坊，开始生产锭子碱。后来，山东人郭永熙设立“天聚泉”碱厂，每年可产0万公斤的碱锭。其生产工艺为将取自碱湖里的碱块放入化碱锅化成**，除去泥沙杂草后澄清，加入熬碱锅熬浓结成碱锭。每口锅出一个碱锭子，约50公斤。山西人郑氏（名字不详）在郭永熙之后，在内蒙古察尔汗也用相同方法生产锭子碱。
90年，北京人董立衡买下吉林省大布苏湖的开采权，成立“天惠”公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982年版，第20页。司，生产面碱。其生产工艺与天聚泉厂基本相同，年产面碱700—800吨，产品畅销东北三省。由于质量好，每年还有相当数量的面碱出口日本，为当时天然碱工业之最。与此同时，有人在吉林省双辽县创办郑家屯鱼碱公司，在玻璃山设有7家作坊生产面碱（年产900吨）和砖碱（年产20吨），从业人员达05人。在20世纪初至大连碱厂投产前30年间，天惠和郑家屯鱼碱公司的产品基本控制我国东北市场。
97年，范旭东创办永利制碱公司（后改名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99年在塘沽建设永利碱厂，采用苏尔维法（solvayroess）生产纯碱。但这一技术当时为苏尔维公司所垄断，从美国买到手的只是落后的设计图纸和设备。范旭东邀请当时在美国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化学家侯德榜回国担任总工程师。在没有专利的情况下，从事制碱技术的探索，经过3年多的艰苦努力，终于在924年生产出第一批纯碱。
2.制酸。
硫酸工业在中国起步较早，继十九世纪下半叶江南制造局和天津机械局用铅室法生产硫酸之后，98年河南巩县兵工厂首次采用当时先进的接触法工艺生产硫酸。此厂用煅烧硫磺产生二氧化硫，再通入空气在催化剂铂作用下生成三氧化硫，进而得到硫酸。
3.氮肥。
中国最早生产的氮肥是硫酸铵。9年，抚顺煤矿门德式煤气工厂，采用硫酸吸收煤气中的氨这一工艺，生产硫酸铵。99年鞍山制钢所开始炼焦，并用同样方法副产硫酸铵肥料。用以上方法生产的硫酸铵产量极小，谈不上规模生产。
4.轻化工。
这一时期，我国民族资本家在沿海城市陆续建起几个化工厂生产轻化工产品。95年上海建起了开林油漆厂和瑞太石粉厂。98年在上海开设振华油漆厂和永和实业公司，主要生产厚漆、喷漆。98年日本人在大连设厂开始生产二硝基氯苯及硫化黑染料，年生产能力后来达到2000吨。次年，中国商人开始在青岛、上海、天津等港口城市创办了一些染料厂，主要生产硫化染料，所需中间体从国外进口，大多是将国外的原染料运来后拼成各种商品染料。99年上海大丰化工厂开始生产无机盐类产品。
95年，归国华侨在广州开设“广东兄弟创制树胶公司”，开始生产胶鞋。此后在上海相继建立上海正泰化工厂、大中华橡胶厂，它们生产的双钱牌，箭鼓牌胶鞋和回力牌球鞋等产品，在东南亚享有一定的声誉。99年由袁良、钱赏延等集资设立北京溥益实业公司，在山东设制糖厂和酒精厂，利用甜菜作原料，用双碳酸法制白糖，日产糖可达50吨，用糖密发酵法制酒精，每日可生产9％的酒精7000余磅。
上述化工厂生产所需的原料、设备，部分或全部需依赖进口，生产技术大多十分落后，中国化学工业还要走很长的路。
第六节轻工业纺织从840到99年，我国的纺织技术就总体来说，经历了由引进西方技术，逐步推广集中性工厂化生产，到开始消化仿制动力纺织机器的过程。即由手工业逐步向近代大工业过渡。
（一）840年前后我国纺织技术状况.纺纱技术。
840年前后，我国手工纺纱机器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纺纱有多种形式复锭脚踏纺车，一人可以同时纺2—3根纱。欧洲产业革命前也曾出现过有2个锭子的纺车，但“能够同时纺2根纱的纺纱工人，几乎和双头人一样不易找到”。
合股拈线广泛采用20锭转轮推车式拈线架和5锭退绕上行式竹纺车，这也都适于相当规模的手工作坊使用。
以上这些与西欧产业革命时期所推广的机器相比，纺车上还缺抽长拉细的牵伸机构，因此牵伸是在人手和锭尖之间进行，难以多锭化。至于拈线则除了未使用“二次能源”（蒸汽发动机）之外，一点也不落后。而且诸如上行式加拈方法，现代最新式拈线机上还在采用。
2.机织技术。
840年以前，我国的手工机织技术，在制造高档、精美产品的领域中，也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各地因地制宜广泛使用传统的大花本花楼机、丁桥2形多综多蹑（踏板）机、竹笼式提花机、绞综纱罗织机等多种织机，用来织造丰富多彩的丝、麻、棉、毛织品。大花本花楼机传到欧洲后，法国人发明了回转打孔纹版和横针来代替线编花本，用来作为花纹信息的存贮器。后来又加上动力驱动，到80年造出了贾卡提花机。多综多蹑机用纹链和转子取代蹑和丁桥，加上动力驱动，就成为近代多臂织机。纹综纱罗织机更换了综的材料，加上动力驱动，就成为近代纱罗织机。这些织机近代化的改造，虽都由欧洲人完成，但渊源关系是很明显的3。
用于生产大宗织物的，840年之前我国早已普及了脚踏提综开口、手投梭的狭幅木织机。大多数用水平式机架，局部地区也有采用直立式的。十八世纪中期，欧洲人发明了手拉滑块打击梭子，使其沿筘座旁的走梭板往复滑溜的“飞梭”机构。以后，又发明了用踏盘（凸轮）压镊代替足踏，曲轴推筘打纬代替手拉，再加上动力驱动，就演变成近代的“力织机”。
西欧产业革命以后，动力纺织机器连同工厂化大工业生产方式逐步传入我国。
（二）动力纺织机器的引进和推广.纺纱机器。
马克思《资本论》第卷，人民出版社975年版，第397页。
参见陈维稷《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科学出版社984年版，第70、9桥，在密排的踏板上有散布的如过河踏步石相似的凸栓，以备足踏，避免相邻踏板的动作互相干扰。3参见陈维稷《中国大百科全书·纺织》大百科全书出版社984年版。参见陈维稷《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
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开始引进西欧动力纺织机器。如甘肃织呢局引进德国全套粗梳毛纺纺纱、织造和染整设备；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湖北织布局引进英国和部分美国的全套棉纺和棉织机器。当时棉纺的工艺流程是原棉要经过松包、给棉、开棉、再经3道清棉；头道清棉成卷后，在第二、三道都是4个棉卷并合；三道棉卷经梳棉成生条，再经3道并条，每道都以根并合，最后成为熟条；然后通过3道粗纱机纺成粗纱，最后上细纱机纺成细纱。本厂自用的纱送去络筒或卷纬，销售的纱则经摇绞打包出厂。粗梳毛纺工艺流程，则几乎和现代一样。这些引进机器的技术水平，在当时世界上是先进的。但当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纺织技术人员，起初掌握不了关键技术。对于原料选配、防火措施、工艺操作、生产调度等都一无所知，完全依赖聘请的洋技术人员，以致洋人一走，不久便发生甘肃织呢局锅炉爆炸（882年）和上海机器织布局失火全部焚毁（893年）的重大事故，导致全厂停产。当时引进的设备也多不能与国产原料相适应。机器的制造质量也完全不能与后来所造相比。如当时牵伸罗拉未经淬火，易于磨灭；皮辊芯子固定，常有轧煞，影响产品质量。在这种技术条件下，我国棉纺厂生产棉纱以4英支为主，用于织造4磅布。生产率每锭每24小时约产4英支纱磅。工人当车能力清棉每机人，梳棉每台人，粗纱每台2人，细纱每台（400锭）4人，摇纱每台—2人。此外还有出废花、收回花、送筒、掮纱、收管、摆管、帮接头等辅助工人。总计每万锭的工厂需用工人约50人。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日本等外资纺织厂在中国相继开办。英国、日本的技术和管理经验逐步传入中国。接着民族资本纺织厂渐多，他们聘请归国留学生，特别是曾在日资在华工厂工作过的人为技术骨干，并逐步开始自行培养不同层次的技术人才。这样，中国人才逐步掌握动力机器纺纱技术，并且进行局部的改进，使外国制造的机器能够适应中国的原料、市场和环境条件。在工艺和技术管理方面，也逐步掌握了随纱的支数、用途、季节等条件而选配适当长度、粗细、强力、转曲、色泽的不同原棉。设备保全、保养方面，学会了平车、揩车、磨车以及定位、吊线、求水平等技术。运转方面则推行了分段、换筒、落纱、接头、生头以及加油、清扫等的合理化工作法。为了交流研讨技术，出刊了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恒丰纺织技师手册等书刊。
2.机织机器。
我国引进动力机织设备始于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甘肃织呢局引进的全套德国造毛纺织染设备中，包括普通毛织机20台，提花（贾卡）毛织机、卷纬机、整经机、浆纱机各台。上海机器织布局从英国和美国引进的全套棉纺织设备中，包括络纱、整经、卷纬、浆纱、穿经和大量棉织机。当时的织机还是人工换梭，没有断经自停的“力织机”，用蒸汽机的动力，通过天轴（或地轴）集体传动各机。操作技术和工艺都是由聘请的外国技术人员传授的。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我国已有动力棉织机4000余台，动力毛织机00余台，以及与之配套的络、整、浆、穿等准备机械。由于当时没有自己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当车能力很低。如棉织机每人台，整经机2人参见朱仙舫《三十年来中国之纺织工业》，《三十年来中国工程》，945年，第9卷第8期，第325页。
台，另外还要配备帮接头等工人。00台棉织机的车间，要用工280人，而且男工的比例很大。直到抗日战争前夕，所产棉布以磅粗布和2磅细布为大宗，花色布很少。因此棉织厂大都是平纹机，很少采用有梭箱调换运动的多臂机2。
