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北京和重庆出现了巨大的反差。同是秋日，前者早是旭日东升，霞光万丈。而后者却迷雾重重，阴气压天，到处笼罩在惊恐与血腥之中……
而就在这一年，一个垂死的政权——国民党反动政权欲借西南一隅，企图进行最后的挣扎。另一个新生的红色政权犹如初升太阳，将温暖普照神州大地。
经过全面的较量，蒋介石军队彻底失去了抵抗能力，已开始向台湾落荒逃窜，留在大陆的残余部队及特务分子们则在执行报复性的破坏与屠杀。
“就是统统失败了，也不能让得到一点点油水！”绝望中的蒋介石红了眼，对那些心存一丝“留后路”的部下，拍着桌子厉斥道：“谁对多一分宽容，谁就是对自己多一分残忍！”
生死决战的“试验场”选择了西南重镇——重庆。
8月25日，国民党大特务头目毛人凤从台湾飞抵重庆。这是他在这一年中第二次来重庆。3月份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奉蒋介石之命，来给他的喽啰们打气的：“六个月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定爆发，那时****可以依靠美军****，完成****复国之大任。”同时按照蒋介石的指令，秘密召集特务头目们布置“还乡运动”。所谓的“还乡运动”，就是派遣特务们以各种身份，“潜伏”到各个角落，一旦我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他们就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妄图配合所谓的“****灭共”之计划。然而时隔不到半年，全国的形势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蒋介石妄想让美国人插手阻止中国建国大业的美梦基本破灭。6月15日，从北京西郊的香山别墅搬进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住下后，一面夜以继日地筹备建国大业，一面向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向大西南进军”的战斗命令，并且向刘邓大军制定了“大迂回、大包围，先断敌退路，完成包围，然而回过头来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
“快动手吧，不然连机会都没有了！”蒋介石如热锅上的蚂蚁，当毛人凤将已派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到上海接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北上”参加建国政治协商会议的情报递给蒋介石时，老蒋冲毛人凤歇斯底里地吼道。
“过去就是因为杀人太少，以致造成整个失败局面。”在罗家湾19号“漱庐”何龙庆公馆，毛人凤对张群、杨森、王陵基等在重庆担任防守任务的国民党军政要员转达了蒋介石的“对****的一分宽容，就是对自己的一分残酷”的基本精神。
国民党反动派对重庆的大破坏和对人及革命志士的大屠杀计划从这一个月正式进入实施阶段。迷雾笼罩的江城，似乎从此一天比一天令人窒息。
“委座批示要先杀杨虎城。”毛人凤刚刚向张群、杨森等布置整体破坏方案后，又找来国民政府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兼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即小说《红岩》里的“徐鹏飞”原型），具体部署这位得力的刽子手实施大屠杀。“不久张学良也准备干掉！”
“关押在渣滓洞二处看守所的犯人，其中40来人已由徐（远举）先生决定先执行，其余的，一部分拟第二批执行，一部分行为较轻的，拟感化教育。请示毛先生，这样做是否适当？”徐远举的下属、二处科长雷天元这时毕恭毕敬地问上司。
毛人凤轻蔑地瞟了一眼雷天元，说：“我们打胜仗的时候，可以做感化教育。今天打败仗了，感化教育还有用吗？”
“您的意思是……全部杀掉？”
毛人凤连眼睛都没眨一下，扭头便登上汽车。在消失的车子后只留下一句硬邦邦的话：“这事你同徐先生商量吧！”
“真要全部……”雷天元看着毛人凤的车子远去之后，回头向徐远举做了一个“戮杀”的手势，问道。
“笨，还用说嘛！”徐远举不屑一顾地从鼻孔里哼了一声。
杀杨虎城是件大事。“西安事变”时，张学良和杨虎城二将军顺行民意，靠一场兵谏，将不想抗日的蒋介石软禁，最后在中国的配合下，促使蒋介石本人和国民政府不得不公开主张抗日，从而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新篇章。然而“受辱”的蒋介石怀恨在心，一直在寻找机会企图除掉张、杨二将军，只是迫于国内外的压力，不得不暂时先放手。进入1949年后，“下野”的蒋介石听说“代总统”李宗仁要释放张、杨二将军，心头怒火顿然生起，铁心要除掉张、杨二人，尤其是杨虎城。“太坏，他中的毒太深了。娘稀匹，不杀不足以解我心头之恨！”老蒋咬牙切齿地对毛人凤说。
显然，由于人民解放军日益逼近西南，加之“代总统”李宗仁已经放出的“释放令”令蒋介石加快了除掉杨虎城的行动步伐。戴笠在世时，蒋介石曾密令过暗杀杨虎城，后来国共有过一段“合作”，这事便被耽搁起来。随着国共斗争的形势发生根本变化，蒋介石不放心杨虎城是否会安然站在他国民党的一边，所以借机干脆将杨虎城彻底关了起来。此刻的杨虎城其实并不在重庆，而是被关在离重庆几百里的贵州黔灵山的一所监狱里。
“要不我派人到贵州那边把杨虎城干掉得了！”徐远举曾向毛人凤请示过，但未被批准，毛人凤说：“那里不安全，一旦出了差错，我们都没法在委座那里交代。”
“那校长的意思是……？”徐远举当年曾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员，所以他自称是蒋介石的学生。他希望毛人凤把除掉杨虎城这样的大事交给自己办，这样可以表明自己对校长蒋介石的忠诚。
“要不，我们在把他从贵州提回来的路上干掉！”徐远举见毛人凤摇头，便出一招道：“川黔公路两边都是荒山野岭，半道上我们把杨干掉后找个地方埋了谁也不知道。”
毛人凤想了想，说：“不行。如果半路上遇到的游击队怎么办？一不保密，二不安全。还是提回重庆来吧。”又说：“我让周养浩到贵州提人，这边的事你负责。”周养浩是保密局在西南的另一个重要特务，原任贵州息烽监狱监狱长；1948年调重庆，任徐远举手下的军统西南特区副区长。这位“笑面虎”会说能道，经常陪杨下棋、喝酒，博得了将军的好感。毛人凤知道杨虎城的脾气，让周养浩去骗杨虎城入圈套自然会容易些。
“是！”方案定下后，周养浩就挑选了西南特区特务组织里的几位骨干组成特别行动小组，准备杀害杨虎城。
毛人凤对此项任务格外重视，除了亲自布置整体方案外，对具体实施细节都一一检查。9月1日，周养浩带着亲信一行前往贵州息烽监狱去骗押杨虎城。9月2日中午，毛人凤接见了徐远举带来的几位准备参与“干掉”杨虎城将军的特务。
“要各位来，是要完成一项密裁任务。”毛人凤朝徐远举瞥了一眼，意思是绝对不能告诉执行者具体的细节，即不能让这几个知道他们杀的是什么人。徐远举会意地点点头。“此任务特殊，执行时不能有声响，也就是说不能用枪。”毛人凤抬了抬眼皮。
行动组长熊祥“啪”的一个立正：“报告长官，我们已经作好了准备。”说着，他从身上抽出一把寒光凛凛的匕首，向毛人凤示意：“我和队员们已经商量好了，就用利刃解决问题。”
“这行吗？”毛人凤有些怀疑。
“行，绝对有把握。”熊祥回答很肯定。
徐远举插话道：“局座放心，这几位都是我西南特区的干将。执行这样的任务已经不是一次了。”
“那好。”毛人凤站起身，用皮鞋在地上画了个圈：“密裁地点在松林坡的‘戴公祠’和下面的警卫室，汽车一到就执行。”特务们都知道这戴公祠就是当年戴笠在世时的公馆，是歌乐山的一尊风景优美的别墅。毛人凤安排在那里杀害杨虎城，其目的也是为了蒙蔽将军。
“现在你们向委座宣誓……”毛人凤突然一个立正，转身面向墙上的蒋介石画像。
“保证完成任务，绝对保守秘密，如有违犯，甘愿受严厉处分！”熊祥等特务们举起右拳，齐声宣誓。
“去准备吧！”誓毕后，徐远举朝手下特务们示意了一声。待喽啰们走后，悄声问毛人凤：“杨身边一直有只小皮箱，里面有英镑、美钞和一些珠宝怎么处理？”
“充作给弟兄们的奖金呗！”
“是。”徐远举和毛人凤一起笑了。
再说到贵州骗接杨虎城的周养浩等人到达目的地后，借蒋介石要与杨虎城谈西北问题之由，欲接其到重庆。杨虎城毕竟经历多年磨难，也了解口是心非的蒋介石，所以没有马上答应，反问周养浩：“瞎扯！西北问题为何要找我杨虎城？”周养浩一再表示是“真的”，杨想了想，说：“住几天再看看吧！”周养浩等人不敢来硬的，只好应允。
9月5日，杨虎城答应可以回重庆。周养浩立即密电毛人凤：“6日晚达渝。”
从贵州到重庆路程并不远。杨虎城将军抱着夫人的骨灰盒（谢葆真是几年前被特务害死的，自此，杨将军一直将其夫人的骨灰盒带在身边），携儿子杨拯中、女儿杨拯贵、秘书宋绮云和夫人徐林侠及其9岁幼子宋振中——即《红岩》中的“小萝卜头”、副官阎继明、勤务兵张醒民，在特务分子的三辆车子押解下离开贵州，向重庆方向行进。
杨虎城将军在离别那一刻，回眸了一眼囚禁他多年的这座监狱，心头百般滋味。但他没有想到的是，等待他的是一场早已精心策划好的血腥屠杀……
6日晚，车队抵达重庆歌乐山的松林坡，那戴公祠别墅就在山腰上。杨虎城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军人，他问：既然蒋介石接见他为什么跑到这山上来了？特务们立即用早已准备好的骗词回答道：“总裁说让您先在此休息两天，然后再接您到城里去谈……”并指指山上的明亮处，补充道：“不信您看，这公馆里灯火通明，是我兄弟们早就为您的到来准备的。”
杨虎城瞄了一眼黑暗中明耀耀的戴公祠，再也没有说话。将军彻底被骗了……
汽车在松林坡停车场停下，特务张鹄先跳下车后为杨虎城打开车门，便引杨虎城一行上山。按照预先安排，杨虎城携儿女和其秘书宋绮云夫妇及幼子被带上山去。
黑暗中，身材魁梧的杨虎城将军走上前面，其19岁的儿子杨拯中双手捧着母亲骨灰盒紧随其后。等父子俩出现在戴公祠的“会客室”，早已等候此地的特务们佯装笑脸地向杨将军父子介绍：“这里有两间房子，随你们住哪间都行。”话音刚落，杨虎城的儿子抢先往里屋走去。这时，躲在门后的特务王少山迅速举起匕首，一个猛子冲到拯中的身后，朝他的腰部就是狠力的一捅。“爸——”受到突然袭击的杨拯中大喊一声，立即惨死在血泊之中。杨虎城感到情况不妙，刚回头，只见眼前几把贼亮的屠刀已经向他袭来。腰部先进刀的杨将军“哎呀”一声大叫，特务杨进兴立即用一块毛巾蒙住其嘴。随之，杀手们一拥而上，朝将军身上一阵乱捅。一代英雄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一场预谋已久的暗杀结束了宝贵的生命……
