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这首经典革命歌曲，在***上传唱了几十年。这也是《红岩》为什么能够深深地烙在几代中国人心头的重要原因之一。《红岩》之所以染红了一颗颗向往革命理想的崇高心灵，之所以让千千万万民众记忆不忘，就是因为《红岩》里一个个“江姐”式的人物，她们像红梅一样，让人的光辉形象永远照耀在我们心中……
真实的“红岩故事”里到底有没有“江姐”这人呢？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她到底是谁呢？一般意义上说，我们都把一个敌人监狱里坚贞不屈、堪称“狱中大姐”的江竹筠作为“江姐”。其实，江竹筠只是当年在敌人监狱里那些表现坚强的众多女员的其中之一。
在被叛徒出卖的长长的一大串牺牲或脱难的革命者名单中，共有24名是女性（其中有2名是幼女）。你能想象在男人们都无法忍受的重刑和条件极其困苦的牢房里，所有的女性中竟然没有一人当叛徒！这是什么原因？难道仅仅是性别上的差异？否也，人们常把男人比作钢铁一般坚强，女人总是柔性似水，眼泪当歌，可偏偏“红岩”故事里的女人们个个意志坚定，宁死不屈。
于是我们从“红岩”革命故事中得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女人无叛徒。
女人是忠贞和慈爱的大地母亲
“红岩故事”里的白公馆和渣滓洞这两个监狱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女犯的呢？据可靠的材料证明，白公馆相对要早一些，这是因为白公馆最早关的“犯人”中有王振华、黎洁霜夫妇，他们是从贵州息烽监狱转移到白公馆的，时间在抗战刚结束的1946年中。后来又有像叛徒蒲华辅一家中的母女二人到了白公馆。如果再往前推一下，白公馆还关押过“小萝卜头”一家中的徐林侠女士。这样说来，“红岩”中的“女犯”主要关押在渣滓洞。
据说，渣滓洞的第一名女犯名叫周香泉，她大约是1948年三四月份关到渣滓洞来的。她主要是因丈夫的原因被关押此地。周香泉当时已有身孕，加上她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她在渣滓洞没关多久就出狱了。
1948年4月是重庆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的开始，渣滓洞里的“女犯”便成倍增长。在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及任达哉、李忠良等叛变后，重庆地下党的各级负责人和一般党员以至群众相继被捕。4月一个月内，就有胡其芬、牛小吾、皮晓云、倪俊英、李惠明、熊咏辉和曾紫霞等七名“女犯”被关进渣滓洞，关在渣滓洞那幢两层十六间牢房的楼上第六室，当时连周香泉一共是8个“女犯”。
五六月间，周香泉出狱。因案受牵连的孕妇张秀蓉挺着大肚子被关进女牢，不几天又有张秀贞女士从雅安转成都也押到渣滓洞来了。
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的叛变，使川东的许多党员被捕并押到了渣滓洞。在这批囚犯尚未押进渣滓洞时，监狱方就把女牢搬到了渣滓洞院内左边一排平房靠监狱楼房的两间，即女牢一室、二室。从万县被捕的江竹筠、李青林、陈继贤、黄玉清4位女员就是这时被关押到女牢房的。1948年4月21日同一天，另一位女员李玉钿也被押进女牢。这年下半年，又有罗娟华、胡芳玉、杨文玉、徐世荣、康继英、胡述民、曾永熙、黄莲生、朱世君、左绍英、杨汉秀、邓惠中、张静芳、马秀英、彭灿碧、盛国玉等“女犯”先后被关进女牢。1949年9月，刘国鋕的未婚妻曾紫霞被保释出狱后，又有荣增明女士被关进渣滓洞女牢。
这样算来，从1948年三四月到重庆解放前的“11·27”大屠杀时，女牢共囚禁过30多人，因为关的时间前后不同，两间女牢中经常囚禁的大约20人左右。
在这些女人中间，我依然认为她们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和监狱这样条件异常艰苦和残酷的地方能够始终坚持对党和革命忠贞不屈的情操，实为难以想象。泰山压顶不弯腰的男人做到的事，她们做到了；暴风骤雨下男人做不到的，她们做到了；寂静痛苦和迷茫不清的征途上男人迷失了，她们依旧唱着歌、昂着头，每天以爱和阳光迎接各式各样的斗争……这就是女性的伟大，女人的可歌可泣！
有人说，女人骨子里比男人更坚韧。被自己的反动亲属、重庆市长杨森亲手杀害的杨汉秀可以证明。
这位受周恩来指派从延安回到重庆从事地下工作的女员屡次被敌人抓捕、用刑，可她每一次都英勇地挺了过来，她甚至在敌人面前从来就没有低过头、动过容，而且时常以独特的机智和勇敢嘲弄敌人。
烈士的女儿李继业曾撰文这样回忆自己的母亲：