至99年，我国棉纺有43万锭，其中日资33万余锭，英资24万余锭。纺织厂附设织机近8000台，内日资近2000台，英资近2400台。不包括半机械半手工和手工织机。初步形成了纺织大工业。
陶瓷清代后期，中国瓷业由停滞走向衰落，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中叶。与中国相反，从中国学会了瓷器烧制的欧洲人，在产业革命之后，借助于近代科学的兴起和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工业生产，陶瓷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近代的化学和矿物学知识，使他们在制瓷的原料和釉料的选择和加工上更趋于合理，机器的加工，特别是成型技术不仅保持了瓷坯的成型质量，而且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技术水平的提高使他们生产的瓷器在质量上逐渐赶上和超过了中国，在生产的数量和成本上也是中国难以相比的。特别是英、德、法等国的陶瓷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日本的制瓷业也发展很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瓷器已可与英、德、法等国相抗衡了。
鸦片战争后，享有种种特权的西方商人在疯狂地掠夺中国财富的同时，也把大量洋货倾销于中国市场。不能自主的海关保护不了中国脆弱的民族工业。中国瓷业虽然有着得天独厚的原料、传统的技艺和廉价的劳动力，但是面对洋瓷的挑战，处境十分艰难。这种处境最突出的是表现在它仍然是一些规模小、生产零散的手工作坊，无论在资金、技术、产品和市场等各方面都缺乏竞争力。这种情况使得中国瓷业由停滞走向衰落的趋势更为明显。
甲午战争后，中国一些民族工商业者开始在中国的瓷业中推行一些改革，并创办了一些新型的瓷厂。其中最典型的是江西景德镇瓷业公司和湖南瓷业公司的创建。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景德镇由江西与安徽的通道变成军事重镇，数载的战火致使景德镇庐舍为墟，百业尽废。光绪年间，稍微恢复了一点元气。甲午战争以后，清廷制定了中国第一部工业法典《公司律》，于904年颁布实施。在这种形势下，江西景德镇瓷业公司宣告成立，原定为官商合办，但由于商人害怕“受制于官”而心存疑虑，907年经商人曾铸禀请农工商部按照《公司律》，改归商办。与此同时，制瓷原料蕴藏量极为丰富的湖南醴陵，也创办了一个官商合办的“湖南瓷业公司”。原先醴陵只有一些小的手工作坊生产粗瓷，自湖南瓷业公司成立后，开始大量生产日用细瓷，并创造了釉下彩瓷的新品种，由此一举成为当时的制瓷重要产地。此外，903至908年间在农工商部注册的陶瓷厂还有9个。这些陶瓷厂的建立促成了中国陶瓷业发展的一个。然而当时由于社会动荡，国内环境很恶劣，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私营企业又要面对大量倾入的洋瓷的竞争，如据不完全统计，93和参见朱仙舫《三十年来中国之纺织工程》，《纺织染工程》，945年，第9卷第见《25年来我国棉纺织业之回顾与前瞻》，《杼声》，937年第期。920两年洋瓷输入的情况如下瓷输入统计表单位银两英国德国俄国日本香港（英）
93年7920年974（美国）7377时间国别大量涌入中国市场的洋瓷，价廉物美，在中国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中国瓷业则处境艰难。
面对洋瓷的激烈竞争，中国瓷业只有迅速走上工业化的生产道路，凭借国内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势与之相抗衡。但这条路在已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很难行得通的。为了生存和发展，这一时期中国瓷业只能另辟蹊径，充分利用中国传统瓷器的特色，发展仿古瓷和艺术瓷的生产。中国仿古瓷器的生产在清末民初已有相当规模。早在清朝雍正、乾隆年间，精工仿制的上自战国金银铜壶，下迄唐三彩及定、汝、哥、官、钧窑的瓷器，大都达到了以假乱真，真伪难辨的程度。有此基础，且青花、五彩、粉彩、珐琅彩及多种色釉的传统工艺并未完全失传，因此所制仿古瓷器甚为精致，不仅在国内有买主，同时也走上了国际市场，深受外国收藏家欢迎。日本收藏家上田恭辅曾提到“今日市场（指中国）之物，大抵为摹仿品或后世之伪造物”，“仍以青花、五彩、炉均、胭脂红等，尚有可观，其价格之便宜，殊堪惊异”。艺术瓷的发展是这一时期瓷业生产的另一个特点。中国传统的瓷业造就了一批能工巧匠，他们在精细瓷的装饰艺术上充分发挥了才干，展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在艺术瓷的制作中，他们不但继承了原有的锥拱、玲珑、镂雕等技艺，而且还吸收了西方的雕塑技法，使美术瓷中的人物一改过去的单调呆板模样而变得生动活泼，瓷雕如“太白醉酒”、“蚕食”等，还具有强烈的现实内容。另外，他们还创造了一种浅绛彩技法。由于这是一种费时的人工彩绘，所以产量很有限，不合大量生产的要求。
然而，尽管上述仿古瓷和艺术瓷的生产在市场上占领了一席之地，但是对于中国这个广大的市场，粗瓷的生产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广大劳动群众，买不起洋瓷，也不需要仿古瓷或艺术瓷，这种状况不能不对整个瓷业产生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美列强忙于战事，暂时缓和了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趁此机会，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国内一片“抵制洋货”，“收回权益”的口号下稍微有些发展，新式的瓷厂又建了几个，例如94年吉林建起了中兴瓷业股份有限公司；95年浙江创办了泉色瓷业工场；此外还有福建的凤济公司，四川的蜀瓷公司，山东的博山瓷业公司，河南的新安瓷业厂，河北的北京瓷业公司，山西的晋艾陶器有限公司及辽宁的肇兴窑业公司等。这些制瓷企业的规模和产量都不大，又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及政府的苛捐重税，以致它们只能维系生产、部分解决国内低档次的瓷器需求。这些新式的瓷厂在制瓷技术上已开始采用碎石机粉碎原料，采用石膏模法铸坯，采用雾吹器上釉，采用刷花法或贴花法装饰等，但是这些技术上的初步改进与西方瓷业的生产技艺和生产效率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
造纸（一）中国传统手工造纸业的衰落十九世纪末叶至二十世纪初叶，中国造纸工业步入了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一方面是传统手工造纸业的日益衰落，另一方面是近代机器造纸业的开始萌芽。
我国传统的手工造纸业到了明清时期虽在个别地区已出现过一些资本主义萌芽的工场手工造纸业，但为数甚少，生产规模也很小。从总的情况来说，我国手工造纸业绝大多数仍停留在小农经济的家庭副业状态，仍沿袭使用传统的生产工艺和简陋的工具设备，存在劳动生产率低，生产周期长，产量低，成本高等缺点。
自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初叶，由于印刷业的机器化和报纸业的出现，西方造纸工业的机械设备和生产工艺不断出现新的发明创造，如荷兰式打浆机、加压蒸煮锅、造纸机以及化学法和机械法制造木材纸浆的技术等等。清嘉庆三年（798）法国人罗伯特（发明了长网造纸机后，804年在英国正式投产。从此欧美各国逐渐由手工造纸发展为机器造纸，根据社会需要，生产技术不断发展，产品种类增多，质量日益提高，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从而形成了近代化的工业生产。而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下，直到清朝晚期仍闭关自守，使我国的传统手工造纸技术呈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从此我国的造纸技术开始落后于西方国家。
840年鸦片战争后，适应现代生活的“洋纸”（即进口机制纸）便开始涌入中国市场。由于洋纸的大量倾销，使原有的传统手工纸市场逐渐被洋纸所侵占。
由于西学东渐，国内新的文化教育和出版印刷事业逐渐兴起，社会上所消费的纸张，不但在数量上大幅度增加，而且在品种规格和质量方面均有了新的要求。原有的传统手工纸，其特性只适用于毛笔书写、绘画和一般旧式账册、单面印刷书刊，而不适于钢笔书写和新式印刷的要求，于是，大量的纸张便只有依赖进口的洋纸。在传统手工纸中，只有专供中国书法绘画和毛笔书写信札文件的高级纸张如宣纸、连史纸等尚能在纸张市场中保持一定的地位。95年安徽泾县生产的宣纸还以其优异的质量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国际金质奖章，这是我国纸张当时唯一获奖的优质产品。
（二）近代机器造纸技术的传入.洋务运动影响下中国机器造纸业的诞生。
在晚清时期掀起的“洋务运动”影响下，社会各阶层开展了“实业救国”、“挽回利权”的爱国主义热潮。新式的机器造纸工厂也在清皇朝统治的最后30年期间，从无到有，陆续建成或筹建。这一时期建成的不同规模的一批机器造纸厂约有30家，这是我国机器造纸工业的开端。