将军的秘书宋绮云一家和将军女儿杨拯贵的车子晚到两个来小时——其实也是特务们事先安排好的时间。他们一到，特务们便带他们向戴公祠的警卫室走去。此时已凌晨2点多，歌乐山一片漆黑。宋绮云的妻子徐林侠拉着杨将军的幼女杨拯贵在先，“小萝卜头”宋振中被父亲领着随其后一起往有灯亮的地方走去。
“这里有三间房，你们在里面休息吧。”宋绮云一行人刚到，警卫室的特务们便再次拿出骗杨虎城的方法来骗宋绮云等人。宋绮云的妻子徐林侠往屋里走去，她想为丈夫和孩子们安顿房间，哪知躲在门后的特务们一见她出现立即举起匕首在她要命的地方猛扎几下。宋绮云见状大叫“林侠——”，可没等他喊出第三个字，特务熊祥和杨进兴已经将两把匕首刺进他的胸膛和腰部……
这时，正在一旁玩耍的儿子宋振中和杨拯贵惊呆了，小振中一边喊着“爸爸”“妈妈”，一边拼命地朝里屋冲去。“小兔崽子，让我来！”特务提着血淋淋的匕首一把拦住小振中，将其按在地上。随其而来的特务杨进兴上前就将挣扎之中的9岁男孩活活地刺死了。与此同时，杨虎城的幼女杨拯贵则被特务安文芳硬是用双手卡住脖子给憋死……几个小时后，特务们将杨虎城将军等人的尸体分别埋在戴公祠的花坛底下和警卫室预先挖好的坑内，刽子手们怕走露风声，几天后又在上面打上三合土，看起来天衣无缝。
六条人命，在1949年9月6日那个漆黑的夜里，就这样被一群国民党反动派的刽子手们活活屠杀！
重庆大屠杀事件应该是从杨虎城将军等六人的被害正式开始的。因为就在9月6日这一天，毛人凤命令徐远举在飞往昆明执行“九九整肃”之前，将关押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川东地下党、《挺进报》事件和华蓥山武装起义人员中的陈然（成岗原型）、江竹筠（江姐原型之一）等42名员及“民革”川康组织负责人周从化等人名单承签，并报毛人凤送蒋介石批准后，准备一并“枪决”。“一定要有法医在场拍照核实。”毛人凤死盯着整个大屠杀过程的每一个细节，可见，蒋介石对重庆地下党等革命志士的屠杀行动是何等重视，同时又流露出他在蒋家王朝即将灭亡时的恐慌之心。
1949年的9月底和10月初，国共两大阵营呈现着完全不同的两种命运：前者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后者旭日东升，欣欣向荣。
9月21日下午七时，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张灯结彩，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在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中以雷鸣般的掌声，欢迎伟大领袖等即将成为新中国人民政府组成成员的领导们入场，那热烈的掌声长达5分钟之久。场外，54响礼炮在北京城上空久久回荡……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是的声音。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全场代表随着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起立，代表们使劲地鼓着掌，泪水止不住地流淌下来——那是被此情此景所感染的眼泪，那是荡涤中华民族百年耻辱的眼泪，那是欢呼一个新政权诞生的眼泪！
宋庆龄不禁感叹：“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声音铿锵有力。
10月1日下午三时，重新装饰一新的广场上早已是锣鼓齐鸣、彩旗招展的欢乐海洋。穿着一身新式呢制服的走到中央的麦克风前，用洪亮而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广场上万众欢呼，震天动地。接着，按动电钮，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徐徐升起，如初升的太阳光芒四射……
10月7日，重庆歌乐山下的白公馆看守所。
关押在楼下二室的罗广斌（《红岩》作者之一）放风时从楼上的一位难友那里得知了中国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北京成立的消息，而且还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国歌正是抗战时期风靡的《义勇军进行曲》。
七天了，新中国的红色政权已经成立七天了，被囚禁在重庆国民党反动监狱里的人才知道这个喜讯！是迟是早，同志们根本没有顾得上去想。第一个得到这消息的罗广斌此时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原本每天只有十来分钟的放风时间，对难友们来说太短促了，但今天却觉得放风时间太长，太长。好不容易耐着性子挨完了放风时间，罗广斌便三步并作两步赶回房中，急着想把这消息告诉同狱的难友们！
“真的？已经成立啦！”当同狱的难友们听得这一喜讯后，个个兴奋得像孩子似的又拥抱，又低声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万岁！”意犹未尽的难友们甚至在囚室里互拥着倒在地上连连打滚——在特务的监视下，大家用独特的方式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末后，罗广斌同狱的全体难友又面朝北方，肃穆低唱：“起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夜已很深了，可难友们都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激动得不能入睡。大家围在一起，悄声交换着各自的心得，议论着国徽、国旗的形状、式样。他们是那样的激动，那样的自豪。坐在一旁的罗广斌眼见这般热烈的情景，忽然闪出一个念头，他动情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有个建议：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我们要扛着这面红旗冲出牢门去！”
“好主意！”难友们齐声赞同。
曾和罗广斌同关在平二室，后又与罗广斌一道脱险的毛晓初回忆彼时的情景说：
当时听了罗广斌的建议后，大家马上都举双手赞成。老罗扯下他的红花被面(他被捕时带进监狱的)，陈然拿出一件旧白布衬衣，拟作五星。当时大家还不知国旗上的五星是黄色的，我们以为星光是白色的，五星也就应该是白色的。另外我们也不知五星如何排列，所以大家就悄悄议论，最后一致认为应当放在旗中央，形成圆圈。囚室内没有剪刀，也无针线，因此我们完全靠一把铁片磨成的小雕刀，你一刀、我一线地接连来完成这五个星子，然后再用剩饭粘在红绸上。经过通宵奋战，一面五星红旗终于做好了。罗广斌和陈然把红旗平整整地放在囚房中间，大家围着红旗，低声欢呼，轻轻哼着国歌，又是跳，又是互相拥抱，那情景无法忘却……
小说《红岩》里的江姐带着姐妹们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罗广斌把男囚室的这次“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身上。
红旗做好后，大家把牢房里的楼板撬开一小块，将红旗叠起来，小心翼翼地藏进地板里面，期待着解放的那一天，高举着红旗冲出去。
我们有床红色的绣花被面，
把花拆掉吧，这里有剪刀。
拿黄纸剪成五颗明亮的星，贴在角上，
再找根竹竿，就是帐竿也罢！
瞧呀，这是我们的旗帜！
鲜明的旗帜，腥红的旗帜，
我们用血换来的旗帜！
美丽吗？看我挥舞它吧！
别要性急，把它藏起来呀！
等解放大军来了那天，
从敌人的集中营里，我们举起大红旗，
洒着自由的眼泪，
一齐出去！
这首题为《我们也有一面五星红旗》的诗，是罗广斌在制作好红旗后，一气呵成的。
“重庆解放的第三天，我和罗广斌等脱险同志重新回到白公馆。那天罗广斌带着我撬开楼层的木板，取出了那面他们制作的五星红旗，这旗后来交给了组织。”另一位在“11·27”大屠杀中幸免于难的郭德贤这样对我们说。
10月10日，中央在京召开解放西南的会议，此次会议特别重要。在我党解放广东、广西之后，国民党政府由广州迁往重庆，原在川陕的胡宗南集团也在向西南集结，蒋介石再度坐镇重庆，准备在重庆、成都立脚。和中央高度重视新出现的这一新局势，决定加快解放西南的步子。歼灭国民党重庆城内的顽敌，自然成了党中央一系列重要决策的重中之重。三天后，二野的刘邓大军取道湘西、鄂西，直出贵州，继后挺进四川的叙府（今宜宾）、泸州，再解决重庆战事。
蒋介石对的这着险棋没有估料到，他原以为人民解放军是通过一野部队的主力经秦岭入川。
“西南重心是四川，我二野主力必须于12月占领泸州重庆一带……”10月19日，电令部队。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贵州直插四川的意图亮相于国民党军队面前时，蒋介石知道自己的“堵住****于陕境之外”的计划彻底破灭，他异常惊恐和残暴地命令特务分子们加快在重庆实施两件事：破坏城市设施、灭杀狱中的分子！
20日左右，刽子手徐远举接到毛人凤密令，要他迅速组织对《挺进报》事件中的人的“枪决”命令。“委座说了，越是在形势对我们不利的情况下，越要给我们的军队和民众以士气，所以，枪毙《挺进报》事件的****分子要搞个公开枪决的审判会，声势搞得大一点，而且还要事先登报宣传，杀杀****的嚣张气焰。”
“明白。”徐远举得令后便连忙组织起这场表演性的“公审”大屠杀。
“刑场选择在哪？”特务二处的科长问徐远举。徐告诉他还是在一年多前枪毙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许云峰原型之一）的老地方——大坪。
26日上午，张界等几个执行现场行刑的特务负责人拿到了从白公馆、渣滓洞提取准备枪决的犯人名单。“怎么还有蒲华辅、涂孝文和袁儒杰呀？老蒲和涂先生可是为我们抓****分子立过大功的呀！”有特务看着名单议论道。