我妈妈从延安回来后，曾先后三次在渠县被捕，关进了成都将军衙门的省特委监狱，后因查无实据，只好把她释放了。第二次被捕是在1948年的夏天，妈妈离开我回到渠县参加武装起义失败后，由重庆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副处长杨元森亲自带人将我的妈妈逮捕。由于妈妈在当地是知名人士，杨想借抓我妈妈来显显国民党的威风，当时国民党对华蓥山地区刚进行了残酷的反革命清剿，杀害了很多同志，到处充满着白色恐怖。为抓我的妈妈，敌人调来一连军警，要把她押到大竹去。妈妈知道，他们是想借抓她来达到镇压群众的目的，刚走到渠河边上，妈妈说啥都不走了。非要特务雇滑竿抬着走，还提出要带我的姐姐到重庆去读书，这时群众越来越多，特务怕出事只好同意了。一连军警前呼后拥地护送着两乘轿子上路了，特务想示威没有达到目的，倒让杨大小姐显示了员的威风。
从大竹押到重庆，开始关在老街监狱，在那里妈妈认识了从垫江抓来的盛国玉同志（盛是渣滓洞监狱大屠杀时，脱险的唯一一个女同志），妈妈趁上厕所时对她说：“我和你们是一样的人。”当时，妈妈身上穿着八路军军装，住的是单间牢房，又比其他难友稍多一点自由，可以在院中走动。所以盛国玉搞不清楚我妈妈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因此，妈妈在跟她说话时，她只是哼哼哈哈地应付了几句话，不敢再多说别的。没过多久，敌人要把盛国玉等人转移到渣滓洞监狱。临刑前，妈妈出钱请人炒了三大盆菜，为他们一行三人送行。临上车时，妈妈又过去对盛国玉说：‘你们先去，我随后就来。’几天后妈妈也被移送渣滓洞监狱，与盛关在同一间牢房。
狱中的生活很差，妈妈尽力从外面带进去吃的和用的东西，分给众难友共同享用，从不避嫌。遇到监狱里要与敌人作合法斗争或是谈判之类的事情，她总是利用与杨森的这层关系出面与特务交涉。1949年春节快到了，难友们准备开联欢会，妈妈代表难友去跟看守所长谈判，当时三大战役胜利的消息已经传到狱中，特务们的中心早已惶惶无主，所以勉强答应了开联欢会的要求。那天，敌人在大门外增加了岗哨，机枪架在高高的铁丝网上，密切地注视着牢房内的一切动向。妈妈把被面系在腰上，从牢房跑了出来，带头扭起陕北的大秧歌，她边跳边欢笑着大声歌唱：“正月里来……”妈妈跳的大秧歌，把联欢会的气氛顿时推向了……
烈士女儿所描绘的这一幕，便是《红岩》中叙述过的著名的监狱“春节联欢”场景。那天东方旭日刚刚露出，当时的渣滓洞监狱里突然热闹起来。狱友们突然见身穿褪色的列宁装的杨汉秀，举着“监狱之花”小卓娅，先到地坝中央给监狱内的叔叔伯伯阿姨们拜年，那小女婴被杨汉秀高高地举着，咧开小嘴，“咯咯”地笑着，惹得整个监狱一片欢声笑语。这时，只见杨汉秀这位曾经参加过延安秧歌队的鲁艺学员，把鲜红的被面系在腰间，甩开双腿，扭起婀娜多姿的美丽腰胯，如一束艳丽的彩虹，跳起了革命人熟悉的大秧歌。随着她的节奏，同室的“女囚们”一个个紧随其后，一起踏着轻盈欢快的步履，翩翩起舞。那丝光被面做成的彩裙，姹紫嫣红，使人眼花缭乱……年近50岁的狱中“邓大妈”加入了跳舞行列，受刑跛脚的李青林也踏着有节奏的舞步出现了，前几天还受敌人重刑的江竹筠那苍白的脸上也跳得布满了红云，美丽漂亮的女青年曾紫霞头上的蝴蝶结更像一团烈火在跃跃跳动——
正月里来是新春，
赶着猪羊出了门。
猪呀，羊呀，赶到哪里去？
送给那英雄的解放军……
据说，当时守卫在监狱里的特务官兵们完全被眼前的场景弄得目瞪口呆，迟迟不知所措。在男室难友击手鼓舞和叮当作响的镣铐声中，女室*们唱得更高昂，舞得更欢快了。
一心拥护朱德总司令，
一心拥护解——放——军！
这是爆发在渣滓洞监狱里的政治示威，是震撼这口“人间活棺材”的春雷，它让敌人心惊胆战了很久很久。也在革命者的记忆里永存——
1949年春节。清晨。渣滓洞。
一号牢室蓦地响起嘹亮的歌声。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二室、三室……各室都跟了上去，女一、二室也应和着。开始，歌声略微显得不十分整齐，后来慢慢的统一了。300个人一条心，300个难友一个愿望，汇聚成一股不可抗拒的铁流。
同志们唱得酣畅，唱得兴奋，歌声一直延续了一个早晨。“晨歌”算是春节联欢晚会的第一个节目。
第二个节目是互赠贺年片，互送礼物。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祝同志们春节愉快！楼下一室全体同志敬贺
一张香烟纸盒，制成4张贺年片，用竹签写着苍劲的蝇头小楷，下端画着出土的小草，引用白居易的诗，其寓意是很深刻的。
楼上一室的同志用贴锡箔的白纸片，写上工整、秀丽的小楷字：
星火燎原，愚公移山。众志成城，水滴石穿
楼上七室的同志，把罐头上的广告牌纸保留下来，反面写着：
熬过冬天，迎接春天；越过高墙，穿过云端；高山仰止，黎明来兮。
新年礼品琳琅满目，精致大方，多是同志们的精心创作。劳动与智慧的结晶，其中有黄泥精制的围棋、象棋、跳棋，也有纸壳扑克、84张牌，最灵巧精致的要数五角星、利箭、小红心。作者是首屈一指的工艺专家——一楼二室的工人弟兄余祖胜，五角星象征光明、象征胜利，表达了同志们爱党爱国的一片赤诚。
第三个节目是张贴春联。
当一排热气腾腾的稀饭桶摆在放风的院坝，狱卒刚打开各牢室的大门时，值日便抢先把饭桶提到门口，同牢室的几个人忙不停地用稀粥将零星草纸黏贴成长条，等同志们吃完饭，乘值日开门送出饭桶的一瞬间，便把春联牢牢地贴了两边。
楼下七室的对联：
两个天窗出气
一扇风门伸头
横额是：乐在其中。
歌乐山下悟道
渣滓洞中参禅
横额是：极乐世界。
楼上五室对联：
洞中才数月
世上已千年
横额是：万象更新。
楼上二室对联：
满园春色关不住
一枝红杏出墙来