关于我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在近百年来有关历史文献中都认为“清光绪十七年（89），李鸿章在上海杨树浦创办伦章造纸局，是我国机器造纸厂的嚆矢。”但实际上李鸿章并非我国机器造纸厂的首创者，伦章造纸局也不是我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根据多方面的历史考证，实际的情况是中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是在884年投产的设于上海杨树浦的上海机器造纸局。该厂是由官僚资本家曹善谦（字子挥）于882年筹建，并获得当时清政府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批准而创建的。此厂即现在上海天章记录纸厂的前身。
继上海中国机器造纸局之后，又有广东的宏远堂机器造纸公司（890年）、上海浦东陆家嘴的华章造纸厂（90年）、上海龙章造纸厂（907年）、湖北武昌白沙洲造纸厂（909年）等一批机器造纸厂相继建成投产。2.近代机器造纸技术的传入。
我国早期建成的机器造纸厂均是成套引进国外的机器设备，并聘用外国造纸专家为技术顾问。生产纸浆所用的原料主要是破布、稻草、竹子、废纸等，而木材纸浆尚不能生产，仍要靠从国外进口。就是制造纸浆所需的化工原料和造纸机上所用的重要器材如铜网、毛毯等也要依赖进口。这批早期的民族造纸工业，由于多种原因，虽历时30年，但进展缓慢，效果不佳，甚至有很大一部分失败破产。但是，它们对于我国机器造纸工业的发展是具有启蒙作用的。
在我国机器造纸业萌芽的时期，中国人也开始到国外学习西方机器造纸技术。由于当时东邻日本的机器造纸工业已渐趋发达，最早到国外学习的人员大多是去日本，随后又有前往英、法、德、美等欧美国家去学习的。光绪二十二年（89）由清朝廷公费派遣8人到日本学习造纸和印刷技术，各地官府也派有官员赴日参观学习，民间也有自费赴日学习的。这批留学人员中的不少人后来在我国机器造纸工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出国学习西方机器造纸技术的同时，我国少数著名的传统手工纸生产人员也有到国外参观学习的，对手工纸生产技术的进步也带来一定的积极作用。清光绪十八年（892）安徽泾县小岭的曹廷柱奉两江总督刘坤一之命，赴日本考察纸业，探求改良传统手工造纸之法。曹廷柱见日本手工造纸均用洋碱蒸煮原料，用漂白粉漂白纸浆，效果显著，使用方便，归国后即提倡用进口洋碱和漂白粉代替原来使用的桐碱蒸煮原料和日光漂白，此后逐渐在宣纸和其他手工纸生产中得到推广。光绪三十年（904），河北省迁安县的实业家李显庭曾三次到朝鲜平壤参观学习手工和机制高丽纸的生产技术，回国后用当地的桑皮原料仿制出糊窗和书画用的高丽纸，并建成河北省第一家机器造纸厂——显记造纸厂，生产机制高丽纸。从此，迁安的手工和机制高丽纸长期并存，现在已发展成为驰名中外的“迁安书画纸”。
（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94—99）机器造纸工业的短暂发展中国机器造纸工业在发展初期即受到进口洋纸的压力。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洋纸的进口数量逐年迅猛增长。国产机制纸因抵不住洋纸的沉重压力而生产仿手工纸如连史纸、毛边纸等产品，而这些是传统手工纸中的高档产品，这就使得手工纸的生产受到了侵占排挤。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人民爱国运动的高涨，形势有所好转，我国的机器造纸工业又有所发展。在这期间又有四家新厂建成投产，其中坐落在汉口谌家矶的财政部造纸厂是清皇朝及北洋政府相继投放巨额资金创设的官办企业。该厂主要生产钞票纸，资参见缪大经《上海机器造纸局——中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纸史研究》第3期，第24—27页；罗端阳《也谈我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纸史研究》第3期，第28—29页。参见曹天生《中国宣纸》，中国轻工业出版社993年版，第2页；马咏春《迁安造纸考察散记》，《纸史研究》第期，第3—9页。
金雄厚，规模宏大，机器设备齐全，均系购自美、德、比各国，并雇用了外国工程技术人员。但是官办企业受官僚的影响，投产后生产很不正常。由于经营管理不善造成长期亏损，从95年开工生产不到年，即于92年被迫停产。
在94—99年间，全国实际运营生产的机器造纸厂只有8家，年生产能力为9334吨，总资本额元，职工共205人，全年总产值为22770元。因为机器造纸厂在轻工业中投资较多，建设时间较长，利润也不如当时的棉纱、面粉等行业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印刷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在近代前期（840—99）的印刷领域，仍占据主导地位。近代前期是中国传统印刷为主导的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和发展期。
（一）雕版印刷业的发展与兴盛.雕版印书业的发展与兴盛。
古代的中国，雕版印刷主要用来刻印书籍。直至清末，全国各类图书，除少数为传统的活字印刷外，绝大部分都是雕版印刷的。
中国的雕版印书，历来分官、私、坊刻三大系统，其中以官刻图书为多。（）官办雕版印书系统。官办雕版印书系统，由中央和地方设立的官办刻书机构组成。清代中央刻书集中在武英殿。武英殿刻印的图书，史称“殿本”，创于康熙朝，盛于乾隆朝。同治八年（89），武英殿失火，损失惨重。光绪年间，随着变法、革新措施之施行，虽曾一度中兴。然其刻书数量和质量均赶不上康乾二朝。近代前期的雕版印书主要集中在各地的官书局。官书局是清末州府县衙等地方政府设立的刻书机构，所刻图书，史称“局本”。局本的刻印创始于同治，极盛于光绪，是清末刻书最多、影响最大的官办刻书系统。
官书局的创立，与太平天国的反儒政策及宣传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太平天国执行反儒政策，对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儒家经典采取了一系列毁灭性措施。马寿龄著《金陵癸甲新乐府五十首》之《禁妖书》载“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可见，太平天国对儒家及其经籍的打击措施是非常严厉的。为了维护清皇朝的统治和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83年，曾国藩率先在南京创设“金陵书局”。此后各地纷纷创立官书局，出版了大批图书。其中以87年在浙江杭州创办的浙江书局、87年在武昌创办的崇文书局、88年在广州创办的广雅书局刻书最多。与此同时，太平天国对刻书也颇为重视，设有庞大的出版刻书机构诏书衙、诏命衙、刊书衙、宣诏衙、镌刻营和刷书衙，分别承担着图书的编辑、刻版、刷印与发行任务。
（2）私、坊雕版印书系统。在清末，私人集资刻书已成为被人推崇、兼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轻工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中国近代造纸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989年版。
朱自嘉《官书局书目汇编·缘起》。
《贼情汇纂》卷4。
文化与福利性质的、有惠于社会的高尚事业。晚清私人刻书成果累累。著者有金山钱氏（钱熙祚、钱熙辅等）、缪荃孙、王先谦、叶德辉等。其中叶德辉刻书多达0多种。
坊肆刻书，南方集中在苏州、上海、广州、南昌、成都等地；北方则以北京为多。这些坊肆在晚清刻印了不少图书。
2.雕版印刷在证券、年画及织物等领域的应用。
在晚清，以纸币为主的各种证券印刷、商品广告印刷、包装装潢印刷、诗笺年画印刷、织物印刷，仍在采用雕版印刷方式，而且在工艺技术上也有所改良和进步。
纸币印刷，咸丰三年（853），因军需浩繁，筹措不支，开始发行以银两为单位的“户部官票”和以铜钱为单位的“大清宝钞”，此后又发行银票和钱票，设立银钱局。光绪年间，银钱局已遍布各省。与此同时，太平天国于80年刻印发行“天国宝钞”，用薄棉纸印刷。
纸币之外，晚清时期刻印量较大的证券是“地契”。地契多由县一级的主管部门印制。另外，还有当票、借据等证券采用雕版印刷。
在清代，诗笺、画纸和年画印刷，是雕版印刷的重要领域。由于诗笺、画纸和年画多为彩色印刷，所以对印刷技艺的要求较高，反映着当时雕版印刷业已达到的技术水平。光绪年间刻印诗笺之风在北京十分兴盛，北京琉璃厂的松古斋、清秘阁等十几家店铺都从事诗笺画纸的刻印与销售。由于诗笺的发行对象是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和社会名流，因此制作都十分精致、考究，达到了当时雕版印刷技艺之高峰。
咸丰、同治年间，木版年画作坊遍布全国各地，其中尤以苏州的桃花坞、天津的杨柳青、山东潍县的杨家埠最为著名。当时每年各地年画作坊的印销量均以百万计，除满足国内需要外，还远销印度、缅甸及东南亚各国。年画的幅面已达长08厘米、宽5厘米，是当时世界版画业的一大奇观。
清末，织物印花仍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按其雕刻印版的特征，当时有木戳印花、木滚印花和镂空型版印花。这些印花工艺，在中国流行已久，近代仍很盛行。
（二）传统活字印刷的发展与兴盛中国的活字印刷，到清末，出现了泥、木、铜、铅、锡等各种不同质的活字并存的繁荣景象.