“那叫活该！”张界阴笑地对同伙说道，“委座才不相信投诚来的****分子真心跟老子我们一条心呢！”
他们说的蒲华辅就是《红岩》中叛徒甫志高的原型之一。这位出卖一批员的叛徒原是川康特委书记。虽然他在狱中后来“死活不说”，也没有接受特务机构吸收他当镇压的特务分子，但最终他仍然没有逃过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子。
“陈然、王朴、华健、蓝蒂裕……这几个可是****的顽固分子。早该枪毙他们了。”特务们在谈论枪毙人时就像在说到大街上去吃一顿麻辣烫那么轻松愉快。
10月28日一早，徐远举指挥下的特务警卫团的士兵们荷枪实弹地开着囚车，先来到渣滓洞，先后提出川康特委委员华健、万县县委书记雷震、华蓥山游击大队队长楼阅强、梁山垫江特支书记蓝蒂裕和与蒲华辅属一类人物的袁儒杰。
“蓝蒂裕！七号房的蓝蒂裕还磨蹭什么？快下楼！”渣滓洞监狱的楼下，几个特务在向楼上的男囚室嚷嚷道。
“蓝胡子，他们又在催你了！”第七囚室的一位难友们走到正在整理自己衣物的蓝蒂裕身边，提醒道。
“让他们喊魂吧！”蓝蒂裕由于入狱后一直留着长长的胡子，加之33岁的年龄在狱中的人中也算是个“大哥”级人物了，所以大伙都叫他“蓝胡子”。
“蓝胡子”可不是一般人物，虽然《红岩》小说里几乎都没有提到过他，然而这位坚强不屈的员却在渣滓洞的真实革命斗争中有过一段传奇的事迹。
贫苦家庭出身的员蓝蒂裕，曾因1941年被敌人发现在看《新华日报》而被捕，后来蓝蒂裕成功越狱。1948年又因叛徒出卖，蓝蒂裕再次入狱。起初他被关在梁平县监狱。急于得到这一地区组织名单的敌人虽对蓝蒂裕百般拷打，然而始终不能从蓝的嘴里得到半句话，于是敌人另生一计。
这天，蓝蒂裕被带进刑讯室。室内烧着一盆熊熊炭火，一把烙铁在炭火中烧得通红。突然，蓝蒂裕看到敌人把自己的母亲带进了刑室。
“妈，你怎么来啦？”蓝蒂裕不免大惊，但马上明白这是敌人施出的一招毒计。
母亲见儿子如此蓬首垢面、遍体鳞伤的惨景，忍不住扑过去抱着儿子放声大哭。这让蓝蒂裕心如刀绞，可他知道这份情感不能让敌人看出来，于是安慰母亲：“没事。妈，你别哭。儿子没事。”
“蓝蒂裕，我看你还是说了为上策。”站在一旁的几个敌特打手冷笑着走过来对蓝蒂裕阴阳怪气地说道：“我们知道你家就你这么一根独苗苗，你也该考虑你母亲将来由谁来奉养是不是？”
面对敌人劝降，蓝蒂裕轻蔑地怒视了敌人一眼，斩钉截铁地：“要我说出党的机密，我看你们是在做梦！”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上刑——”恼羞成怒的敌人，当着蓝蒂裕母亲的面，猛地从炭盆中抽出冒烟的烙铁，对准蓝蒂裕的胸脯直推过去……只听“嗤嘶”一声，蓝蒂裕的胸前连衣带肉地早已被烙出一个血淋淋的大口子。
“儿——！”母亲见状，当场昏倒在地。
“好你个****分子！厉害啊！老娘吓倒了，你还硬挺着啊——”敌人一边骂一边又举起烧红的烙铁朝蓝蒂裕身上烫去……
“你们这些……畜牲！”蓝蒂裕昏迷过去。
“用冷水浇醒他！”敌人已经失去人性。当蓝蒂裕醒来时见母亲在一旁痛哭不止，强忍住钻心的裂肤之疼，正色地对母亲说：“妈，哭有啥用！要知道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我如叛卖投敌，同志们就会惨遭杀害。现在儿纵然死了，却能换来革命胜利。全国多少员，都将是你儿子。党今后一定会照顾你的。”
母亲听到儿子这话，果然止住抽噎，擦着眼泪点头道：“妈懂。”
敌人一招不成，又使二计：他们将蓝蒂裕吊上屋梁，并让其母亲站在梁下“观看”。不一会儿，反吊在梁上的蓝蒂裕痛得额上渗出一颗颗豆大的汗珠；儿子的汗水滴在母亲的脸上，又成了如泉的泪流。
“妈妈，不要哭了。眼泪换不来胜利……”话没说完，蓝蒂裕便又昏死过去。一直到绳子断裂，从梁上跌下。
敌人如此用尽险恶心计，却未能让蓝蒂裕的嘴漏出半句有损革命利益的话。无奈一个多月后只好将其转解到重庆的渣滓洞监狱继续拘禁审讯。在这里，敌特分子对蓝蒂裕几乎使用了所有的毒刑，什么老虎凳、水葫芦等等名目的酷刑，然而蓝蒂裕依然守口如瓶。为了在监狱里与敌人作誓死斗争，他从此蓄起胡子，时间一长，囚友和敌特分子都称其为“蓝胡子”。
蓝胡子爱唱善诗，在与敌人斗争中，他带领囚室的同志们唱“古怪歌”——
往年古怪少啊，今年古怪多啊，板凳爬上墙，灯草打破锅啊。月亮西边出哟，太阳东边落哟，天上梭罗地下栽，河里的石头滚呀滚上坡。半夜三更里哟，老虎闯进门哟，我问他来干什么，他说保护小绵羊哟。清早走进城哟，看见狗咬人哟，只许他们汪汪叫，不许别人用嘴来讲话。田里种石头哟，灶里长青草哟，人向老鼠讨米吃，秀才做了强盗哟。喜鹊好讨苦哟，猫头鹰笑哈哈哟，神隍庙的小鬼哟，白天也唱起古怪歌……
“古怪歌”不仅词古怪，而且调也古怪，当敌人折磨我革命同志时，蓝蒂裕就拉着他那古怪的嗓门，哼起古怪味的调子，让敌人又气又恼，常常不能为所欲为。这种方式让囚友们觉得是对付监狱敌人的好法子，于是打这以后，一旦敌特分子欲在狱中做些让革命同志们无法忍受的事时，囚友们便同蓝蒂裕一起轮番高唱“古怪歌”。此时，整个渣滓洞都会变得“古怪”异常，令特务们浑身起鸡皮疙瘩。
蓝胡子坚强不屈的革命意志和风趣幽默的斗争精神，在狱中深受同志们的爱戴。而由于他又善作诗吟唱，便成了大家格外尊敬和喜爱的人。
“子弹穿身身方贵，血染红旗旗更红。”这是当年狱中最流传的革命诗句之一，便出自蓝蒂裕之手。
“七号室的蓝胡子，你还有啥子‘古怪’的事干嘛？快点下来！”楼下的特务又在叫嚷着。
七号囚室，蓝蒂裕将身上可以放得下的物品分别交给那些并肩在敌人监狱战斗的囚友们，最后将一张皱巴巴的废香烟纸塞给身边的囚友，悄悄说：如果可能，或把它交给我的耕儿，或者念给他听……
放心吧胡子。囚友们含泪过来握住蓝蒂裕的手，大家清楚这是最后的诀别了。
“永别了同志们！”在同志们面前，蓝胡子其实并不“古怪”，他总是一腔热血，革命斗志格外高昂。
那天，渣滓洞留下来的囚友们全都拥在铁窗口，向他们尊敬的华健、雷震和蓝蒂裕等同志告别，那一刻，《国际歌》响彻监狱上空……
押解蓝蒂裕等人的囚车刚走，七号牢房里就响起了一阵高亢的诵诗声——
你——耕荒，
我亲爱的孩子；
从荒沙中来，
到荒沙中去。
今夜，
我要与你永别了。
满街狼犬，
遍地荆棘，
给你什么遗嘱呢？
我的孩子！
今后——
愿你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
把祖国的荒沙，
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
这就是蓝蒂裕在临将走向刑场前留给儿子耕荒的一首著名的“狱中诗”——《示儿》。这首诗是由后来在大屠杀中脱险的同志带出来的。蓝蒂裕共有一儿两女，大儿子耕荒在蓝蒂裕入狱时年仅4岁，而两个女儿当时还是牙牙学语的小娃娃，她们甚至连父亲的模样都记不得。儿子长大后一直以父亲《示儿》的遗训勉励自己。
“……1964年2月7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非洲11个国家胜利回国到达昆明，我们参加昆明部队业余文艺调演的26名业余演出队的同志，幸福地接受了向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汇报演出的光荣任务。那天晚上9点钟左右，临演出之前，敬爱的周总理和陈副总理从百忙中挤出宝贵的时间，到后台看望了我们演出队的全体同志。李成芳政委把我叫过去介绍给周总理说：‘这是1949年10月在重庆渣滓洞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的革命烈士蓝蒂裕的儿子蓝耕荒同志。’敬爱的周总理微笑着和我握手，亲切地询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人，现在在做什么，还问我多大岁数了，当了几年兵，是四川什么地方的人。我激动地一一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敬爱的周总理怀着对革命后代无限关怀、爱护的心情，鼓励我说：‘你是老兵啰，又还年轻，要好好地干！’他语重心长地教导我：‘千万不要忘记过去。你要永远牢记革命先烈和你父亲留下的遗嘱，一定要听的话，做革命的好后代，当革命的接班人，将革命进行到底！’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坚定地表示：‘决不辜负总理对我的希望！’总理听了微笑着点点头。”这是蓝蒂裕儿子蓝耕荒后来的一段关于他作为烈士子女受到周恩来亲切接见的回忆。然而蓝蒂裕肯定没有想到，他留给儿子的一首《示儿》，几乎教育和影响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代年轻人。这是后话。
现在，让我们回到1949年10月末发生在重庆的那一段大屠杀的现场吧。
话及徐远举派出的特务们从渣滓洞提押华健、雷震、蓝蒂裕、成善谋等“要犯”后，不一会儿囚车便到了白公馆。在这里，特务们要提毙的是五个人，其中，《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和重庆北区工委宣传委员王朴显然也是此次“公审”的“要犯”。
当敌人在渣滓洞提人时，白公馆内的陈然、王朴等“狱犯”并不知道这一天是他们与党和同志们诀别的最后时刻。
“陈然娴静得像一个大姑娘一样，而斗争非常英勇。”这是大特务徐远举在解放后写的“自首”中所描述的一句话。
《红岩》中的成岗是我们熟悉的人物，他的原型陈然是位小职员家庭出身的好男儿，小时候有个“香哥”的乳名。陈然出生不久，其父亲便把全家搬到了北京，后陈然的父亲因调到上海海关工作，所以全家又迁往上海。幼年时代的陈然，是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中长大的，民族之恨深植于他幼小的心灵。1939年，16岁的陈然在鄂西前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从此他开始了一条革命之路。1940年末，组织上安排陈然到重庆工作，碰巧此时他父亲也因为工作变动被调到重庆，山城从此成了陈家的安身之地。之后的陈然成了职业革命者，他时而到工人中发展党员，时而到学生中宣传进步思想。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撤出重庆之后，《新华日报》等机构也随之离开山城，一时反动势力非常嚣张，活动彻底转入地下。陈然则以办刊物的形式继续从事地下宣传活动。在严酷的斗争中，特别是与在组织失去两年多联系的情况下，陈然依旧积极活动，同敌人周旋于山城的每一个角落。