横额是：春回大地。
对联现实性强，又比较含蓄。特务们看了莫名其妙。
吃罢午饭，李磊回五灵观家中团年去了，徐贵林早就拖着老婆、孩子进了城。当班的正好是黄茂才，他是难友们多次教育的策反对象。女室的杨汉秀、胡其芬、曾紫霞等人便大胆地向他提出：春节我们要表演文娱节目，请你行个方便，开门大放风！黄见上司不在，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
春节联欢晚会开始。放风院坝顿时沸腾起来。
头场的表演谢幕，楼四室的精彩节目“空中筋斗”开始。表演者头朝地，脚朝天，翻身腾空旋转360度，一个筋斗又一个筋斗，一边串人影，形成一根长长的抛物线，从院坝这边翻到院坝那头，赢得了同志们齐声喝彩。
接着七八个围拢来站成一个大圆圈，五六个人踩着别人的肩膀再站上去，又形成一个较小的圆圈，三四个人再站上去，一层、二层、三层……最小的圆圈上只站着一个人，手执红旗，迎风招展，极目远眺高墙外的岗哨布置，借此侦查墙头上的电网设施，这个节目叫“叠罗汉”，是五楼的同志为刺探敌情，有意安排的。它引来又一阵的欢呼声。
精彩的节目一个接着一个……
烈士杨汉秀，别名杨稚华，又名杨俊，在延安时期化名“吴铭”。1912年出身于广安龙台寺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父杨淑身，大革命时期曾在国民革命军二十军第九师任师长；伯父杨森，是四川五大军阀之一。杨家拥有田产3000亩，是广安最大的官僚地主。1926年杨汉秀随父在部队驻万县时，深受党代表朱德同志所喜爱，经常给她讲革命道理，对她后来毅然背叛家庭、参加革命有重要影响。然而杨森则出于反革命本性，投靠了蒋介石，也借故“送走”了党代表朱德，开始了与为敌的罪恶生涯。杨汉秀从此与其伯父势不两立。1939年，杨汉秀随朱总司令到延安，先后在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第四期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参加了南泥湾大生产运动，1942年整风运动中入党。1943年在延安中国公学第七期学习。1945年被调到关中分区兵站工作，在此期间参加了著名的五台山保卫战。抗日战争胜利后，因国共和谈需要，杨汉秀于1946年9月随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乘美军观察组飞机回到重庆。由于国民党破坏停战协议，发动了内战，杨汉秀一下飞机就遭到特务的监视，她在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住了一个晚上便转到家乡从事地下工作。杨汉秀下乡后，便把佃户组织起来，以练团防和打太极拳的名义，培训地下武装，她把自己陪嫁的田地卖掉，购买枪枝弹药支援华蓥山游击队作革命斗争的活动经费。1947年和1948年间，她先后两次被捕。由于她在渣滓洞组织地下党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弄得特务机关不知所措。其反动伯父杨森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把她“保释”出狱，叫她“不再参与活动”，然而遭到杨汉秀义正严词的拒绝。这样，她才第三次入狱，一直到被其反动伯父亲自下令秘密处死。其间，她从来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软弱与犹豫，始终对革命充满乐观主义精神。
杨汉秀殉难时年仅37岁。由于她是被杨森单独秘密处死的，所以关于她的死极少有人知道。重庆解放后，杨森本人逃到了台湾，关于杨汉秀的情况就没人说得清了。有关部门根据脱险的同志介绍她在狱中组织春节联欢会等表现，就将杨汉秀评为烈士，但因为她的遗骸一直没有清理到，也不清楚她是否是员。甚至李自才又托另一个农民把小李凯辗转送到重庆市委时，接手抚养王璞遗孤的雷雨田，都不知道这孩子是杨汉秀保护下来的。直到烈士遇难20多年后的1975年夏天，在金刚坡劳动的当地社员发现其遗骨，并经重庆展览馆（现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派人前往调查并进行发掘，后经重庆医学院专家验定，及结合有关特务供词，最后确认这就是杨汉秀烈士的忠骨。周恩来的秘书龙潜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后，虽在病中，依然写材料证明杨汉秀的党员身份（详情见本书第五章“忠诚之忠诚”）。康克清、汪锋等领导同志及干玉梅、朱把清、熊扬等烈士生前师友都提供了证明材料，这样杨汉秀烈士才被正式确认和宣传。
1980年11月25日，在重庆烈士墓隆重举行了“杨汉秀烈士遗骨安葬仪式”。这与她遇难的时间已相差了整整31年。
在渣滓洞监狱，与杨汉秀有着类似经历的还有一位英雄女性，她的身份更特殊。现在我们到重庆“红岩革命烈士纪念馆”里，就可以看到这个名叫“胡南”的女烈士照片。她的照片下面有一份很珍贵的“简历”——：户主姓名：周恩来；姓名：胡南；性别：女；教育程度：中学；职业：政；服务处所：代表团。