泥活字的进一步研制和应用。
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除宋周必大、西夏僧侣和元初杨古曾用来印刷图书外，史载甚少，可见未能推广开来。到十九世纪上半叶，有苏州李瑶用泥活字排印的《南疆绎史勘本》和《校补金石例四种》，字体隽美秀雅，质量上乘，可与雕印之精品媲美。有泾县翟金生竭尽三十年之心力，制成大、中、小、次小、最小五种泥活字十余万枚，排印了《泥版试印初编》、《仙屏书屋初集》等图书多种，颇受世人赞誉。
2.木活字的应用和普及。
木活字在清朝颇为盛行，占尽**。自武英殿用金简制作的木活字排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之后，从书局、衙门、书院到个人，广泛效法，流行遍及全国各地。流传至今的清代木活字印本多达2000种。可见清代本活字流行之盛。
清末民初的木活字印刷，可分为官民两大类。其中官办木活字印刷除武英殿外，主要由各地的衙门、书院和官书局承办。
在大量排印书籍之余，还排印了北京的《京报》、《万国公报》，无锡的《白话报》等报纸和《晋绅录》等定期出版物。
民办木活字印刷包括坊肆和士大夫阶层的木活字印书和遍布全国的木活字家谱。其中尤以家谱最为普及。北京图书馆收藏家谱五百种，0％是光绪年间用木活字排印的。
3.以铜活字为主的金属活字印刷。
以铜活字为主的金属活字，有铜活字、锡活字、铅活字三种。以铜活字使用最多。武英殿曾用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840年后，铜活字印刷转向民间。其中最让人称道的是福建林春祺的“福田书海”。林春祺秉承父志，自道光五年（825）到道光二十六年（84），历时20多年，耗资白银20余万两，刻成大小铜活字40多万枚，几近武英殿铜活字的两倍。因其故籍是福清龙田，故名为“福田书海”。福田书海古今字体齐全，楷书隽美，字画精巧。林氏用其排印了顾炎武的《音论》、《诗本音》等图书。
锡活字和铅活字较之铜活字使用为少。锡活字出现于宋末元初。清之佛山镇，赌博盛行，所需彩票——闱姓票和白鸽票数量颇巨，佛山一唐姓出版商为印此彩票，于道光三十年（850）开始用锡铸造活字，计扁体、大字长体和小字长体三副，共十余万枚。咸丰元年（85）用其印成马端临《文献通考》。
铅活字印刷始于明朝，清道光年间广东梁发曾手刻铅字排印自著《祈祷文》。其后清河王锡祺又于光绪五年（879）用铅版印刷潘德舆著《金壶浪墨》。这时，更为先进的西方近代印刷术已传入，中国人就不再用旧法制作铅活字印刷了。
（三）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和发展.近代印刷术的传入。
中国的近代印刷，究其源，发轫于十九世纪初。最先传入的是凸版印刷术，稍后是平版印刷术，再后是凹版印刷术。
（）凸版印刷术的传入。
凸版印刷的传入，主要是铅活字版、泥版浇铸铅版和纸型浇铸铅版及其相应技术、设备的传入，以铅活字版传入为始。
（i）铅活字的传入和中文铅活字的研制。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782—834）为排印中文圣经，在中国雇人刻制字模，浇铸中文铅活字。这是在中国本土采用西方铅活字印刷术制作中文字模、浇铸中文铅活字之始，故史学界把807年作为西方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年份。马礼逊的行为引起基督教旧教的忌恨和清朝官府的注意。刻工因怕招致灾祸，便将所刻字模付之一炬。这使他的尝试遭受重大挫折。7年之后，马礼逊为避免重蹈前辙，派助手dr.及新收教徒到马六甲设立印刷所，并于89年印成第一部《新旧约中文圣经》。与此同时，英国人马施曼在槟榔屿译印《新旧约圣经》，因托汤姆氏（thoms）在澳门镌刻字模，浇铸中文铅字。以上二例，是早期在中国用西法制作中文铅活字的开端。此后，西方各国纷纷效仿，研究制作中文活字，印刷中文书报。张树栋、张耀昆《中国印刷史简编》，百家出版社99年版。
西方铅活字技术用于中国，最大难题是数以万计的汉字活字之制作。对此，美华书馆的姜别利功勋卓著。咸丰八年（858），姜别利（williagamble）来到中国宁波，主持美华书馆事务，翌年始创电镀（铸）华文字模。其法是以黄杨木镌刻阳文，再镀制紫铜阴文，镶入黄铜壳子。此法不仅大大减少镌刻用工，而且质量甚佳。姜氏还把中文活字制成大小与西文活字相同的七种字号，创用“元宝式”排字架，既解决了中西文混排难题，又提高了排版速度。
（ii）泥版与纸型铅版的传入。铅活字印刷系直接印刷，弊端是印后拆版，重印则需重排。因有此弊，遂有泥版和纸型做型版浇铸铅版之发明。泥版传入中国的时间，当在铅活字印刷传入不久。美国设在澳门的花华圣经书坊，上海的字林西报、著易堂、申报馆等创建初期曾用之。泥版浇铸铅版，只能一次性使用，浇完即碎，不久即为纸型所取代。
纸型系在排好的活字版上压制而成，于浇铸铅版后可以收存、反复使用，且可方便地运往外地浇版印刷。中国采用纸型在光绪中叶（890年前后），上海修文书局始用之。
凸版印刷于纸型铅版之后，是照相铜锌版的传入。照相铜锌版采用当时先进的照相术。照相术用于制版并传入中国，大大加速了中国近代印刷事业的发展进程。
（2）平版印刷术的传入。
平版印刷是用图文处在同一平面上的印版进行印刷的工艺技术，始于塞纳菲尔德（loisseefelder）于79年发明的石印术，包括石版、珂罗版、照相平版（以上为直接印刷）和胶印（间接印刷）等。
石印术是率先传入中国的平版印刷术，传入时间不晚于832年。石印术分单色石印、彩色石印和照相石印三种，在传入初期均系单色石印。随后，彩色石印、照相石印、影印、马口铁平印、珂罗版平印、金属版平印、胶印，及其相应设备陆续传入。这些平版印刷术及相应设备的传入多为国人自行引进。
（3）凹版印刷术的传入。
凹版印刷是用图文部分低于空白部分的凹版进行印刷的工艺技术，主要是雕刻凹版印刷，我国古已有之。近代传入的凹版印刷，有雕刻铜版和影写版两种。其中雕刻铜版的传入分南北二系。南方为意大利派，经日本传入中国；北方为美国所授。
意大利派的雕刻铜版首先传入日本。中国元和王肇鋐游学日本，因将其所绘地图付镌于日本某印书局而发现日本有雕刻铜版印刷之法，遂努力考求、学习，尽得其法，并于次年撰就《铜刻小记》一文，详细记述了当时雕刻铜版的工艺技术及过程。数年后，上海江海关印务处开始采用雕刻铜版印花，直到光绪三十一年（905），商务印书馆聘得日本雕刻铜版技师来华，雕刻铜版技术才得以发展。
光绪三十四年（908），北京（当时称北平）度支部印刷局派遣陈锦涛赴美考察印刷，聘请美国雕刻家海趣为技师，到该局传授雕刻凹版技术，用雕刻凹版工艺印制邮票、钞票等有价证券。此为北方采用雕刻凹版印刷之始。2.近代印刷术的发展。
修文书局为日人开设于上海，铅印，其版多为纸型浇铸之铅版。
近代印刷术的发展，需从工艺技术的演进及其相应设备的引进、众多印刷机构的建立两个方面加以描述。
（）工艺技术的发展。
（i）凸版印刷工艺技术的发展。前已述及，泥版、尤其是纸型铅版的应用，为活版印刷的重大发展。此后，又有石膏版、照相铜锌版等凸版印刷术的传入和研制，尤其是三色照相网目铜版之应用，使得凸版印刷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是凸版制版方面取得的发展和成就。
凸版印刷发展的另一成就和标志，是凸版印刷机械设备的更新和发展。
西方最先传入的凸版印刷机是手扳架，每日印数不过数百张。同治十一年（872），上海申报馆始用手摇轮转机，效率大为提高。此后，蒸汽引擎和自来火引擎以代人力的印刷机、以电气马达为动力的华府台单滚筒印刷机相继传入。至此，凸版印刷处在即将高速发展的前夜，预示着中国近代印刷业崛起之日的来临。
（ii）平版印刷术的发展。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传入的石印术，是直接手书上版的单色石印。同治十五年（87），英人美查在上海开办点石斋印书局，采用石版印刷《康熙字典》等书籍。光绪八年（882），国人自办的上海同文书局开业，购置石印机2架，影印《康熙字典》、《二十四史》等书籍和字画碑帖。形成了同文书局、拜石山房与点石斋印书局在石印业的三足鼎立之势。此后，石印业迅速发展，光绪年间，仅上海一地就有石印所50余家，为铅印所之两倍有余。原因是石印业投资少、见效快，致使光绪年间石印较之铅印占有明显的优势。
石印术传入约半个世纪，同业中出现了彩色石印。此后彩色石印因其能以区分图像的浓淡层次而饮誉一时，是清末石印术已经达到的技术水平之标志。
875年，珂罗版、胶印工艺传入中国，使得平版印刷工艺技术更是锦上添花。上海土山湾印刷所曾用以印刷精致的圣母画。87年有正书局用其大量印刷书画碑帖。902年文明书局又出版了大批书画册。商务印书馆于907年采用此工艺，印品质量十分精美。清末珂罗版印刷也曾饮誉一时，颇受青睐。
中国9年前引进、使用的平版印刷机，均采用直接印刷。最先使用的是木质石印架，到英人美查创办点石斋印书局，改用轮转石印机。石印架和轮转石印机均系手工操作，效率低且费人力，后改用自来火引擎以代人力，印数稍有增加。光绪末年，商务印书馆购进轮转铝版印刷机，印数可达500张/小时，为平版印刷术之重要改进。宣统三年（9），上海英美烟草公司购进小型胶印机，为间接印刷在中国之首先采用者。胶版印刷的引进和发展，为近代印刷术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国近代民族印刷业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iii）凹版印刷术的发展。近代雕刻凹版技术传入后，于光绪三十一年（905），商务印书馆聘请日本雕刻技师和田满太郎等来华传授雕刻凹版技术。这时雕刻凹版技术除手工外，开始采用机械。凹版印刷得到初步的发展。908年清政府在北京建立的度支部印刷局，规模之宏大，技术之先进，堪称亚洲之最，在中国印钞和凹版印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909年，该局从美国购进“万能雕刻机”全套设备和打样机、试印机；90年，美国技师海趣亲自设计、雕刻了大清银行钞票的钢凹版。该版分一元、五元、十元、百元四种，图案设计精致，雕刻线条清晰，层次分明，六色印刷。这套钞票的印制，对中国印钞及凹印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后，该局又陆续添置了切纸、铅印、石印、打孔，以及电动凹印等设备。其规模建制、技术设备，均居亚洲领先地位。
（2）近代印刷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i）外国人在中国建立的印刷机构。据不完全统计，840—99年，仅西方基督教徒在中国建立的印刷机构就有50多家，另有一些外国商人也投资印刷，在中国建立印刷机构。外国人所建印刷机构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墨海书馆、美华书馆和申报馆。
“墨海书馆”系英国伦敦布道会于843年在上海创办。初建时仅拥有中文铅字二副，西文铅字七副，并从英国运来印刷机三台。因当时上海尚无电力，出现了用牛拉机器进行印刷的奇闻。
美华书馆系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所设，前身是844年创建于澳门的花华圣经书房，80年经宁波迁到上海，是当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规模最大、设备最全的活版、机械印刷机构。
申报馆系英国商人美查于872年创建于上海。二年后，用其所获利润又开办了点石斋印书局和图书集成铅印书局及申昌书局。其中，点石斋设有在当时来说全国最大的石印工场。
（ii）国人自办的近代印刷机构。清末民初，国人自己也创建了一些新的印刷机构，其中影响或规模较大的，当属同文书局、商务印书馆、度支部印刷局和中华书局。