陈然是位办报的能手，曾经在何其芳同志领导下担任过《彷徨》的编辑组稿工作，团结和教育了一批重庆进步青年。随着重庆地下斗争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所有进步报刊不管是地下的还是公开的都成了特务们的眼中盯。坚持斗争的陈然等人从秘密渠道获得了一份叫《群众》的周刊，同时还收到了从香港寄来的油印《新华社电讯稿》。
“这些消息太重要、太振奋人心了，应当传播出去，让敌人发抖去吧！”于是陈然有了与他的同志一起办一份宣传革命胜利消息的地下报纸的想法。
油印的无名小报刚出几期，便立即引起了地下党重庆市委的注意。市委通过间接的关系来了解这个报是些什么人搞的，当获悉是失散的员刘镕铸、陈然等人做的事，市委便决定正式接管这张小报。
“太好了！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陈然热泪盈眶，低声唱起了《国际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地下党重庆市委不久决定把报纸命名为《挺进报》，作为市委的机关报，由市委委员彭咏梧同志负责领导（彭即为江竹筠的丈夫）。当时重庆市委规定《挺进报》主要刊登新华社电讯，一般不发表什么文章。而由市委领导的另一系统的同志也筹办了一个十六开本的油印刊物，叫《****》，主要是发表文章的。两份地下党报刊，成为在黑暗中刺向敌人心脏的两把利剑。
《挺进报》的稿源是地下党从地下电台抄录新华通讯社的电讯稿。陈然并不知道是谁在做这项秘密的工作，直到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候才知道原来是一个叫成善谋的员。其实，陈然平时就认识在重庆开一家商铺的“老板”成善谋，只是不知道是他在当他的《挺进报》“上家”。
地下党的秘密纪律就是这样严密。有时就连身边的同志，也并不知道相互之间的真实身份。
陈然负责《挺进报》的印刷兼一部分发行。为了更好地保密，他主动提出把《挺进报》的工作地点设在他家里。当时他是国民党中国粮食公司一个小机修厂的管理员，地点在重庆野猫溪，比较僻静。厂里除了七八个工人外，就只有他一个人负责管理。他建议住在厂里，环境单纯，作为秘密工作地点十分适宜，市委同意了他的意见。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他是在家里刚印刷完新一期《挺进报》时被特务们逮捕的。
徐远举抓到陈然和获取刚印刷好的《挺进报》，以为是逮住了重庆市委的一条“大鱼”，所以不择手段，一直对陈然加以重刑，以换取更重要的情报。
被捕的当晚，陈然就被连夜审讯。结果是，陈然只承认他是员，《挺进报》是他一个人办的，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你以为就你聪明，我们都是傻子？”无计可施的特务们只能靠拳脚来泄愤。特务头子徐远举听说后，第二天就亲自来审讯。
徐远举看了看“娴静得像大姑娘似”的陈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便直起嗓门嚎道：“你就是陈然！把你的组织交代出来吧！”
“办报是自由职业，有什么组织不组织的，不让办，不办就是了。交代什么组织？”陈然泰然自若地回答。
“好一个自由职业！谁叫你办的？说吧。”
“我自己想办的。咋啦，办报有什么罪？有这么严重！”
“你办报，为什么不登记？为什么偷着办？”徐远举想不到这位“娴静得像大姑娘”的年轻人骨子里却很硬，便改了口气：“实话告诉你，你的全部材料，已经有人交代了出来，你还不交代组织？”
陈然一听，反而笑了笑，答：“没有登记，现在登记也不迟。至于说到有什么人交代出材料，那不是很好吗？那还要我交代什么材料！”
徐远举终于沉不住了：“你有什么可强辩的？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今天要听我的，我看你有什么本领不交代你的组织？”
陈然毫不示弱地反问：“不交又怎么样？”
“不交，就强迫你交。”
“那你就强迫吧！”
“敬酒不吃偏吃罚酒！”徐远举震怒了，“啪”地一拳捶在桌上，吼道：“好！陈然，你看着吧！是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
“你这个土匪流氓，根本没有资格问我的话！”陈然鄙夷地瞥了一眼徐远举，将高昂的头颅侧到一边。
“好，你等着！”闹了整整一个上午，徐远举什么也没得到，气得临走时吩咐喽啰们：“下午继续，再不说就上刑！”
下午，特务们不由分说，上来就给陈然上刑。“交代不交代？”特务轮番地审问。陈然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组织可交。”
“上老虎凳！”特务开始加刑。这时，徐远举突然气势汹汹地进来了，他上前一把抓住坐在老虎凳上的陈然的头发，连嚎带叫地问道：“还不想说吗？”
“没什么可说的，你这狗日的土匪！”陈然双目喷着怒火。
“加砖头！”“再加——！”徐远举顿时露出一副畜牲的嘴脸。
酷刑下，陈然脸色苍白，头上的汗珠直淌。
“说不说？”
“没得说！”
气急败坏的徐远举突然卷起袖子，伸出巴掌，猛地朝陈然脸上打去……陈然昏死过去。
一桶桶冷水泼到他身上。他又醒来。
“再不讲今天就把你整死！”特务们在狂吠。
陈然怒视着刽子手们，没有半句话。
“这家伙，怎么这么硬？”又是整整一个下午，徐远举最后不得不这样无可奈何地自问起来。
两天以后，陈然被送到了渣滓洞。
不到十天，他又受一次酷刑。这回审讯他的特务是有“毒蛇”之称的张界。“你考虑好了没有？不交代组织又要动刑的。”
陈然依旧坚定地：“没有组织可交。”
“那就再来坐坐老虎凳吧！”特务更加疯狂地使毒招。
陈然双目紧闭，泰然自若。
“加砖头”！徐远举又一次出现在刑房。
陈然紧锁眼皮，表现出极大的蔑视。
“我看你硬！”徐远举又一次举拳猛击陈然。
酷刑面前，陈然始终无所畏惧，坚贞不屈。特务们无计可施，最后只得按“重犯”论处，将双腿受重伤的陈然押禁至“白公馆”。
哪知没多少时间，监狱“挺进报”竟然在徐远举的鼻子底下诞生了，这让自称是“克星”的徐远举恼怒至极，但仍然无法查出到底是谁干的。陈然当然是最重要的怀疑对象，可“****”的那些消息是从哪儿来的呢？徐远举和特务们一直没有弄明白。原来，陈然到白公馆后，住在一楼的狱室，他楼上住着东北军将领黄显声将军。黄将军是牢中唯一受优待可以看报的难友，而黄将军与狱中的员们关系非常好，所以时常乘看守们不备之时，偷偷将报纸从门缝中塞给狱友们看。陈然便是借黄将军的报纸上所看到的消息，用烟盒、纸片做成监狱“挺进报”在狱室内传递……当难友们看到解放大军节节胜利的消息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看到《红岩》小说，了解到白公馆、渣滓洞革命先烈们的英勇事迹，这其中一大功劳也理当归给陈然。当时敌人阵营里并非都是铁板一块，尤其是那些出身贫穷的看守们也时常有牢骚及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善于做思想工作的陈然就抓住这些人的弱点，不断给做正面工作。后来在“11·27”大屠杀中帮助罗广斌等19人逃出白公馆的杨钦典便是陈然通过耐心细致“策反”过来的特务分子。
“我和陈然是老乡，我值班时他给我做工作，说全国快解放了，叫我今后不要干坏事。就是人人有饭吃，人人都过幸福生活。人民政府要分土地给劳动人民。我考虑自己也是穷人出身，所以尽量给他们提供方便……”这是解放后杨钦典的交代材料上的一段话。
“陈然！出来！”现在是10月28日早晨，早饭还没有开始，白公馆里突然来了一群全副武装的特务，他们在大门外增设了几道警戒，同时又有几个荷枪实弹者跑进了院子内。特务们在点名传讯，被点名的除了陈然还有王朴等人。
“看来敌人开始下毒手了！”陈然听到外面在点自己名，知道最后考验的时刻来到了，他对同室的难友们说了这句话后，便从容地脱下囚衣，换上他入狱时穿的那套简朴的衣裳，同时又把零碎物品一一留给同室的难友。“广斌，我那首《假如没有了我……》的诗还差几句没写完，就劳驾阁下帮助写完吧……”在与罗广斌告别时，陈然将近日写的一首未完诗稿塞在难友手里，然后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
“再见了同志们！新中国已如东方升起的旭日，让我们一起用鲜血去向党和新的国家证明自己的忠诚吧！”就这样，陈然和王朴等员迈着稳重的步子走出白公馆。
这是他在心里想过许多遍而未写出的话，他把诗的内容用**的语言，一句一句地告诉了同志们：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特务的囚车开动了。突然，白公馆里响起一阵高亢的咏诗声。陈然听后欣然回首，他高兴地笑了，因为监狱的同志们正用他的诗在为他送行……
“这就是我——一个员的‘自白’”这首诗，后来经脱险出狱的同志重新整理，以《我的“自白”书》为题发表，成为脍炙人口的陈然遗作而广为流传。
八时左右，押着“要犯”的囚车从磁器口“特区”飞快地驶进敌人警备部的大门，车上立即跳下一批满脸横肉的特务，跟着便从车上押下陈然等10名“*”。
此时，左营街的警备司令部门前，已经挤满了围观群众。原来，国民党当局早已为今天的“公审”作了充分准备，当日的《中央日报》等报纸都刊载了特务机关派送的新闻稿：“警备部消息：彻底摧毁奸匪地下组织，密谋扰乱川康奸匪首要10名今日枪决”。
敌人企图以“公审”的画皮，来掩饰大屠杀的真相，其现场滑稽可笑：警备司令部的门口摆着一排台桌，陈然等十人被一字形排站在桌前，桌上放着10碗酒和10块肥肉。
“公审”开始，只听反动法官在一个个点名，然后宣布各自的“罪状”：
“陈然……《挺进报》负责人……”
“成善谋……《挺进报》电讯负责人……”
陈然与成善谋的目光迅速碰到了一起，这两位同是《挺进报》的主要成员竟然在刑场上才真正知道各自的真实身份，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奇巧之事，于是，他俩带着铁镣直奔对方，两双手紧紧地在握在了一起。
“啊！老成，原来是你呀！”
“陈然，你好样的！”
“快快，站到各自的位置去！”特务们忙把他俩拉开。成善谋只得举起手笑着向陈然说：“紧紧地握你的手！”陈然则会意地回答：“致以革命的敬礼！”