这个名叫“胡南”的女烈士，圆圆的脸，戴着近视眼镜，显得十分端庄、文静，眉睫间又有几分英气。上面这份“简历”，是她1946年在南京代表团工作时的户口册页上的内容。
胡南，原名胡永萱，又名胡启芬，在渣滓洞监狱里，她的名字又叫胡其芬。这四个不同的名字，如同她的生命历程中四块闪亮的革命丰碑一样，闪闪发光。
在本书的第一章里曾经讲到过在“11·27”大屠杀的前一个星期时，即1949年11月21日，一个以“吉祥”名义写给狱外地下党的一封信，希望党组织尽快组织实施营救计划。后因为敌人的大屠杀计划提前了，所以营救没有成功。而据查证，这封“吉祥”的信，也是革命烈士以“狱中组织”名义向当时的重庆地下党发出的最后一封可以查证的信件。从“吉祥”的笔迹和几位脱险志士的证词证明，此信是烈士胡其芬写的，这也是这位女英雄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心声，它被保存下来，同时也充分证明了胡其芬烈士在生命最后时刻那从容、镇静和丰富的政治预见及周密的处事能力。是血写的丰碑，字字发热，句句闪光。
胡其芬在被捕之前，是以刘国鋕介绍到他的亲戚、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的何公馆作家庭英语教师身份从事地下工作的。她的被捕也是由于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叛变造成的。那是1948年4月初的事——
4月4日许建业因叛徒出卖被捕。4月6日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到许建业住处接头时被守侯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后叛变，重庆地下党组织连续遭受重大破坏。身为重庆市委妇委书记的胡其芬马上得到了市委委员李维嘉（“老黎”地下接头称呼）的告警通知，知道市委出事，但是此时***《****》的负责人廖意林、苏海（辛涛）夫妇正受特务追捕，在地下党市委机关工作的胡其芬正忙着帮助他们转移，一时顾不上自己。
原来廖意林和苏海在三月间被叛徒出卖，特务到苏海工作的《新民报》搜捕，苏海事先已佯称回广西老家请假离开。这时，特务知道其妻廖意林正怀孕临产，于是遍搜全市产科病房，企图抓捕。在此之前，廖意林已由胡其芬送到大姐永芬处，在陆军医院安全分娩。因特务寻踪搜捕，胡其芬匆忙去找苏海夫妇，传达组织通知。此时特务已到陆军医院追查廖意林下落。胡其芬在江边碰到苏海，惊喜地说：“我以为没办法见到你们了，居然见到了，真是谢天谢地！现在市委出了大问题，你们的领导老黎也没法来见你们了，他要我以组织名义通知你们，立即设法离开重庆。上海，你们不能去了，因为原定你们到上海后和南方局接头的地点和暗号可能被叛徒出卖了。”这样，就在当天晚上，苏海夫妇由胡其芬安排到济民医院后面的张肖瑜大夫家里住下，为了安全起见，孩子送进医院婴儿室哺养。
4月9日下午，胡其芬到济民医院最后商定了转移的办法，并为他们筹集了路费。苏海回忆此事时说：“我和意姐（廖意林）按照组织的安排，顺利地转移了，但是没有想到，其芬救活了我们，而自己却落进了敌人的魔爪，最后牺牲于渣滓洞监狱。至今思之，亦悲恸难名。”
4月9日晚上，胡其芬按约定与老黎（李维嘉）碰头。因市委书记刘国定出事了，老黎的住处已不安全，胡其芬便邀老黎来江北她家中。次日早晨，她送老黎出门，若有所思，呆了一会儿，匆匆走到庭院摘了一枝红蔷薇递给老黎，默默无言地分别了。在那白色恐怖严重的日子，他们随时都可能生死最后一别。今朝分别，谁知道还能不能再见面呢？她目送着老黎走下江岸才回到屋里。随后，胡其芬又回到家把家里安排了一下，赶到济民医院，同一位地下党同志一起商筹同志们转移的路费。深夜，胡其芬又在济民医院的楼上秘密收抄新华社广播的记录新闻稿。
11日早上，胡其芬想起了还有些文件和《挺进报》保存在何公馆里需要马上去处理掉。她哪里知道就在头一天，何公馆里发生了搜捕刘国鋕、刘国鋕又机智逃脱，徐远举与何北衡大闹一场的事，更不知道便衣特务早已把何公馆团团密封的惊险情景。所以，当胡其芬踏进何公馆的那一刻，她便发现气氛不对，于是立即到房间去处理文件和销毁《挺进报》，然后佯装镇定自若地走到客厅里。这时早已等待在那里的特务们堵住了她。前一天因为刘国鋕逃跑一事而与特务们闹得一塌糊涂的何太太一见胡其芬，顿时将所受之气全都迁怒于胡其芬身上。“你们要抓人就抓她吧！她就是刘国鋕介绍来的家庭教师！”何太太指着胡其芬，对特务们说。
胡其芬就是这样被特务们抓捕的。作为与刘国鋕有关系的嫌疑犯，她被关进了老街32号——特务机关西南行营二处的办公所在地。在敌人看来，作为重庆市委妇委书记的胡其芬，同样具有“重要的利用价值”，所以对她的审讯和用刑也是必然的。而从地下工作转到监狱斗争，对胡其芬来说，只不过转换了一个战场。“在生与死的抉择之间，必须保持人的革命气节，这是一个革命者的基本素质。”这是胡其芬平时对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们常说的一句话，而她更是这样要求自己。