人们较为看重同文书局，是因为同文书局——还有与其同时建立的拜石山房的创建，打破了外国人建立的点石斋印书局称霸中国石印业的局面，形成了点石斋、同文书局、拜石山房在石印业的三足鼎立之势。它的创立，既是西方近代印刷在中国已站稳脚跟并开始加速发展的标志，又是中国近代印刷业蓬勃发展之先兆。
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北京路开业。900年又盘入日办修文书局的印刷机、铜模和铅字。至此，商务印书馆已初具规模。903年，商务与日本合资，利用日本的资金、技术和设备，使商务迅速发展。此后，商务在技术、设备、管理诸方面，一直处在国内同行业的领先地位，对近代民族印刷业的崛起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908年，清政府批准在北京建立了亚洲最大的印钞企业度支部印刷局。
该局909年购进美国先进的“万能雕刻机”及全套设备，设备先进，技术精良，承担着国内纸币、邮票等有价证券的印制任务。
92年，以出版发行业务为主的中华书局在上海成立。次年，该局在北京、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设立分局，95年开始自办印刷厂。到9年，该局在各地的分局多达40余处。各厂的铅印机、胶印机以及相关设备数百台。是国内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第二大出版印刷企业。
从上述四个大型印刷企业、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创立及发展不难看出，西方近代印刷术从十九世纪初传入后，经过约一个世纪的发展，到二十世纪初，逐渐取代中国传统印刷之势业已形成。
第五章土地制度、租佃关系的演变及自然经济的分解第一节封建土地制度的演变在封建社会中，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资料，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封建社会主要存在着三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封建国家（清皇朝）占有土地所有制、封建地主私人占有制和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其中，地主土地所有制占绝对支配的地位，从而构成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基础。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这一基本特点，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封建土地关系不仅继续得以保存，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日益结合起来。
尽管封建地主经济继续保存了下来，但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在某些时期、某些地区，封建土地制度也出现了一些变化。
首先，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打击了封建土地制度。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加剧了中国封建社会固有的矛盾。道光三十年十二月（85年月）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它严重地动摇了清皇朝的统治，也打击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太平天国的土地制度及其有关政策集中反映在它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朝田亩制度》的基本内容，是要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把全部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广大农民。它规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根据这个原则，制定了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以每亩土地按一年产量的多少分为三级九等，然后好田坏田互相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分田“不论男妇”，5岁以下者减半，等等。可以看出，这些主张虽然带有绝对平均主义的色彩，而且在实际上也没加以实施，同时也不可能实现。但是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在一定范围内，使封建土地所有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太平天国起义所到之处，命令大地主交纳金银、粮食等物品，征收地主的田赋。所到之处，“地符庄帐付焚如，官牒私牒总扫除”。使原有的封建土地制度受到不同程度打击。第二，在太平天国起义影响下，有些地方的农民把租种的土地暂时当成自己的产业，不交地租，使原有的封建土地制度受到了冲击。第三，太平天国后期，有些地区采取了允许地主收租纳粮的办法，但对地租率严加限制，监督和限制地主的收租额。
其次，封建军阀、官僚、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出现了许多非土著地主。
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土地集中趋势日趋严重。由于清军的野蛮烧杀，人民大量死亡，不少地区土著死亡殆尽，土地大量荒废，地价非常便宜。江苏嘉定，原地价“亩至二十余金，地狭民稠之处，有贵至四五十金者”。起义失败后，“亩不过三五金”。与此同时，地主、富豪和商人趁机大量购置和侵占土地。安徽南陵土著地主“死亡殆尽，地广人稀、劳工缺乏因致土地几等无价值，乃有他处豪富，多量收买，而造成四家大地主，其有田最多《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第册，上海人民出版社957年版，第32页。者，约两万余亩。”大军阀大官僚兼并土地更为突出。他们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抢劫巨额财富，大量收买和强占民田。曾国藩及其亲属，仅在湖南长沙、湘乡就有田.3万多亩，李鸿章一家在安徽合肥就占地0万亩。其他官僚军阀在各地兼并的土地也很多。到清朝末年以后，随着封建军阀势力的不断增长，地方割据逐步形成，土地兼并的现象更为激烈。袁世凯在河南一些地区占有田产400余顷，徐世昌在辉县有地50多顷。至于那些中小军阀也同样在各地大肆兼并土地。
中国近代土地集中的又一个显著特点是，除了封建官僚、军阀兼并土地之外，商人和高利贷者也参与了土地的兼并。在封建剥削依旧保存并在农村占优势的情况下，一些新兴的工业资本家也是主要的土地兼并者，他们当中不少原来就是由地主商人转化而来的。他们在投资近代工业同时，也热衷于对土地的投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迹的产业资本家，如大生纱厂的张謇、恒丰纱厂主聂缉椝等，都在农村占有大量土地。
这一时期，军阀、官僚、商人和资本家所以热衷于土地兼并和封建剥削，主要原因是在帝国主义控制下，封建制度根深蒂固，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二者之间求得发展，工商收益没有保障，利润很不稳定，而地租率则往往高于工业利润率，土地收益较高又可靠，土地经营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即使工商业中有较高盈利，也往往为求得持续稳定的收入，而不断购置土地，从而使一部分资金流向土地。
土地兼并的结果，一方面使土地高度集中，土地占有的不合理状况日益严重。另一方面，土地兼并的主要对象是自耕农，这一时期，也造成自耕农户显著减少和佃农的增加。如江苏昆山县，全部农户中自耕农所占的比例由光绪三十一年（905）的2％下降到94年的.7％，与此同时，佃农由57.4％上升到7.7％。南通也有同样的情况，自耕农的比重由光绪三十一年的20.2％下降到94年5.％，而佃农同时期由5.9％上升到.5％。佃农比例上升，不仅意味着大量农户的破产和自耕农的没落，而且破产后，仍是束缚于土地上的贫苦农民。因此，这一时期总的反映出，土地所有权的更加集中及土地使用权的更加分散和缩小。
再次，官田公地的逐步私有化。
官田公地主要指清廷的屯田、旗地等各种官田，及庙田、学田、族田等等。清末以来，这些官田大量转入私人手中。屯田和旗地原来是不准买卖的，然而实际上，在暗中已经出现了典卖这些土地的现象。虽然历经政策上的变化，但是，旗地、屯田买卖之势已成必然。进入民国以后，北洋军阀政府更加彻底地实行出卖官田的政策，逐步完成了官田私有化进程。清末以来各种官田大量低价转让给私人，首先得利的仍然是一些大官僚、大军阀及新兴地主。甲午战争后，中国的土地所有制，虽然出现了“官田”私有化，但是这种变化，大大削弱了自耕农经济和发展中的农村资本主义因素，但并没有改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实质，封建剥削制度仍然占着明显优势。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辑，三联书店957年版（下同），第7页。第二节封建租佃关系的演变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太平天国失败以后，封建土地关系得以继续维持下来，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占主要地位的土地占有形式。这种土地占有制反映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特殊结合方式，它在经济上主要采取了租佃制度和赋税制度。前者是地主阶级以个人出面对农民进行剥削的主要形式；后者是地主阶级以国家出面对农民进行剥削的主要形式。（这里仅就租佃关系进行分析）
租佃制度是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掌握了大量的土地所有权，将土地分租给农民，对农民榨取地租的剥削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封建地租有三种形式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和劳役地租。马克思指出“不论地租有什么独特的形式，它的一切类型有一个共同点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而地租又是以土地所有权，以某些个人对某些地块的所有权为前提。”因此，不管地租采取何种形式都是地主阶级凭借其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进行剥削的手段。中国的封建社会一直到近代，地主将土地分割成小块出租给农民榨取地租，仍是封建土地经营的主要方式。
但自太平天国以后，随着封建土地关系出现了一些变化，其剥削形式反映在租佃关系上也有了一些新的特点.