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让“公审”现场开始**起来，“法官”再说什么似乎谁也没有听清。倒是陈然、王朴和成善谋等在不停地高喊着，似乎是他们在审判敌人——
“今天你可以枪杀我们，但是你们自己还能活几天？”
“你们这些刽子手逃不出人民的最后审判！”
“胜利属于我们，你们必定失败……”
在陈然和王朴等与“法官”对峙时，另一边的蓝蒂裕“蓝胡子”依然不放弃他以独特的幽默在同敌人作最后的斗争。当“法官”问他还有什么可说时，他笑笑，头一昂，说：“你们听到过我多吐一个字吗？好了，再见了！”
“你真是怪人啊，我已经要枪毙了你，怎么还再见呢？”蓝蒂裕突然开怀大笑起来：“哈哈……这你们还不明白？不要两年，我们是会在地狱中再见的！”
“晦气！”特务们气粗了脖子，草草收场道：“押他们上刑场！快快！”
就这样，陈然等“犯人”立即被粗暴地推上刑车，马达声顿时“隆隆”响起。这时，更洪亮的口号声爆发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万岁！”
“万岁，万万岁！”
汽车驶进民生路等市区大街，沉默而愤怒的群众伫立在街道两旁，倾听着刑车上高亢的《国歌》、《国际歌》声。陈然等人趁此机会，大声向全市人民传播革命的喜讯：
“人民政府已经成立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五星红旗……首都北京！”
“蒋介石彻底完蛋啦！”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
刑车所到之处，沿途的重庆市民们悲愤而激动地目送着英勇的员们，许多人一边为陈然他们送行，一边悲愤地流着热泪跟着喊口号。刑车到了大坪附近，警戒线外也聚集了一批群众。“让我下车，我有话要对大家说……”陈然要求停车，向群众发表演说。惊恐的刽子手们哪敢这么干，上来两个特务便架着陈然将其拉上山岗。陈然用肩膀把特务撞开：“滚开！我自己会走！”
敌人的机枪已经架起，子弹飞快地从枪膛射出……屹立在山岗上的陈然使出最后的力量高呼：
“中国万岁！”
“万岁！”
罪恶的子弹穿透陈然的身躯，英雄竟然没有倒下。刽子手们慌乱地叫喊着：“再来一梭！快快！”
突！突！突！……
“万岁！”
……
陈然倒下了……陈然这年28岁。
成善谋倒下了……成善谋这年29岁。
最后倒下的是王朴。王朴这年也是28岁。
10月28日这场屠杀，是蒋介石亲自授意的。11月14日又有30人被集体枪杀。《红岩》中“江姐”原型之一的江竹筠等人就是在此次屠杀中牺牲的。
为什么特务们选择了11月14日这一天，重庆市民们其实并不清楚，监狱里的“犯人”们更不知这一天是他们告别世界的黑暗日。
因为这一天，蒋介石又一次飞到了重庆。毛人凤、徐远举等效忠于老蒋的特务头子们很会办事，他们要给节节败退、灰心丧气的“委座”打点气，给个“见面礼”。所以这一天的大屠杀就是毛人凤、徐远举等特务分子精心策划的一场“戏”而已。
进入11月份，我人民解放军二野部队已经突破川黔防线，11月8日的鄂西战役，我军歼灭宋希濂部2万余人。12日黔江解放。贵阳解放也已近在指日（蒋介石到重庆的第二天贵阳就解放了）。蒋介石已经知道西南形势对他的国民党残余力量极为不利，所以仓促之中决定再次亲临重庆。
同日随蒋介石而来的毛人凤，一到重庆，即饬令保密局西南特区将关押在白公馆和渣滓洞、“新世界”饭店看守所的“案犯”造册送核。徐远举随即命令手下分头行动。下午4时，毛人凤到林园谒见蒋介石，到底说了什么史料上没有记载，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毛人凤必定要让主子获得一份舒坦的心情。所以，他才会有一下飞机便立即吩咐徐远举等特务分子“马上行动”的屠杀计划。
“什么时候动手？”徐远举请示毛人凤。
“天黑前吧。”毛人凤说完补充道：“动作快一些。完事后你到我住处还有要事……”
“是。”
徐远举接受毛人凤指令后，迅速命令手下“立即行动，分头将要毙的人集中起来，再分批押到电台岚垭刑场给灭了！”
关于此次大屠杀，徐远举后来有一段交代材料上这样说：密裁齐亮、江竹筠等30人的计划，是由西南特区拟具，送西南特区代区长廖宗泽核定后在电台岚垭执行。主持屠杀的刽子手有雷天元、龙学渊、熊祥等特务分子。具体是：由雷天元及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将被杀的革命人士以转移关押的名义，从渣滓洞骗出，随后一一捆绑押至刑场，再由熊祥、徐贵林、王少山等特务用卡宾枪扫射“解决”。在刑场外围，由交警大队及西南长官公署警卫连进行严密警戒。屠杀完毕后，将他们的遗体拍成照片，台湾备核。
根据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保存的国民党特务机关遗留下的档案，当年特务机关对残害江竹筠等30位革命志士的大屠杀是作了充分准备的。下面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关于此次“密裁”的具体行动计划的部分原始档案记载：
奉令密裁匪谍三十名一案，遵照指示会同二处二科科长雷天元同志、警卫组组长漆玉麟同志、第二看守所所长李磊同志、本区行动组组长熊祥同志等，研究商讨乃于本(11)月7日先赴造时场实地勘察并即研究执行技术问题，谨将研商结果与意见分呈于后：
一、执行主官拟由本区二处二课、科长共同负责主持。
二、执行地点经实地勘察结果拟以造时场山后岚垭(即前本局电信总台)为最适宜，该地区无人居住，仅有卫兵二人，事前可先调离，由挖坑组人员驻守，以保机密。
三、执行工具拟用手枪予以击毙。
四、执行时间拟于挖坑工作完成后之次日开始执行。为便利拍照起见仍以白天执行为宜。
五、执行布置与准备：
1．拟设挖坑组，由警卫组派警卫六名，本区派警卫二名，以出公差名义携带行李，事前不告知其任务与地点，由熊组长祥偕事务员易大清率领，赴指定地点开始掘坑工作。在工作期与外界隔离，食宿由区负担，膳食由易大清同志负责办理(购炭米自办)。挖坑三个，每一方丈宽，二丈深，预计二日至三日完成。
2．拟设执行组，派熊组长负责，以本区行动组六人、警卫组二人担任执行。
3．摄影工作拟由张法官界担任，为免照坏慎重起见，借备相机两部，并购备胶片，每机对匪尸连拍两次，以免冲洗不清之虞。
4．拟分三批执行，以10人为一批，于一日内完成密裁任务。
5．拟请发购置挖坑工具、相机、胶片、膳食等费用等五百元，并拨卡车一辆，事后报销。
6．拟于工作毕后，会同二处签请核给奖金。
六、执行步骤，拟以新设立第三看守所名义将第二看守所移解三所借以掩护，免在押犯人**，于提解时，由张法官界、李所长磊讯明正身制作笔录并签名后提至刑场枪毙，并由主官莅场验明无讹，于尸身标识姓名摄成照片后由掘坑组掩埋，又于执行时其警戒由挖坑组担任，掩埋时由执行组担任警戒，事毕报备。
七、执行时之受刑名单由二处二科造册办理。
八、拟执行时地报台局备查，执行完毕检具照片名册报台局核备。
……
这份“密裁令”上可以看出毛人凤、徐远举等刽子手们在屠杀人方面表现出何等冷血，又何等周密，他们甚至连杀人后如何分发奖金等问题都考虑得如此详细。据徐远举后来的交代材料上讲，毛人凤还非常“周到”地安排这些参加杀害人的刽子手们一旦完成任务后，可直接派飞机送到台湾，以免被人民解放军捕捉后受到人民的严惩。这也使得那些沾满革命烈士鲜血的刽子手们少了后顾之忧，所以一旦接受任务后，表现得异常残暴，完全丧失人性。其实在对付人方面，国民党反动派从来都是残忍的，犹如畜牲一般，无半点儿人性。
“齐亮、王敏、杨虞裳、蒋可然、何忠发……还有李青林、江竹筠，你们统统出来吧！”
“快快，张文端、李群、左国政……报到名字的都出来！”
清晨，几辆吉普车突然驶进渣滓洞，荷枪实弹的特务们在院子里疯狗似地叫嚷起来。
“为什么？你们想干什么？”渣滓洞顿时气氛异常紧张，楼上楼下的十几个囚室里的人一见情况不对，便纷纷簇拥到牢房门口，愤怒的责问声此起彼伏。
“不许嚷！不许嚷了！”看守和前来执行的刽子手们赶忙掩饰道：“他们是转移到另一个看守所，履行公务，没什么大不了的！”可这样的慌言骗不了谁，更何况是渣滓洞这些已经有了丰富监狱斗争经验的革命同志们。于是，多数被点到名的“囚犯”们，都作好了最后的准备，他们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敌人的子弹和生命的结束。
“把你们的行李收拾好一起带走。动作快一点啊！”特务在这样喊着，可从牢房里走出来的革命同志几乎没有人带着自己行李——其实他们（她们）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可带的。
“这张手巾，它沾满了我受特务酷刑的鲜血，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如果有人将来幸而出狱，就请设法交给我的一位弟弟叫蒋怀勤，让他永远记住这阶级仇，民族恨，让他跟着，革命到底！”楼上六室里，34岁的中心县委书记蒋可然双手捧着一块透着紫色血迹的手巾，交给了同室的难友。同时又把身上的一件外衣，连同被盖，甚至连头上戴的一顶布帽都交给了同室的囚友们，然后昂着头，无所畏惧地走出牢房，像去参加一场新的战斗。
这时，七号牢房的王敏“王铁拐”也从囚室走出，蒋可然一把挽住走路一瘸一拐的囚友，偏偏断腿的“王铁拐”硬是坚持要自己走。身残却异常活跃的王敏这时回头朝自己的囚室战友招招手，乐观而又镇定地向战友们告别道：“同志们，我们先走一步了，再见！”
同是被叛徒出卖的王敏，在关入渣滓洞监狱后，敌人用尽了酷刑，却始终没有从他口中获得半点有价值的东西。相反倒是王敏以他特有的“狡猾”，时常捉弄特务分子，所以他是特务眼中的“滚刀肉”。下面有一段是特务刑讯王敏的对话：
特务威胁道：“到这里来了，你不交出组织是不行的。我们看了你的材料，你在川东、川北是有名的共产分子，你的组织关系，我们已查出了一些，你自己保留了一些。今天把你找来，你还是自觉一点好。”
王敏满不在乎地说：“上次审讯已经都说完了，没有说的了。”
特务眼睛睁圆了，吼道：“王敏，你放老实点！”
王敏眼珠子溜了一下：“以前该说的我都说完了，不信，你们去调查吧！”
特务们气急败坏地一起将王敏弄上老虎凳，凶神恶煞般地瞪着眼珠：“你说不说？说不说？”
王敏痛得汗流满面，对敌人说：“你们放开我，我才能说。”
特务们只好停止用刑。“说吧。”
王敏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的腿都被你们撬断了，哪有不说的呢？”
特务气得七窍生烟：“再加砖！”
老虎凳上的王敏面对畜牲们的酷刑，一边用衣袖拭去额头上大颗大颗的汗珠，一边作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嘲讽敌人。