1919年农历3月26日出生的胡其芬，其父胡彦博是湖南湘潭人，早年留学日本，胡父为人正直老实，虽在北洋政府的财务部当会计，家境却并不好，常靠典当衣物维持生活。胡其芬的母亲肖石莼是湖南长沙人，性情豪爽，富有同情心，喜欢帮助穷人，母亲的性格对胡其芬有很大影响。6岁时，胡其芬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书，并在家跟大姐胡永芬、哥哥胡笃亮学习英语。1929年胡其芬的父亲到南京赈济委员会做会计，胡其芬随全家迁到南京。1931年，她以优异成绩考进了南京女中。“九一八事变”，打破了胡家宁静的生活，胡其芬开始痛恨日本侵略者，在忧虑、苦闷和思考中，她渴望了解现实生活，追求理想的社会生活，于是父亲书柜里的《三国演义》、《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经典名著，成了她如饥似渴的阅读书籍，同时也开始阅读进步的新文艺作品，如《子夜》、《母亲》、《夏伯阳》、《毁灭》等都深深地吸引了她。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领导下掀起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二·九运动”。胡其芬在南京加入了声势浩大的学生示威游行队伍的行列，并在两位堂兄的影响下，成为了南京****的成员。从此革命种子播在了年轻的胡其芬心中。在“南京****”的内部刊物上，胡其芬读到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斯诺的《西行漫记》，她的心开始飞向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延安。
1937年暑假，胡其芬考取了中央大学经济系。这时，抗战爆发。胡其芬一家迁到了长沙。在中央大学，胡其芬参加了“白雪剧团”，后又去长沙抗敌后援会救护训练班学习，并到伤兵医院服务。当年12月，经堂兄胡笃仲介绍，胡其芬参加了我党领导以地方统战关系建立的湖北汤池农村合作社训练班学习。就在这个训练班上，她加入了中国。
1938年7月，胡其芬随家到了重庆，在新市区委领导下从事地下抗日宣传工作。这年11月，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胡其芬进了中央大学经济系，就读于柏溪分校。作为革命的一颗种子，胡其芬受地下党沙磁区委的委派，在中央财经大学柏溪分校的地下党支部中任党小组组长。当时的支部工作，主要是通过学校的学习救亡联合会，组织“柏溪剧社”、“歌咏队”、“宣传队”等形式，在校内和附近的农村演出活报剧、教唱救亡歌曲。在这些活动中，胡其芬十分活跃，唱歌、演剧、讲演、写文章，她都是一把好手。同学们钦佩她的才能，推选她为中大女同学会会长。然而国民党反动特务们对胡其芬领导的女同学会早已视为眼中钉，不断借事端对她进行诽谤谩骂和人身攻击，甚至采取卑鄙下流的手段故意找茬。胡其芬毫无畏惧，机警沉着地积极开展工作，后党组织获悉国民党当局准备秘密抓捕员时，立即决定胡其芬撤离中大。
1939年9月，胡其芬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转学到北碚复旦大学新闻系。由于胡其芬时常活跃在同学们中间，复旦大学的很多女同学都认识和喜欢她。毕竟胡其芬年轻，她的革命热情似火，却缺乏斗争经验，反动当局很快又开始注意这位叫“胡永萱”的女学生。这年冬天至1940年春，蒋介石再次掀起****，大肆搜捕人和进步人士。胡其芬不得不撤离复旦大学，被调到《新华日报》研究室担任英文翻译工作。从此，她不再用“胡永萱”这个已被敌人注意的名字，而以“胡南”的名字出现在新的战斗岗位上。
“皖南事变”后，为预防国民党顽固派可能的突然袭击，南方局决定将《新华日报》的200多工作人员精简到80人左右。胡其芬属于被疏散隐蔽人员之一，后来组织又决定送她到延安。这对胡其芬来说是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到延安后，她被分配在中央研究院担任秘书。
这是一段难忘的革命火热生活。活泼可爱的胡其芬到延安如鱼得水，像其他女同志一样，天天穿着一套灰色军装，到处唱啊跳啊，仿佛心中有说不尽的欢乐。到了冬天，她还在头上戴上一顶自己亲手用红毛线编织的帽子，显得比周围的女同志别致。能干好学和心地善良的她，真的太缺少斗争经验了。她的这些“小资情调”成了整党运动中的大问题。加上有人“揭发”她曾经参与的“南京****”是“红旗特务”组织等，戴上这样骇人的大帽子，使这位未曾经历过严酷斗争锻炼的年轻员，度过了无数个痛苦的不眠之夜。在长达一年多的审查中她受尽了委屈，不过这时的胡其芬则变得成熟和冷静得多了。她的革命意志比过去更加坚定和有韧性了。
1945年6月，党组织给胡其芬作出审查结论，否定了那些不实之词。
就在这年12月，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率领代表团来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胡其芬作为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随团来到重庆，在邓颖超同志直接领导下从事相关的妇女工作。