永佃制在一些地区广泛地出现。
所谓永佃制，就是在土地租佃关系中，佃农有永久耕种和处理所佃土地耕作权的一种租佃制度。永佃制是以土地所有权与土地耕作权相分离为前提，地主拥有土地所有权，负担田赋，有权收租，但不能随意加租或夺佃。佃农享有土地耕作权，即佃权，并有权将其田出卖、典押或出租，出租以后，佃农也可以收取地租，但这不影响其向地主交租的数量。佃农如果欠租不交，地主可以撤销佃农的佃权。
永佃制的扩大，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太平天国失败后的安徽、浙江等广大地区，由于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在安徽，“地主以荒芜之地，无从利用，乃令佃农设法垦殖，允其有永佃权。盖若开垦后，而无长期耕种之保障，则佃农非所愿耳。地主为奖励起见，故特让以田面之权，令其永久佃耕，以安其心”。浙江一些地区在战争之后，“居民大半逃散，田地荒芜者甚多招徕荒民开随心穿越最新章节垦成熟后，许其有佃种权。固有之田主只能收取租息，完粮为业，佃户可以永佃”2。所以，永佃权制是地主阶级诱使农民开垦种地，以便获得地租的一种剥削手段。二是在湖北、江西部分地区，自耕农欲逃避各种捐税或为环境所迫。故而将田地低价售给地主富豪，求得保留其永久佃种的权利，这实际也导致了自耕农的破产。
永佃制的租佃关系，没有改变封建地主占有土地的所有制，也没有改变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剥削关系。它是地主被迫对农民让步的一种措施，也是地主阶级与佃农之间的租佃关系的一种调整。永佃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封建地租的剥削程度，使地主任意加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有些地方佃农对佃租的土地有了一定的支配权，地主不能随意收回自耕地，这使地主土地所有制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975版，第74页。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辑，第25、252页。
2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辑，第25、252页。
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农民对地主依附关系也有所放松。
2.封建地租形式仍以实物地租为主，但个别地区货币地租趋多；另外，劳役地租也仍然存在。
在中国近代的地租剥削形式上，实物地租率通常有两种确定形式一种是分成地租制，它是按收获量的一定比例收取地租，地租的多少与农业收成的丰歉有直接关系。这种地租制多盛行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地主为了保证其地租剥削，往往对佃农的生产活动进行干预，因而妨碍了农民的独立经营，分成地租制的存在并成为主要形式，反映了中国近代农业经营落后的状况。另一种是定额地租制，即地主按耕地面积定期向农民征收固定数量的地租。这种形式一般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获得普遍的发展。而且到了近代有了加快发展的趋势。定额地租制可以是实物地租，也可以是货币地租。但定额地租较之分成租制表现了农业生产的进步，有利于提高佃农生产的积极性。首先由于定额租制的租额是固定的，增产部分归佃农所有；其次，由于租额固定，地主所得地租与农业收成好坏无关，地主不再直接干预生产，佃农有了较多的经营自主权，减轻了人身依附关系；再次，由于定额租制可以采取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两种形式，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下，在租额不变的情况下，实物地租加快了向货币地租转化的进程。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地租有了逐步的推广，当时的货币地租，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折租；另一种是约定的货币地租。
折租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已经小部分地出现，在这一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扩大，以江、浙一带较为普遍。所谓折租，只将原定额的实物地租按市价折成货币，再向地主交纳的租，即把实物地租折成货币征收，是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过渡的一种形式。地主一般在农作物收获前，谷价较高时折价，新谷上市粮价降低时收租，这样，即使租额不增，农民实际负担则大大加重。折租的扩大反映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
约定的货币地租是地主与农民直接订立有货币地租的契约，这是纯粹的货币地租。这一时期货币地租已有相当增长，这是甲午战后二三十年间，地租剥削的一个变化。货币地租首先出现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是自然经济的对立物，它是封建地租的解体形态。因为货币地租的出现，把基本的封建关系——人身隶属关系变成“纯粹的货币关系”。所以，货币地租的出现，意味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标志着封建自然经济的开始分解。
另外，这一时期劳役地租仍是实物地租的重要补充形式。劳役地租主要存在于边远地区的某些少数民族中。
3.地租剥削程度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地租剥削形式除正租外，还有押租、预租和各种附加租。而且超经济强制手段仍存在。
到了近代，地租额不仅高而且一般有增长的趋势。由于土地集中，农民破产增多，城市工业发展不充分，不能吸收更多的剩余劳动力，破产农民除了佃种土地外，别无出路，争相租田的结果，促使地租日益加重，尤其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比较突出。山西省可种美棉的土地，每亩地租由—2元涨至3—4元，甚至高达0元。天津李家嘴的沙田70亩，由40个农民分佃，光绪十八年（892）种植谷物，每亩每年纳租元，光绪三十四年（908）地主全改种蔬菜，加租至3元，租额明显增长。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955年版，第3页。押租制在近代也日益普遍化。佃户为了佃种地主土地而事先交给地主的一年抵押款，押租额一般高于地租额。而且还有逐步增加的趋势。如四川灌县，光绪四年（878），押租相当地租的5倍以上。地主握有押租可以任意增加正租，当佃农遇有荒灾之年不能交租时，地主即可从押租中扣除，所以押租成为地主阶级加强对农民剥削的一个重要手段。
在近代，预租也比较普遍，农民为预付租金而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
此外，地主阶级还巧立名目，索取各种附加租。例如，订立租约时有“认东酒”，改佃时的“退佃酒”；交租时有手续费。还要交纳各种生产物或副产品，等等。附加租可以是实物地租，也可以是货币地租。有的地方，佃农还要定期或不定期为地主提供各种无偿劳动。可见，对各种附加租的索取，实际上是对佃农的裸的掠夺。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近代，超经济强制在有些地方仍然存在，而且是各种地租实现的重要手段。超经济强制的重要表现，就是地主以强制力量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不许佃户任意退佃。同时，还强迫农民交租。这些都受到清廷法令的保护。《大清律例》规定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者，杖八十；所欠之租，照数追给田主”。有的地区，如江苏常熟县地主为逼租而设私刑就有24种之多。
《大清律例》卷27，道光五年，第2页。
第三节自然经济的解体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也是中国封建剥削制度的基础。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一个时期，中国的自然经济结构曾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进行过顽强的抵抗。但是，这种抵抗只能延缓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在中国倾销的增长和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因为小生产竞争不过机器生产，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征服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获得了更多的特权，同时，由于东西海上交通条件的变化及产业革命在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完成等，都加强了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对中国自然经济的竞争力，从而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的进程。所以自咸丰末年起，中国的自然经济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解体的道路。这种解体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外国机制棉纺织商品的倾销，导致城乡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落而与农业分离；另一方面是外国资本加强对中国原料的掠夺，使中国农村商品生产迅速发展。
城乡家庭棉纺织业的衰落及其与农业的分离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结构就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具体表现为“耕”与“织”的结合。“耕织结合”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核心。这种结合的经济单位就是家庭。中国长期以来就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以男“耕”女“织”为主要社会生产形式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而城乡家庭棉纺织业的衰落与农业的分离，是自然经济解体的主要标志。
咸丰末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及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棉纺织品的生产费用迅速下降，产品成本降低，再加上东西海上交通条件的改善，即同治八年（89）沟通地中海与印度洋的苏伊士运河的正式通航，它缩短了中美航程的四分之一左右，并促进了轮船的普遍使用；同治十年（87）香港与伦敦间海底电线接通，使贸易消息得以迅速传递。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十二年（872—88），棉纱价格下降了三分之一以上。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2因此，在咸丰末年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市场的迅速扩大，输入商品也在急剧增长，同治六年（87）外国棉纱、棉布进口总值仅37万两，到光绪二十一年（895）增长到5209万两（海关两）3，增长了近3倍。这样，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棉纺织业，终究抵挡不住外国机制棉纺织品的冲击，在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各省开始解体。