这下，王敏的腿真的断了，从此变成了“王铁拐”。
回到牢房，同志们关切地对王敏说：“你受那样大的罪，还笑呢！”
王敏则笑道：“今天我又一次胜利了，那些家伙从我这里什么也没捞到，怎能不笑呢！”
山城解放指日可待，就在前些天，王敏在牢房里曾风趣地对难友们说：“我王铁拐不能跛着脚出去迎接解放军，这太损害我的形象。如果明天早上大军进城来了，我要在腿杆上用竹竿绑成高脚狮子，走过通城迎接解放军，谁会认出我是跛子呢？”
现在，王敏真想找一根竹竿绑在自己的腿上，去迎接英勇的人民解放军。
“五室的唐虚谷！磨蹭啥子嘛？快出来！”特务仍在不停地催促着。
“老大哥也要走啦！”特务的一声“唐虚谷”，使监狱内的“囚犯”们心头异常沉重起来。43岁的唐虚谷，就是《红岩》中所描述到的“老大哥”的原型之一。
人称“老大哥”的唐虚谷，渠县人，17岁前名叫唐成瑞，18岁时自己更名叫唐毅，直到转战下川东工作时，又正式更名叫唐虚谷。1921年，13岁小学刚毕业的唐成瑞，并不完全自愿地服从了他老爹的安排，只身到渠县县城一家杂货商店当学徒，“学做生意”，开始了他人生中独自闯荡的生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在那杂货店的五年栖身的日子里，得到了非常大的收获。一个是，他经过偷师学艺学到了做生意的一系列知识和方法；第二个是，经过四年时间的自学，他读完了中学的文史课本，几乎将自己的文化水平提高到了中学的相应水平；第三个也是最不简单的一个是，他有一个在外地读大学的哥哥，给他买回来了大批诸如《通俗唯物论》、《通俗辩证法》、《国家与革命》、《宣言》等马列主义革命书籍，他像着了魔似的读啊读。一遍、两遍、三遍……反复地读，并且带动远房表妹张静芳（即后为他的妻子）一同读那些书，并一起联系思想和时局深入讨论，进而两人共同树立起了愿意为而奋斗的伟大理想，并成为一对革命伉俪。
聪明好学的唐虚谷，通过刻苦自学，最终以一个小学生的文凭直接考上大学，而且先后进了三所大学学习。抗日战争初期，他从上海带了五大箱马列主义革命书籍回到渠县，立即组织“爱知读书会”，将知识青年凝聚在一起，一方面学习马列；另方面培训骨干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8年暑假期间，为将“爱知读书会”成员的政治理论学习引向深入，他在清溪分会举办了一个名叫“哲学进门七日通”的讲座。有一百多个青年教师和学生参加，七天时间里，每天上午都由他讲课，他深入浅出地将辨证唯物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知识讲述得十分透彻。再经过每天下午的讨论消化，师生反映效果很好。
1948年6月的一天，唐虚谷和妻子张静芳因叛徒出卖，在万县龙驹镇“安普客栈”被捕。他们的七岁小女被张静芳巧妙支走而幸免入狱。充满斗争经验和斗争艺术的唐虚谷在入狱后与敌人的斗争中更是显现出他超凡的意志与智慧。
夫妇俩被捕后押至万县县城。唐虚谷发现他们并没有被送进警察局，而是关在一家旅馆里，这是为了什么？唐虚谷立即警惕起来。晚上，“迎风招待”他“盛宴”的是老虎凳。才加到两块砖，不愿在敌人面前示弱的他却偏偏大叫起来：“哎哟！你们把我的腿骨都弄断了哇！好痛啊——！”
“不许叫！”特务怕秘密抓捕的行动会惊动左邻右舍，被唐虚谷这么一叫反倒紧张起来。
“哎哟——！”唐虚谷不管这一套，在加到第三块砖时，叫得更响了。其实他是借故在敌人尚未掌握自己的证据之前，死咬住“守法生意人”的口供不变，并乘机大叫示警。显然这个战略很有效，他在这摸索中的第一场斗争取得完全的胜利，心里十分放松，觉得“这一群笨蛋，并不怎么可怕嘛！好对付！大不了受点皮肉之苦”！
这时，突然一个熟人进来了。唐虚谷心头顿时明白了：自己被人出卖了。
“唐先生不会认不得这个人吧？”敌人指着刚进来的人问道。
“他么！认是认得，那时他是个人，不过此时却变成一条狗了！”唐虚谷连头都懒得抬。
“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呢？还是主动交代的好，免得再受更大的皮肉之苦哇！”
“既然那条狗落在你们手里，又还在你们掌握之中，他知道的你们也都必然知道了，何必多费口舌再来问我呢？不过我得告诉你们，休想从我口中得到半点那条狗所不知道的东西！”这回唐虚谷抬了一下头，冲打手们硬了一句：“我这把骨头还顶得住，不信你们把什么招术使来试试。”
打手当然不信，接连用刑，且越用越重，而唐虚谷也确实做到了——他真的像是骨头越来越硬。无奈的特务们又想从唐虚谷的妻子张静芳身上打主意，可女员也很硬，来回就那么两句老话：“我是一个字都认不得的家庭妇女，丈夫做的事，我不晓得。”
特务们没有再给唐虚谷早“吃”厌了的老虎凳、吊鸭儿浮水等老“菜谱”，而是搬出更古怪和“高档”的大菜——干竹笋撬熊掌，即用竹筷夹手指毒刑。
“怎么样，唐先生，味道还不错吧？”特务们像耍猴似的一边行刑一边讯问。“你是说呢？还是继续给你加道‘菜’？”
“随便！”被折磨得满身流汗的唐虚谷，毫不含糊地回答道：“小小竹筷算得了什么？告诉你们：人的骨头是钢铁做的，不怕！”
“那好！撬开他的嘴！”领队的特务分子恶狠狠地怒吼起来，于是只见两个彪形打手立即上前脱掉唐虚谷的衣服，随即举起铸满铁钉的钢锤重重地击在了唐虚谷的背上。一锤，再锤……唐虚谷疼得大汗淋漓，但就是不说一句敌人想要的东西。
“再给他尝尝披麻戴孝！”打手们又将其驾到另一个刑具上。饱受折磨的唐虚谷“啊”的一声惨叫，立即昏死过去……
几天后，审讯无进展，唐虚谷和另一批被敌人抓捕的“*”一起被送往重庆。
那时万县到重庆要坐一天时间的船。江中行驶的船上，既没有刑讯，又没其他干扰，善于思考的唐虚谷便集中精力思考和总结了几天来与敌人斗争的全过程，他想起了《论持久战》中的哲学思想和“知己知彼”的战斗艺术，并认真对比了时下的形势：“彼”方，力量雄厚，既武装到牙齿，又有凶残的刑具；有组织严密的特殊队伍，有经过特别训练的特务头目，并始终掌握主动权。而“己”方，力量单薄，徒手空拳，单打独斗，始终处于被控制的被动地位，又不能组织起来形成强大战斗力的队伍。这是局部范围内的敌强我弱态势。然而，从全国大范围看，国民党反动派却处在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包围之中，那又是我强敌弱的态势。而就是在这局部小范围内讲，我方，仍然有胜敌的优势。从几天的斗争情况可以看出大家信仰坚定，意志坚强，都能够忍受皮肉之苦，像这等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敌人是没法战胜的。
想到这里，唐虚谷坦然一笑，仿佛浑身的皮肉之疼也变得轻松、惬意起来。
唐虚谷知道，等待他的将是更加漫长而复杂的对敌斗争。下一步，该怎样继续斗争？显然，敌人是不会罢手的，更不甘心一无所获，他们会使些什么新招呢？旧刑加重，刑具或许还会出新，这是他们的基本信条，“，不怕死，我偏不让你那么快就死去。就叫你欲死不能，叫你受够活罪，长墨吊线地同你磨，我就不信你不开口！”所以，得作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敌人还可能耍别的手段，比如，软的“规劝”，欺诈行骗以及其他引诱等等。而我们的同志中，水平不一，对那些经验不足的必须帮助。这帮助又如何去进行呢？敌人是不许我们互相接触的，但也并非莫得一点碰头的机会，因此，如何做到用最简练的语言快速点拨和有效实施帮助，有必要精心设计。当然，自己更是要重于“言传身教”中的“身教”。想到这里，唐虚谷猛然意识到：在那特别的黑牢中，那些散乱的人群并非不能被凝聚起来，结成牢不可破的战斗群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经受过教育的坚强战士，信仰坚定。特别是难友中有一大批像自己一样的基础雄厚、斗争经验丰富的骨干，只要大家齐心，实施这个凝聚的计划是完全可能的。
唐虚谷越想越觉得有意思，突然他兴奋起来，既忘记了身上的伤痛，也忘记了自己是被押解的囚犯身份。“静芳——！”他站立起来，大叫了一声。
被惊动的特务立即喝斥道：“干什么？不许说话！”
“哈哈……我是在说梦话呀！难道梦话也不许说？”唐虚谷的一句幽默笑话，把押解他的警兵都逗笑了。
到渣滓洞后，“*”们被分别送进各个牢房。唐虚谷进了楼上的男囚五室。在这里，他意外地见到了一个地下党的熟人、垫江县委交通员刘德彬（渣滓洞的脱险志士、《红岩》小说创作的重要参与者），其余都是生面孔。
在熟悉和了解监狱的基本情况后，唐虚谷首先意识到在监狱这特殊的战斗环境中，囚友们的“修身”尤为重要。为了让同志们明白这件事的重要性，他决定身体力行。于是，唐虚谷每天在室内散步，早晚做两次“八段锦”，紧靠墙壁直着脚打坐。
有人问：“老唐，你为啥子那么长时间地打坐呀？”唐答：“为再坐老虎凳作准备喽！”其实，唐虚谷明明知道像“老虎凳”这类的刑罚不可能再轮到他这样的“老顽固”，然而他的目的正是要给别的战友做示范。果不其然，没多长时间后，全室的难友都跟着他锻炼起身体来了。
接着是“养性”。他双目微闭，一动不动地闷坐着。如果再加上盘腿就会像一个参禅打坐的和尚在修行。囚友刘德彬过来关怀地问：“老大哥，你的伤口还痛不？”
唐答：“痛，怎么会不痛呢！”
“可我一点也看不出来，你的忍耐力真令人佩服呀！”
唐抓住时机道：“如果愁眉苦脸能将伤痛减轻点，那我一定会愁得很凶。相反，你心情放松、高兴些，伤痛反而会轻一点。这是真的，我有体会。何况我们更应该让特务们看出我们并没有被他们的重刑所吓倒，你们说是不是这样？”
囚友们纷纷点头赞同唐虚谷的观点。有人好奇地问：“你刚才闭目深思，就是在想这个问题呀！”
“还不只是这点，我一直在反复回味我们的远大理想和为理想所做的许许多多的胜利斗争，当然还不断地展望即将到来的全国解放。这么一想，也便自然会感到那里面有我们的一份贡献和牺牲，而这份贡献和牺牲中当然也包括了我们身上的这些伤口、巨痛和鲜血……如此等等。一想到这些，所有的私心杂念，痛苦烦恼通通都被扫得一干二净。你说，我的伤痛是不是已经减轻了一半？”唐虚谷的一番话，深深地打动了全室囚友，大家似乎一下都精神了起来。
“老唐，你真是老大哥啊！你一来，我们同敌人斗争更加有信心了！”囚友们对唐虚谷的这份敬意是从心底里涌出的。
入狱时间一长，唐虚谷想得更多了：要知道，按党组织的规定，从被捕入狱时起，每个员便与党组织割断联系。这样一来，狱中同志间的组织关系自然也就没有了，然而在这个特殊环境里又多么需要有党的组织来领导大家同敌人开展更残酷的斗争啊。唐虚谷冥思苦想起来……终于他记起了当年在与党失去联系后，自己曾用组织“爱知读书会”这个党的外围组织来凝聚知识青年的办法。这经验为何不借鉴？唐虚谷想到这里，顿时感到一股精神的力量——他决定在监狱里成立“学习会”这类党的外围组织。