重新回到一别4年的山城重庆，胡其芬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因工作需要，她的服饰和打扮也不一样了，烫了发，常穿着绸缎旗袍，一副上流社会的时髦妇女形象。
胡其芬的突然回来，令她家人惊诧和不安，埋怨道：“你怎么又回到这个老虎窝里来？特务整天都在抓，你回来不是送死吗？”
“怕什么，我额头上没有刻字。”胡其芬淡然一笑，又平静地再三叮咛家人：“我改名启芬了，记住，以后叫我胡启芬。”
党组织根据重庆地下斗争的需要，又因胡其芬学历高、英语好的条件，决定让她以一个基督教徒的身份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以求通过这个有宗教色彩的合法机构，广泛联系各界妇女群众。在这个女青年会下有个妇女联谊会，地下党员李玉钿任理事长，这样胡其芬就和李玉钿以合法身份开展公开的和隐蔽的双重工作。胡其芬很快适应了变化的环境。她以一个基督教徒的面貌出现在女青年会中。每星期一主持各部工作会议，会前领读圣经，然后讨论工作。牧师不在时，她带领工作人员作祈祷。人们以为她是教会大学出来的虔诚教徒，谁能想到她是无神论者，是员呢。她代表女青年会出席重庆市政府召开的一些会议，从中获取有用的情报；她拜访女青年会的董事们和一些上层妇女、社会名流们交往，显得练达，稳重而又高雅；她密切联系群众，深深植根于群体之中。她联系的妇女联合会理事长饶国模，还是红岩村的主人，曾经热情地支持过八路军办事处，对办事处派回重庆做地下工作的胡其芬，她也予以积极帮助。后来胡其芬还成了这位“红色女主人”的入党介绍人。
胡其芬回到重庆工作不久，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便被国民党强迫撤出重庆。我党在重庆的工作一下陷入极端困难的复杂局面。面对严酷的斗争形势，胡其芬没有畏缩，而是更加团结同志，以顽强的战斗毅力坚守在浓雾笼罩的山城。为了听到党中央的声音，她和李玉钿等商议，以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名义，集资筹款买了一部收音机，悄悄放在济民妇产科医院楼上的院长朱宝粹（地下党员）的寝室里。从那时起，胡其芬在每天夜深人静时，独自守着收音机，聚精会神地收听和抄录新华社广播的各种新闻和文章。第二天天一亮，便分送出去。除了供妇女联席会各个小组学习之用外，还通过秘密渠道送给党的***《****》和《挺进报》使用。这也就有了后来的《挺进报》事件等故事……
在与敌人的周旋和斗争中，胡其芬还巧妙地利用合法的新闻工作进行公开的宣传工作。当时重庆的《新民报》和《新民晚报》是颇有影响的两张民办报纸，有地下党员和一些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在里面工作。为了冲破国民党的***，只有直接抄收外国通讯社的英文电讯，才有可能向民众透露一点国民党中央社不肯报道的消息。于是外文很棒的胡其芬还每天都要挤出些时间为这两张报纸翻译一些英文电讯稿，一直坚持到她被捕为止。胡其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和条件，坚持不懈地进行着战斗，她的革命热情与斗争精神，如火焰一般浓烈。
1947年10月，根据南方局指示，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同时改组了重庆市委。市委委员李维嘉（老黎）与胡其芬接上了组织关系。3个月后，重庆市委决定成立妇委，由胡其芬、李玉钿、林琼3人组成，胡其芬为书记。这时，基督教女青年会任用了一位外籍干事，借故裁员，胡其芬不得不另谋一份公开职业。经市委同意，胡其芬由刘国鋕介绍到他的亲戚、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的公馆作家庭英语教师。叛徒出卖了刘国鋕，也造成了胡其芬的意外被捕。
女员胡其芬就这样掉入了杀人魔窟里，开始了她人生中最后的一年零七个月的特殊战斗生涯……
又一个“****”重犯落到自己手里，徐远举当时很是兴奋了一阵，因为他掰了一下手指：重庆市委的几位负责人除了许建业和几个没有抓到的以外，差不多该“投诚”的和该抓到的都在他手里。一个“装斯文”“装教徒”的小女子就这么“不听话”？跟打交道多年了，徐远举知道了一些“规律”：凡在内职务越高的人越容易“做交易”，反倒那些没什么职务的、家庭普通的或者是穷人出身的反倒都是些“死党”。因此，像胡其芬这样见过大世面、又懂西洋文化的人一定是“识时务者”。
“软硬兼施，以软为主，该硬则硬，一硬到底”，这是徐远举对付有文化的人的一套手段。胡其芬被押来审讯时，徐远举采取的便是这一套做法。但胡其芬的表现让徐远举还是很意外和吃惊。软的根本不行，于是就对她来硬的。所谓硬的，就是上刑，上毒刑。
“已经到这个份上了，你还有什么可扛着的？”特务们使出种种刑具，却仍撬不开她嘴里的一个“****”的词来。“刘国鋕是****分子，你是他介绍到何家的，你就跟他没有一点关系？”
无论特务们如何反反复复责问上面这类问题，胡其芬还是那句话：“他是，我就一定是了？笑话，你爹是贼，你就一定也是贼？”
特务们气得不知如何是好，能发泄的只能是将胡其芬又一顿毒打。