当洋纱布大量输入的时候，中国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遭到破坏并逐渐与农业分离。这个过程经历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洋纱代替土纱。使纺与织分离；第二步是洋布代替土布，使织与耕分离。
纺纱和织布，是纺织的两道工序。在中国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中，纺和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955年版，第72页。
2马克思《资本论》第卷，人民出版社975年版，第494页。
3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辑，第489页。
织是结合在一起的。由于资本主义的先进的机器生产，使纺纱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据有关资料估计，一个机纺工人的出纱能力相当于一个手纺工人出纱能力的80倍，而一个机织工人的出布能力只相当于一个手织工人出布能力的4倍。因此，洋纱的价格比土纱要低得多。光绪十三年（887）在山东牛庄，土纱每包（300斤）售价银87两，而洋纱只售57两2，相差如此悬殊，土纱自然难与洋纱竞争。
另外，自咸丰末年以后，由于印度和日本棉纺织业的发展，印度国内对棉花需要的增加使印棉输入中国的数量逐渐减少；日本因纺织业的发展，开始输入中国棉花做原料。加之西欧国家也间或收购中国棉花，这就促使中国棉花价格的提高。面对原料价格的提高和洋纱的价格优势，中国传统的手纺织业陷入困境。“随着大量洋纱进口，土纺织业已经几乎全部停止了”3。“土纱和洋纱不能在价格上竞争，文昌女工即失其纺纱织业，便转入织布”4。山东的纺工放弃纺车后转而以编制草帽为生。在洋纱跌价的情况下，沿海和通商口岸邻近的城市手工棉纺织业者均用洋纱代替土纱织布，接着，洋纱逐渐畅销内地。如江西南昌，农家世世代代生产一种簆布，但“光绪中岁以后，簆布之业寝微，妇女愁叹坐食，机杼不闻；间有织者，以洋纱为经，棉纱为纬，或经纬皆用洋纱，求昔之簆布无有矣”。甲午战争前后，在四川和云南一些边远省份，也出现类似情况。
洋纱代替土纱所出现的“纺废织存”，反映了手纺与手织的开始分离。
从现象上看，似乎这种手织业与小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织业一样。而实际上已改变了自给自足的性质。洋纱代替土纱的结果，使手纺趋于没落并与手织分离，一贯穿衣自给的广大农民，不得不买进洋纱，织布售卖，不但部分地依赖市场了，而且在原料上也依赖外国。在价格上要受外商控制。这种生产性质已不同于原来的手织业。因此，这个过程就是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解体的第一步。
在洋纱取代土纱的同时，洋布代替土布的过程也在进行。这是自然经济结构解体的第二步。
中国手工所织的土布，在明朝时期就曾远销国外，销往美国西欧等地。
在9世纪初期的30多年内，土布的出口，在当时中国对欧美的贸易中，仅次于茶叶和丝，居第三位。但此后，随着外国的机器棉纺织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土布的出口迅速下降。咸、同年间（85—874），随着洋纱大量输入，洋布也大量运进中国。这样，中国土布原有的质地耐穿和价格便宜的优越性，被洋布更低廉的价格所压倒，“其染色更娇艳夺目”，“自比土布为可爱”2。因此，到同治年间，“过去中下层人因土布比洋布价廉耐用而偏好土布，现在这一层理由可说已不存在了”。出现了无论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8页。
2同上书，第77页。
3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957年版，第20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957年版，第207页。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20、29页。
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20、29页。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2页。
“衣大布者不过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已有十之”2的严峻局面。这说明了在全国许多地区手织业已经衰落，有些地区的农民，不仅放弃了纺纱，而且也放弃了织布。他们的穿衣不再靠自给，而只得通过市场购买洋布了。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一时期农民家庭手织业就整体来讲开始衰落，手织业与农业也开始分离，但是手织业的衰落要比手纺业缓慢得多，也就是说，洋布代替土布的过程比洋纱代替土纱来说要缓慢得多。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十六年（872—890）间，洋纱进口量增长20.倍，而洋布只增长27％3。主要原因是第一，中国农村手织业者为了生存，利用洋纱价格的低廉，加上织机的改良，使用洋纱织成土布，降低了成本，增强了土布的竞争能力。第二，洋布的劳动生产率低于洋纱的劳动生产率，洋纱的竞争能力远比洋布大。第三，土布原有的质地耐穿的优点，使土布在国内外市场上仍有一定的销路。在甲午战争以后，手工织布业一度还有较大的发展。当然，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未被破坏，实质上手工织布业已经开始与农业分离，自然经济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
总之，鸦片战争后，特别是同治朝以后，中国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开始了解体的过程，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的耕织结合为核心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另外，造成中国原有的家庭棉纺织业的破坏和解体的，主要在于物美价廉的洋纱洋布的大量倾销。有史料记述“近年洋货骤赢，土布骤绌，中国每岁耗银至三四千万两，则以洋布洋纱畅销故也。盖其物出自机器，洁白匀细，工省价廉，华民皆乐购用，而中国之织妇机女束手坐困者，奚啻千百万人。”同时，这种解体就全国来讲，在深度上、广度上也不平衡。一般说，在沿海和长江中下游一些省份较明显，手工棉纺织业遭受破坏的程度比较重，在交通不便的边远、偏僻地区则不太明显或洋货根本没有输入，受破坏的程度比较轻。
需要指出的是，自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资本主义国家棉纺织品的倾销动摇了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基础。其他商品的输入也冲击了中国相关的手工业，中国的冶金、制铁、榨油，部分制糖、磨粉等手工业，也和棉纺织工业一样，在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倾销下趋于没落。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对外国机制产品和市场的依赖程度。这就意味着自然经济的广泛解体。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自咸、同年间以来，中国自然经济结构初步分解的另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这是城乡手工业遭到破坏和外国资本主义掠夺农产品原料的结果。
由于棉纺织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和其他手工业的被破坏，动摇了自然经济的基础，迫使广大农民不得不到市场上购买生产和生活必需的工业品，也参与了某些商品作物的经营。从而扩大了农副产品商品的市场。另外，外国商人在中国市场上出售机器工业品之后，加强了对中国农产品原料的掠夺，以满足其本国工业的需要。同治朝以后，我国农产品的输出（不包括茶叶）2同上书，第223页。
3同上书，第99页。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33页。
从同治十二年（873）的280多万元，增加到光绪九年（883）的2800多万元，在全部出口总值中的比重也由2.％上升到5.％。出口的增长也刺激了农产品生产商品化的发展。下面对这一时期的主要农产品商品化发展的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茶叶。茶叶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是我国的主要经济作物和出口商品，鸦片战争以后，外销茶叶激增，从而刺激了茶叶种植面积的急剧扩大，遍及福建、广东、安徽、江西、湖南等地。但光绪六年（880）前后，由于印度、锡兰和日本茶叶的竞争，茶叶出口锐减。因此有的地方“自光绪七年后，茶价甚低，每年头春嫩庄七两，粗庄三四五两银。开茶庄及采箱者，屡年折本，倾家荡产，人多不以茶为正项生理叹种茶者，勤劳艰苦，大受茶累矣”。到了光绪十三年（887）时，茶园已“十荒七八”，到了甲午战争以后，普遍出现了衰败的情况。
2.棉花。棉花是中国较早的商品之一。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还是棉花的输入国。同治朝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棉纺织业的普遍发展和中国资本主义棉纺织业的相继产生，刺激了对棉花的需求，从而引起中国棉花出口的增加和价格的提高，这就刺激了棉花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如上海、南汇等地“均栽种棉花，禾稻仅十中之二”2。如皋、通州、海门也“一望皆种棉花，并无杂树”3。以前不种棉花的地区，也开始普遍种植棉花了。“江西、浙江、湖北等处，向只专事蚕桑者，今皆兼植棉花。”甲午战争以后，棉花的种植发展速度更快，“植棉之地，年有扩张”，“几乎全国均从事植棉”2。河北、山西、山东、陕西、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等省，均成为全国棉花重要产地。
3.蚕桑。中国农民养蚕植桑，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生丝的出口数量增长很快，促使国内蚕桑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如江苏高邮，“民素不饲蚕近年湖东西以农兼桑者不可胜计，至丝成时，江南贩丝者无岁不至”3。又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受到破坏后，农民转而种桑养蚕卖茧，如江阴县，“素业织土布。自洋布盛行，其利已薄。光绪中，西人始至内地市茧乡人获利，育蚕者骤增，不数年，境内每岁售茧所获逾百万金，且递增不已”4。原来不饲蚕或饲蚕不多的州县到同、光年间都已经广泛饲蚕了，甚至在北方一些地区，如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等省，也日渐饲蚕，并有所发展。
4.烟叶。鸦片战争前，种植烟叶已经是商品性的农作物生产，但烟草出口不多，主要在国内销售。光绪朝开始，出口增加很快。光绪十年（884）出口数量为2.4443万担，光绪二十年（894万担，由于英美烟草公司的大力推广和抢购及本国民族资本卷烟业的兴起，促进了烟叶生产的发展。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辑，第447页。
2同上书，第48页。
3同上书，第49页。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9—98页。
2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9—98页。
3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辑，第427—428页。
4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辑，第427—428页。
5.罂粟。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鸦片的输入不仅合法并有增无减。的清皇朝不仅完全丧失了禁烟能力，而且鼓励农民种植罂粟以增加税收。鸦片的种植区日渐扩大。首先种植的是云南、贵州，后至四川、甘肃，以至陕西、山西等地，一二十年来，皆废田而种罂粟.