于是，第五囚室便成了唐虚谷成立“学习会”的试验点。他发起建立了“学习会”，名叫“铁窗读书会”。有同志开玩笑说：“应该叫‘铁窗背书会’，因为我们哪有书可读呀？只有背书嘛！”
“背书会也挺好。我来给大家讲，你们就背……”这对唐虚谷来说是驾轻就熟的事，早年他学习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等马列著作，几乎都能倒背如流，没想到在这监狱里真成了“无课本”课堂上的教材。
从此，唐虚谷每天俨然像大学教授一样滔滔不绝地讲授着，“学生们”则聚精会神地听着、背着……五室的经验后来被推广到渣滓洞各个囚室。
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告诉唐虚谷，在监狱这块地方，所有关进来的人和革命志士，他们面临的困难和考验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唐虚谷在授课时非常注意将政治理论学习同眼下大家的思想联系起来，目标明确而集中地解决信念和气节问题。在“学习会”一室一室推广后，唐虚谷便想：全监狱应该有个“联合会”，而且各会的“头儿”便是这“联合会”的“委员”。当然这个“联合总会”就由他这个发起人来担任“会长”，只不过用不着去公开它，免得敌人起疑和紧张。监狱的秘密组织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自“学习会”建立起，监狱内出现了另一番景象，同志们情绪高涨，斗争意识大大提高。此时的唐虚谷认为时机已成熟，可以开展一次更大的斗争活动了。而这时，监狱的看守和特务们对*的迫害也越来越疯狂。“必须改善眼下的基本生存方式。”
于是，唐虚谷又想到了狱外搞工人运动中常用的“罢工”武器：我们可以搞“绝食”！对，用绝食来让敌人向我们低头。很快，“刀已磨快，立即绝食”的倡议，在两天内传遍了渣滓洞监狱各牢房。绝食斗争最终取得胜利，它既震慑了敌人，又大大鼓舞了难友。
“老大哥”的威信在同志们的心目中再次提高，而特务头子徐远举则恨透了他。
“听说唐先生博学多才，而且对你们的政治经济学很有研究。我们打算办一个‘经济研究所’，请唐先生来负责，担任所长。充分发挥你唐先生的特长，不知怎么样？”一天，徐远举把唐虚谷“请”到老街——特务二处办公所在地。
“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地点，再加上你们这帮人，想办什么‘经济研究所’，能研究出个什么名堂呢？如果你一定要办，那你另找别人，我可没兴趣当你的什么所长！”唐虚谷一副鄙夷的样子。
“唐先生先别急于拒绝，慢慢思考几天，如何？我可是为你好哇！”徐远举假心假意地试探道。
“没有必要再考虑！”唐虚谷斩钉截铁地回答。
“没关系，可以给你些时间好好考虑一下。考虑好了再回答我。”这回徐远举显得很有“修养”。
两个月，唐虚谷在老街一住就是两个月。这两个月他不仅吃得好，睡得舒适，而且没有人对他用刑。敌人以为他在软化，哪知唐虚谷利用这个机会每天不停地看报打听外面的消息……
“怎么样，唐先生想好了没有？经济研究所所长这份工作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担任的，你意下如何？”徐远举终于等不住了，亲自过来询问。
唐虚谷又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回答道：“你那个什么所长，我是绝对不会当的。不过，你徐先生愿意让我在这儿呆下去，我还是情愿的。”
“没这么好的事！”徐远举不再掩饰他丑恶的嘴脸，对手下的特务们一声吼道：“把他拉回监狱！”
回到渣滓洞监狱，五室的同志们欣喜若狂，像迎接凯旋的将军那样为“老大哥”开了个庆功会。有人问他在老街两个月得到什么收获时，老唐诙谐说道：“我呀，倒是有个特别的感受，就是到老街去打了个转归来后，才明白什么叫‘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什么意思？”有人不明白。
“知道我从他们的报纸上看到多少好消息吗？”唐虚谷卖了个关子，只见他弓了一下背，道：“整整一背箩哟！”
“哈哈……”狱室内，爆出异常欢快的笑声。
除了“学习会”之外，监狱里还有另一个地下组织便是“铁窗牢诗社”。如今我们读到的许多从渣滓洞和白公馆传流下来的著名“狱中革命诗篇”都出自该“诗社”。
“铁窗诗社”建立以后，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迅速燃遍整个牢房。在入狱的人中就有许多是青年学生出身的同志，他们平时本来就怀着满腔革命热情，尤其是在白色恐怖下，“愤怒出诗人”使得这些革命者几乎都程度不同地当上了“诗人”。
“我们坐在牢里，首要的就是要有斗志，常言道：诗言志，今天我把一首《宣誓》奉献给大家，算是抛砖引玉。”在狱中的一个联欢会上，当难友们尽情地自编自演的节目一个接一个、迭起之时，一群“诗友”们悄悄地溜进了楼下一号牢房。激动而兴奋的诗人们聚集在一起，曾任《挺进报》编辑的古承铄抢在第一个说道，只见他将长长的头发往后一甩，一派诗人气质地吟诵起来——
在战斗的年代，
我宣誓：
不怕风暴，
不怕骤雨的袭击。
一阵火，一阵雷，
一阵狂风，一阵呼号，
炙热着我的心：
脑际胀满了温暖与**。
我宣誓：
爱那些穷苦的、
流浪的、无家可归的、
衣单被薄的人民；
恨那些贪馋的、
骄横的、压榨人民的
杀戮真理的强盗。
我宣誓：
我是真理的信徒，
我是正义的战士，
我要永远永远，
为人类的自由幸福而战！
“好，写得好。古兄的《宣誓》代表了我们所有人的宣誓。现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蒋家王朝的统治不会太长了，虽然我们不能直接参加人民解放战争，但在这个特殊的战场上，我们要以最大的努力去投入战斗，毫无愧言地去迎接革命的胜利，所以我写了一首《迎接胜利》给大家听听……”何雪松说完立即朗诵起来：
乌云遮不住太阳，
冰雪锁不住春天，
铁牢——
关不住战士的身子，
关不住要解放的心愿。
不怕你豺狼遍野，
荆棘满山，
怎比得，
真理的火流，
革命的烈焰。
看破晓的红光，
销铄了云层，
解放的歌声，
响亮在人间。
用什么来迎接我们的胜利？
用我们不屈的意志，
坚贞的信念！
……
“好——！”
“雪松兄的这首诗写出了‘不屈的意志，坚贞的信念’，很有力量。现在敌人对我们威逼利诱，党内出了叛徒，我们更要坚持到底，必须要解决为谁坐牢和怎样坐牢的问题。我写了一首《把牢底坐穿》的诗，给大伙念念，希望大家提提意见。”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
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
这是混乱的日子，黑夜被人硬当作白天，
在人们的头上，狂舞的人享福了。
在深沉的夜里，他们飞旋于红灯绿酒之间。
呼天的人是有罪的，
据说，天是不应该被人呼喊，
而它的位置却是在他们脚底下面，
牢狱果真是为善良的人们而设的吗？
为什么大家的幸福被少数人强夺霸占？
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
我们要把这颠倒的乾坤扭转！
我们要把这不合理的一切打翻！
今天，我们坐牢了，
坐牢又有什么稀罕？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
我们愿，
愿把这牢底坐穿！
“好诗！这样的好诗应该让所有的同志都背诵，我们就会以另一方式对付敌人！”
“真想再出一期《挺进报》，把你敬平兄的诗发表出来，让大家一起学习、欣赏……”
“诗会”越开越激昂。
“蔡梦慰，你在想什么了？快把你的大作拿出来给大家念念。”有人捅捅坐在一旁似乎陷入遐想的蔡梦慰，说。
“对，你老兄的诗呢？快念吧。”
蔡梦慰谦逊地一笑，说：“我正在酝酿一首长诗，起名叫《黑牢诗篇》，还在构思之中……”
“好，下次听你的了！”
“铁窗诗社”组织后来一直活跃在牢中，成为鼓舞革命者斗志的重要阵地。而且诗友们还发明了狱中的“文房四宝”，并在牢房里流传开来。纸，便是监狱中靠大家节约下的“如厕手纸”；笔，是从厕所篾竹墙壁上扳下的一块块篾片，没有刀便用嘴咬破后再磨尖，然后做成“笔”；墨水的制作可费了些劲，想了很久他们才找到设计方案：从破棉袄里扯出一团棉花，再在油灯上点燃后丢进饭碗内，等它燃烧完后变成一团黑灰，再加进水，这样“墨水”便制作成功了……
“铁窗诗社”中还有一个年轻的活跃分子叫余祖胜，他是《红岩》小说里的余新江原型。在创作本书时笔者正好到现今的重庆理工大学讲课，这个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欣喜地告诉我，余祖胜是他们的“校友”——重庆理工大学的前身是中国著名的21兵工厂附属第11技工学校。理工大的这位“校友”也是位才华横溢、**燃烧的诗人。他在19岁时就创作过一首叫《晒太阳》的诗。入狱后，孤独而寂寞的生活，有时放风时出来晒晒太阳便是一种享受。于是，余祖胜的《晒太阳》便成了许多难友们常拿来吟诵的励志诗篇——
太阳倾泻在石头上，
温暖着铁身躯，
啊？这也触犯了吸血的法律，
“哼！不讲羞耻！”
眼珠翻滚，怒目瞪瞪。
在这人和兽混居的城堡里——
道德、法律、武力、金钱……
全是吃人的野兽！
春天，是强盗们的，
穷人永远生活在冬天里。
愤怒地站在石头上，
我要回答——
总有一天，我们将站在这个城堡上，
高声宣布：
太阳是我们的！
理工技校出身的诗人余祖胜在狱中还有一个特殊的贡献，他心灵手巧，富于创造，经常用稀饭、棉花、泥土混合做成象棋送给难友；他用楼板上的钉子磨成小刀，用一些废牙刷柄，雕刻出色彩斑斓的五角星、短剑和红心，送给难友们迎接胜利和光明。囚友们称他是“狱中工艺大师”。也有人称他是“讴歌幸福的诗人”。他的另一首《明天》的诗，很能说明他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情怀：
我伏在窗前，
让黑夜快点过去。
希望的梦啊——
总是做不完的。
黑夜里总有星光，
白天怎能叫太阳躲藏？
明天，是个幸福的日子，
明天是我的希望！