徐远举亲自上手了，他冷笑着问：“何公馆有人告发，你和刘国鋕经常密谈到深夜，两个人在屋子里嘀嘀咕咕的，你敢说没关系？”
不想，胡其芬毫无顾忌地反问他：“这青年男女的私事，难道也犯法吗？你没有讨过老婆？那你肯定断子绝孙了！”徐远举碰了一鼻子灰，又找不到合理的茬，只好丢下一句狠话：“那就让她跟刘国鋕享受一样的待遇吧！”
特务们便把手铐脚镣给胡其芬戴上……
这样胡其芬和差不多同一时间被捕的曾紫霞、李惠明等女同志作为刘国鋕的“同案犯”，被转押到渣滓洞监狱，关在楼上第六室。这时的刘国鋕被关在楼下第七室。
狱中，她才正式用了“胡其芬”这个名字。入狱后，具有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胡其芬，立即设法与刘国鋕取得联系，并将在敌人面前制造他俩是恋人的假象告诉了刘国鋕，好让刘国鋕这位“花花公子”作掩护。用假象麻痹敌人，这是革命斗争的手段之一。
到渣滓洞监狱后，特务们并没有放弃对胡其芬的继续审讯。第一次，难友们见她从容不迫地去了，又若无其事地回来，俨然像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特务们只能对她摇头。第二次，特务头子徐远举又亲自出马。这次他手头拿到一张署名“刘仲逸”（即叛徒刘国定）证明胡其芬是员的字条。可胡其芬还是一副清教徒式的一问三不知，就是不承认自己是员。徐远举觉得如此一个文弱的女子，怎么会在老虎凳、狼牙棒等刑具面前面不改色、心不多跳？他觉得这是对他这位特务头子权威的挑衅，于是就疯狂地吼道：“你的上级把你交出来了，他是市委书记，你在他手下工作，他说你是****，你还有什么不承认自己是的理由？”任凭大小特务怎样的狂叫恶打，胡其芬始终不紧不慢地回答他们：“我没有什么上级，只是何公馆的家庭教师……”
“你承认了有什么不好？你们的市委书记刘国定承认了，当了官，过上了好日子。你痛痛快快承认了也有好处，你愿意干什么都可以，我们马上放你出去。”徐远举换了一个口气，道。
胡其芬依然冷冷地：“我不知道什么刘国定，只知道自己不是。”
“啪！啪！”徐远举勃然大怒，重重地打了胡其芬两个耳光。旁边的特务们一旁兴奋地助威着、嚎叫着。
胡其芬嘴角流血，昏倒在地。特务又趁机踢她、打她，用冷水浇醒她，再让她招供。
“我就是家庭教师胡其芬，其他什么都不是。”胡其芬愤怒地面对敌人，镇静地回答。徐远举和特务们在这样的女员面前只能泄气。
胡其芬所在的渣滓洞监狱内的“囚犯”，大都是因1947年“六·一”事件和1948年4月因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刘国定和冉益智叛变事件而被捕的员和革命人士，敌人视为要犯，看管特别严密。然而，革命者自有对付敌人的办法，他们在被禁锢的牢房里依然能通过秘密渠道暗中联系，互相通气。胡其芬入狱后，很快就同难友们联系上了，特别是和早先入狱的许建业等人建立了联系。同时她以基督教徒的灰色面貌为掩护，积极开展另一种更加特殊的革命活动。
原豫丰纱厂的工人党员牛小吾回忆说：“我于1948年4月初被捕，关在渣滓洞监狱，不久胡其芬就来了，我们同一牢室。隔壁关着许建业同志一人，重镣重铐，专门有一个特务班长看守，不准他放风，也不准我们接近。一天放风，特务班长离开了，我没走，找许建业同志讲几句话。许坐在门口，我靠在门边，他告诉我任达哉带人在茶馆里抓了他，又说他已告诉胡其芬让她把难友们组织起来。这是许建业同志亲口对我说的，所以我一直认为胡其芬是渣滓洞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事实上，胡其芬确实也照许建业的嘱咐在监狱内进行了各种地下组织活动。她是事实上的监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
张坤壁（狱中名张秀真）回忆说：“我在雅安被捕后于5月底或6月初转押到渣滓洞监狱。当天下午，胡其芬给我介绍了周围环境、情况，还传给我一张字条。这是胡春浦同志给我的，主要问我被捕的情况，叫回条，她传给男牢室转交胡春浦。……在放风时，胡春浦告诉我，胡其芬是可以信赖的，有事都可以和她商量。我从进狱到1949年1月出狱，从始至终，她给我很多帮助。”
胡其芬入狱后，注意观察环境，分析周围的人，包括监狱的看守人员。好像一个有经验的老兵，在陷入敌人重围的情况下寻找冲出包围圈的突破口。她要打通一条与外面联系的秘密通道。她看见被捕入狱的同志天天增加，知道党组织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但是她相信党的组织一定还在山城坚持战斗，必须找到可靠的关系同党组织取得联系。反动派倒行逆施，不得人心，不满的人到处都有，敌人的营垒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因此总可以找到一条缝隙。她很快了解到同室难友周香泉通过监狱的医官刘石人找到堂兄的事。