粮食。自咸丰末年以来，一些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占用了原来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导致了粮食产量的减少，使一些地区变成仰给外地的缺粮区。如陕西渭南因“遍地罂粟”，粮食“反仰给于渭北”。江苏南通“出产棉为大宗，麦次之，稻则不足供一邑之食，故多仰给他郡”。同时加上工业的兴起，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也扩大了对商品粮的需求。其结果必然刺激农民生产和出售粮食的积极性，从而增加商品粮食的流通数量，促使粮食商品化的迅速发展，特别在甲午战争以后，地区之间的粮食贸易有了较快的发展。例如，湖南的粮食供应长江下游及湖北一带，江苏、安徽等地的粮食供应长江下游各地的需要。粮食商品化发展的结果，在一些城市，如无锡、芜湖、长沙等形成了粮食的集散中心。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主要是在甲午战争以后，伴随着帝国主义掠夺中国农产品原料的加强而发展的。
我国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一般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和商品率的提高。例如，据5省00县的调查，棉田的比重从光绪三十年（904）至90年的％上升到94至99年的4％，同时棉花商品率也在提高。光绪二十年（894）棉花出口和国内纱厂购买的棉花有70万担，923年增为00余万担。其中日、英、美的一些纱厂就约占300余万担。烟草也是如此，由于英美烟草公司和日本在湖南、山东等地推广美种烟草，进行收购，烟草的种植也得到发展，并形成一些烟产区。蚕桑的种植面积在920年前后达于最盛。广东在923年桑田面积达到50万亩，江苏无锡92年桑田占全县土地的30％以上。四川治县从宣统元年（909）至99年，桑田面积从2.5万亩扩大到5.5万亩。生丝的出口由于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开始下降，但出口绝对量仍在增加。宣统二年（90）为4万担，99年为.5万担。
其次，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导致农业生产专门区域的形成。一部分地区以经济作物为主，另一部分地区以粮食作物为主。例如棉花、蚕桑、茶叶、大豆、烟草、水稻、小麦等农业生产专门区域分布在经济发展和交通比较发达的一些省份和地区，它的出现是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的表现。
再次，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使农民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农产品出售的部分占很大的比重，农民生活资料的消费中从市场上购买的比重也在增加。
中国农产品商品化是在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和买办商业资本支配下的小商品生产。促进中国农产品商品化的主要原因是来自帝国主义对中国原料需要的增长，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景气如何，对农产品需求的大小，部直接影响着中国农业生产的兴衰。这一时期获得较大发展的几种经济作物，都是国际市场上畅销一时的农产品，例如茶叶、棉花、生丝等。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大量倾销剩余农产品，使中国农产品价格猛跌，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农农也《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经济研究》95年第4期，第29页。村经济。
值得注意的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是在中国逐步演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中国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主要是外国资本主义掠夺促成的。它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农村资本主义的相应发展，它始终是建立在小农经营的基础上。这种农业商品经济的性质，是带有浓厚封建性质的小商品生产。同时它也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对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依赖性，具有半殖民地性质。农产品商品化发展的同时，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开始解体。
总之，同治朝以来，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侵略下，中国手工业的破坏和农产品商业化的发展，标志着以“耕织结合”的中国自然经济结构的分解。当然，由于中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时间和程度不一，因此，各地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也有所不同，沿海、沿江的一些地区，自然经济分解的速度就快、程度就深，广大内陆地区分解的速度就慢。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结果，但外国资本主义大规模地进行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以及掠夺原料，其目的不是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其结果是破坏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外国资本主义借助于中国农村封建势力和城市买办商人得以把掠夺的触角伸向各地。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为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市场，使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
第六章商业第一节外国资本主义商品侵略下的中国商业（848—894）
鸦片战争后的中外贸易.对外贸易自主权的丧失。
英国为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首先发动鸦片战争，逼迫清皇朝签订了《南京条约》。随后，法国、美国、俄国、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瑞典、挪威等资本主义国家也倚仗强大的军事实力，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夺取了巨额赔款和各种在华特权，破坏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中国社会开始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其中以对外贸易自主权的丧失，对中国的商业活动，尤其对外贸易的危害最大。
第一，外国侵略者享有协定关税税则权，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被剥夺。海关自主权是国家独立自主的标志，海关起着保护民族工业和民族经济发展、保护本国市场稳定，防止外国竞争和商品侵略的重要作用，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更是抵制外来商品侵入，保护本国商业的重要武器。鸦片战争前，清廷与一切独立自主国家一样，对海关的税收和行政管理都享有独立的主权，一切来自外国的船舶都要接受检查和监督，并按照规定的原则和税率缴纳进出口税。进口税一般为％，出口税一般为4％，这是较合理的和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税率，海关自主权起着抵制外国商品冲击的作用。
但是在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在《南京条约》第十条中规定，中国不能根据本国利益和政策单独制定关税税则，而只能和英国共同来“秉公议定”。在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按照英国方面意见，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协定税则。在《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中，协定关税原则被固定下来。从此，不经外国同意，中国不能自行修改海关税则。中国既已丧失了税则自主权，海关也失去了保护本国经济，尤其是保护对外贸易的功能。
除海关关税外，外国侵略者还侵犯了中国内地征税的主权。当时清廷规定，任何商品在国内流通都有常关税。《天津条约》却规定，外国货物（洋货）运销内地或从内地运土货到通商口岸出口，除纳一次5％的海关税外，在内地只须在第一关交纳2.5％的子口税（也就是内地关税）后，就可以遍运中国各地，不必像中国商人贩运商品那样逢关纳税、遇卡抽厘。结果，中国在丧失关税自主权的同时，还部分地丧失了内地税自主权。外国资本主义没有了从港口到内地的一切关税障碍，更强有力地冲击中国商品和商品市场，最后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倾销商品、掠夺中国土特产和原料打开通道。第二，外国侵略者又夺取了中国海关的行政管理权。海关是监督进出口货物合法进出国境和征收关税的行政管理机关，是国家政权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正式成立海关，由清廷掌握海关的行政管理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一些不平等条约中却规定外国商船进入中国港口，由该国领事通知海关，双方共同检查货物和划定货价；外商的非法行为由外国领事处理；外商在非通商口岸走私货物，由外国领事来决定是否没收。这些都是对中国海关管理权的侵犯和粗暴践踏。咸丰三年（853），英、美、法侵略者和上海道台吴健彰相勾结，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乘机占领了上海海关，并于咸丰四年五月二十四日（854年月9日）订立关于上海海关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于咸丰四年六月十八日（854年7月2日），由英国人威妥玛（咸丰五年改由李泰国）、美国人卡尔、法国人斯密斯组成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管理海关行政，中国最重要的上海海关大权被外国侵略者所侵夺。
与此同时，外国侵略者又乘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要挟清廷，进一步控制我国其他海关。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内规定“中国政府海关之统一制度，通用于各通商口岸”，“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咸丰九年（859），英人李泰国被清廷任命为第一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设总税务司署于上海。同治二年（83），英国人赫德继任，并在两年后把总税务司署迁到北京，设衙门办公，成为掌握中国海关大权的机构。以后，就用赔款、借款抵押手段，全部控制中国海关收入的保管和支配权。
总之，中国丧失海关关税自主权、海关行政管理权以及关税保管支配权，使中国海关彻底变成了外国侵略者控制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据点，中国民族工商业遭到致命打击和摧残，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商业发生种种变化的根本所在。
2.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和对中国商品市场的控制。
外国资本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目的在于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工业品销售市场，同时大量掠夺原料，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它们的需要。在道光二十年（894）以前，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活动，是以商品输出为中心展开的。就其商品侵略的方式和结构及其深入程度来看，光绪朝以前，主要在各通商口岸附近，机制工业品输入数量也不很大，还未全面触动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此后，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在商品输出渐增的同时，列强开始对中国大规模资本输出，经济势力开始深入到中国内地和广大农村，逐渐控制中国国内商品市场和原料市场，操纵对外贸易，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漩涡，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殖民地市场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国对外贸易自主权的丧失，中外贸易发生了显著变化。
第一，外国洋行迅速控制中国的进出口贸易。
首先，中国在进出口贸易上处于不利地位。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逐步合法化，走私口岸从广东扩展到福州、浙江、江苏沿海各地，直到河北、东北地区，上海成为鸦片走私的另一个中心。嘉庆五年至道光十九年（800—839）进口鸦片万箱，道光二十年至咸丰十年（840—80），仅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