“铁窗诗社”先后共创作新旧体诗50余首，大部分毁于“11·27”大屠杀中，留下来的只有20余首。诗社成员除屈楚后被营救出狱，只有傅伯雍在大屠杀之夜侥幸越狱脱险，其余全部在黎明之前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之下。他们的诗连同英名永远地留在中国的革命斗争史册里。
“李青林、江竹筠！你们两个收拾好自己的东西，也快点出来！”特务又在叫名字，这回叫的是女牢中的两位。
女牢内的江竹筠，听见叫喊着自己的名字时，毫不慌张地首先将默写出来的《新民主义论》递给了难友黄玉清，然后脱下囚衣，换上自己的阴丹蓝布旗袍，外面罩着红色的毛衣，又细心地梳好头发，目光沉毅地同难友们一一握手告别……
“‘老大哥’叫走了，李大姐和江姐也叫走了！这回反动派是要真杀了！”监狱内气氛越来越紧张，难友们刚刚看着唐虚谷、齐亮、杨虞裳、蒋可然、何忠发和拐着腿的王敏等集中到监狱的坝院中，现在又见敌人在催促他们心目中的两位女英雄、好大姐，顿时一个个心头格外沉重。
关于江竹筠，即《红岩》里的江姐形象，过去几十年来因为有太多的戏剧和影视作品的宣传，我们似乎都很了解她了，本书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对她进行细述。过去并不为人们所知的另一位“江姐”式人物李青林，其实也是小说《红岩》中的“江姐”原型之一。
此刻，囚友们看到的李青林，虽然蓬头垢面，衣衫破旧，双腿踉跄（她的膝盖因为被特务分子在审讯时使用老虎凳而折断后一直没有治愈），但她仍然保持着高昂的斗志。李青林是整个渣滓洞和白公馆中受敌人用刑最重的一个女员之一，被捕前她是万县县委副书记。
关于李青林，2000年出版的《万州区党史资料》上是这样介绍的：
李青林原名李方琼，化名李潭、李冰如、李方莲、李文君，四川省泸州人，1921年10月30日生于泸州沙湾。祖父经营盐业。父亲李盂敏，原为清国子监太学生，后以废除科举而改营商业，开染房为生。母亲董氏，家庭妇女，生青林姐妹弟兄七人。青林排行第六，故人们叫她“六妹”。李青林自幼性格开朗大方，刚毅倔强，嫉恶如仇。在同辈兄妹中，更具刚强独特的个性。
1929年，李青林进泸州中学读书后，家庭遭遇重大变故，因其叔父债务问题，债主强要弟债兄还，勾结驻泸军阀竟向她父亲无理逼债，毒打下狱，终以忧愤病死狱中。随后母亲也因倾家抵债家境破落的沉重打击而病逝。父母双亡后，李青林仅靠其兄姐的微薄工资生活。家庭的悲惨遭遇对她影响很大，从此李青林心底埋下了对丑恶黑暗的旧社会的憎恨。1931年李青林考入泸县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其间，“九一八”事变发生，李青林在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潮影响下，曾先后结识了我地下党员，接受了先进的革命思想。此后她常爱唱“不愿久偷生，但愿轰烈死，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等诗句，抒发她内心的抱负和理想。
“七七”事变后，已经在一个中学任教的李青林立即以满腔的爱国热忱，组织发动师生团结抗日，亲自带领学生进行抗日宣传。在街头和一些集会上，到处都可以听到她那激动人心的“团结、战斗”、“抗日救亡”的讲演。她的进步行动，得到了党组织的认可，于1939年1月，她被接收为党员。之后，组织上指派李青林担任战训同学支部书记，其公开职业是泸县小市陈公祠小学的教员。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她负责妇运工作。
1940年7月，李青林因活动暴露，受到国民党的严密监视，被迫转移到重庆。她改名李潭，经考核以优异的成绩成为一名全国慰劳总会工作队员。从此李青林以此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活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不久，敌特机关派特务进入慰劳总会监视，李青林便于1941年7月转移返回泸州。党组织指派她去泸县23兵工厂子弟小学任教，担任该校教务主任职务。党内她是支部书记。以教书为掩护的她，继续秘密做党的工运和****工作。
1942年春，李青林的组织关系转移到重庆，她便先后被派去磁器口、山洞、马家店等地小学以教书作掩护，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运工作。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不久，蒋介石背信弃义，拉开了内战的序幕。李青林被党组织派去重庆市基督教女青年会作妇运工作，她改用了妹妹的名字叫李方莲。
1947年8月，通过当时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的关系，李青林被调来万县，担任万县县委副书记职务。这时，我地下党在重庆秘密发行的《挺进报》被敌特破获，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因叛徒出卖被捕后自己也当上叛徒，招出了包括在下川东工作的江竹筠和万县县委书记雷震、副书记李青林等20多人。
李青林被捕后，叛徒分子曾无耻地向特务头子雷天元献策说：“我们这次来万县，雷、李、江都抓到了，下一步就只能从李青林身上来榨油了，因为李是万县实际的负责人，乡下的关系是她发展和掌握的。”于是，雷天元立即决定，当晚在特委会突击审讯李青林。令特务们没有想到的李青林竟然是个异常坚强的女人，什么话都不会从她嘴里出来。
“我在学校教书，备课上课很忙，很少和校外人来往。哪个姓江的？我不认识她，她也不会认识我。”李青林连自己是员都不承认，更不要说交代党的的组织了。
“加砖！再加砖！一直加到她服输、吐实情为止！”雷天元气急败坏地命令特务们一而再地给李青林施毒刑。后来，他们硬是在老虎凳上把李青林的膝盖折断了。然而，李青林始终未向敌人吐露半点党的秘密。在《红岩》小说里，有个情节：敌人用尖利的竹签插十指，其实真实的情况是：江竹筠并没有受此刑，而李青林确实受过此大刑。
关进渣滓洞监狱后，李青林与江竹筠等同在女一室，时间长达14个月之久。在狱中，李青林又屡受重刑拷问，加之腿骨被折断，无法治疗，皮肉溃烂，行动十分困难，但她忍受疾痛，一直顽强地坚持着同敌人的斗争。尤其是她与叛徒的一次斗争，成为了一则“经典故事”，流传至今——这是一名叛徒的自供：
在杨家山，有一天特务忽然把涂孝文押到渣滓洞去，叫他与李青林“对质”。原来李青林不承认自己是员。涂孝文“对质”回来后对我说：他到了渣滓洞，特务张界当着他的面“审讯”李青林，但李仍然否认自己是员。张界叫涂孝文“对质”。没有等涂孝文开口，李青林就痛骂涂孝文，说在泸州时，他二人在小学里面教书，只是同事关系。当时涂追求她，她拒绝了，有一次涂竟强迫与她接吻，她打了涂一个耳光，涂从此怀恨在心，所以要报复她。说到这里，李青林理直气壮地斥问涂孝文：“你说，是不是这样？”涂面红耳赤，低下头说：“是”。这幕“对质”的丑剧就此收场，没有达到特务预期的“效果”。涂孝文还向我说，当时他感到羞愧，鼓不起“勇气”去证明李是员。
在监狱与敌人的斗争需要特别坚强的意志，36岁的李青林以一名党内“大姐”的身份，不仅以身作则，更是用极大的精力与毅力鼓励年轻同志。她虽腿骨残废，却总是跛着腿积极参加狱中同志们举行的一些如春节联欢会、追悼会等大的活动。平时她双腿行动不便，于是就坐在那里为难友们缝缝补补，照看婴儿与伤者，还为男室难友做了五件棉背心和绣了许多花枕头等，将同志间的友情与温暖传递到难友中间，深得同志们的爱戴。
现在，敌人就要枪杀这位亲爱的“革命大姐”了，所以当李青林在江竹筠的搀扶下走出女囚室时，整个渣滓洞响起此起彼伏的一声声亲切的“李姐”“江姐”的呼喊声……
“不许嚷嚷！”端枪的特务则在一旁气势汹汹地制止囚友们说话。但此刻的渣滓洞已经失去了平静。
“同志们再见了！再见！”
“再见了同志！替我们报仇吧——”
李青林与江竹筠手挽着手，转头向楼上楼下的各囚室的同志频频招手告别。
“来，你这个跛子，我拉你一把吧！”上车时，一个特务见李青林行动不便，伸出手想拉其一把，却被李青林一把推开，她凛然怒斥道：“不用你拉，我自己走！”
而就在这一刻，女囚室里突然有人喊了一声“齐亮”后，便发出凄惨的哭嚎声，顿时让整个渣滓洞沉浸在悲痛与凄凉之中。“秀英，我的好妻子，听我一句话：别哭！”这是齐亮的话。
“我……我不哭，我不哭……呜呜……”女囚室里，方才那悲凉的哭声一下变成了凄怆的啼泣。
27岁的齐亮，这位西南联大中文系的高材生曾是联大的学生会主席。齐亮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时，就是著名的学生领袖，有极高威信，他与老师闻一多、马识途等组织和领导了一次次民主运动。到重庆后，仍然主要组织领导****。1949年1月与妻子一起被捕又一起关在渣滓洞。齐亮的妻子马秀英比丈夫小一岁，她是四川地下党负责人、著名作家马识途的堂妹。齐亮在任西南联大学生会主席时，与马识途关系密切，后齐亮任重庆北区工委书记，马秀英就在他手下从事地下工作，时间一长，她很佩服齐亮的人品才学，后经齐亮和王朴介绍，马秀英参加了中国，从此这对革命伉俪一直并肩在对敌斗争的前沿。这对年轻夫妇，在渣滓洞几个月里，虽然不能生活在同一室，但他们每天都在关心对方，且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进行着革命和爱情的交流。
现在，他们就要彻底分手了。齐亮第一次听到特务们点自己的名字时，就特别担心女囚室里的妻子知道，然而现在妻子仍然知道他要走了，并且如此悲痛地哭泣，这让齐亮内心无比痛苦。他的眼睛湿润了，紧咬着牙关，恨不得冲到女囚室的铁窗前向亲爱的妻子安慰一声，然而他没有，他只是含着泪水，朝妻子挥挥手，作最后的告别……“再见了，同志们！”
“同志们，再见了！”囚室内外，一片难分难舍。
“走！”刑车在特务的吆喝声中，带着李青林、江竹筠、唐虚谷、齐亮、王敏等29人（敌人又从白公馆提出一名员）离开了渣滓洞，驶向预先设好的刑场。
此时，暮色已近。歌乐山在晚霞的照映下，血色一片。敌人的刑车正驶向电台岚垭刑场……那是一片长满野草的荒地，李青林、江竹筠和唐虚谷、齐亮、王敏等是被分三批押至“执行”区域的，在那里，另一批特务们在几小时前已经挖好了一个尸坑。
“快快，往前走！别停下——”李青林、江竹筠、唐虚谷等是这样被特务们赶着往尸坑前走去的，他们并不知道这片荒地将是他们告别这个世界的墓地……突然，他们的身后响起密集的枪声——
“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