周香泉来女牢最早，她怀孕在身，入狱后呕吐厉害，不思饮食。刘石人从医学观点考虑到孕妇的需要，又考虑到将来分娩怎么办，就利用看病拿药的机会在药包内包了一节铅笔，问她重庆有无亲人。周香泉第二次看病时写了回条，说她丈夫有个堂兄在南岸内二警工作，未见过面，希望帮她联系。第二天，刘石人到南岸找到了她的堂兄。不久，周香泉便收到了她堂兄送来的营养食品。胡其芬根据这个情况分析：刘石人敢于违反特务的禁令，冒着极大的风险为*带信出狱，至少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善良人，于是她决心进行试探。
刘石人是天津人，作过童工，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军医班学习，受过抗日反蒋思想的熏陶，是一个有爱国心的军医。因为受排挤一度失业，抗战胜利后随着事业军官登记，编入军官总队，分配到“西南行营”检诊所工作。渣滓洞监狱成立分诊所，他被派来当医官。他没有参加特务组织，所以他对待“*”的态度与其他特务明显不同。
胡其芬在看病的时候，塞给刘石人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医官，听难友说你是好人，难友们需要你帮助的地方很多，尤其我这病人，请接受我代表难友向你表示感谢！”刘石人悄悄将字条收了起来。看完病发药时，她又塞给刘石人第二张字条：“医官，不要怕！”刘石人迅速收起字条，没有声张。
几天后，胡其芬又进一步进行试探。看病时，请刘石人带一张字条到陆军医院交给大姐胡永芬，要家里带点日用品和药物。刘石人把信带给了胡其芬的大姐胡永芬，刘石人本人也见到了胡其芬的父母。胡家对刘石人十分感激，拜托他多加关照监狱中的胡其芬。刘石人把胡永芬写的回条和托带的物品带进狱中，借看病的机会悄悄给了胡其芬。这条和狱外联系的秘密渠道就是这样打通的，胡其芬以“吉祥”名字写给狱外地下党的信就是通过这个刘石人传出去的。
监狱的情况非常复杂，当时外面监狱里的*送日用品给是受限制的，带信和书报更是绝对不准许的。刘石人这条渠道打通后，男女牢房找他带信的人逐渐多了起来。胡其芬发现这个情况后十分重视，经与狱中党员骨干研究后，她又给刘石人写了一张字条：“医官，大家的条子太多了，你穿着军装，不当去的地方你去了，这样对你太不利，对我们也很危险，因为我们只有你这一条路子向外联系，今后我们由几个可靠的人与你联系，集中转交来往的条子，你说好吗？”事后刘石人也确实这样做了。
胡其芬是个具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的同志，为了避免暴露，她在一段时间后，改由张坤壁代替她与刘石人联系。张坤壁患肺结核病，看病拿药的机会多，即使同医官刘石人接触多一些也不易被敌人怀疑。因此这条秘密联络渠道一直隐蔽得很好，直到最后时刻也未被特务发觉。
胡其芬通过刘石人送信是十分慎重的，先是送到家里，仅限于带些生活用品之类，以后是经七星岗文通书局转吴锦再转给济民妇产科医院。经过多次考察，确认刘石人可靠，才开始让他将信直接送到济民医院的朱宝粹院长手里，然后送给重庆妇委的傅淑华。一天夜晚，难友们对值班的看守说，胡其芬病了，快请医官来看病。刘石人果真来了，女员李玉钿站在牢房门口故意高声向他说：“大胡心脏病发了，快来看看！”刘石人一边应着一边走到胡其芬床前，这时胡其芬迅速塞给他一张字条，低声说：“这里有人受刑不过，咬上了外面几个朋友，请你明早把字条送出去，让他们躲避一下。”刘石人收下字条，草草“看完病”就走了。
第二天清早，刘石人将信送到七星岗文通书局。吴锦收到信，按信中的嘱咐请济民医院的张肖瑜大夫去重庆大学找一位同学，通知重庆大学“六一社”社员赶快转移，使去重庆大学捕人的特务扑了一个空。
监狱的看守中有一个叫黄茂才的青年，出身农家，江竹筠、曾紫霞和胡其芬都对他进行了争取教育，黄茂才终于被争取过来。通过他送信给重庆大学的况蜀华，从而又开辟了另外一条与地下党组织联系的秘密渠道。解放后重新做人的黄茂才回忆起那段经历时一直还记得胡其芬等同志在监狱里对他的教育和帮助。他说：“胡其芬肯说话，她见到我总喜欢拉扯几句。看起来东一句、西一句，随便摆谈，其实都是启发我，教育我。我慢慢明白了一些道理。淮海战役后，我给他们带进了报纸，胡其芬对我说：国民党肯定要垮台，重庆肯定要解放，你是青年，跟着走，为人民做了好事，将来也会欢迎你的。我原来的落后反动思想渐渐转变了，愿意为她们做点事。”
心中有信仰，再艰苦卓绝的环境里真正的人也仍然充满乐观心态。胡其芬就是这样的人。对她这样的人，监狱只能禁锢她的身体，却禁锢不了她的精神和思想。阴暗潮湿的牢房里，条件十分差，可胡其芬从来没有因此产生过悲观情绪，相反她总是在同志们面前时常哼哼歌，做些小玩艺活跃气氛。她自制过一把团扇（作为烈士在狱中的唯一遗物，保存在歌乐山烈士陵园），在扇面上题写了“清风徐来”四个字，同室女囚友们总轮换着拿这把扇子鼓励自己对敌斗争。
在残酷的监狱里，有时一些年轻同志尤其是年轻的女同志没有经历过敌人的残暴行径，很难一下经得起这种特殊斗争的考验。胡其芬被关进渣滓洞监狱不久，就有意识地组织女牢的难友进行辅导性的学习。首先是理想和信仰的学习。她和女牢的同志有一个共同的口号：“活着干，死了算，活着出去还要干！”所谓干，就是干革命。她和江竹筠、李青林等女党员骨干组织女难友们一起学文化、学政治，用革命理论武装头脑，收到很好效果。
胡其芬喜欢唱歌，她把教难友们唱歌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一如她过去在抗日宣传中教唱救亡歌曲一样，她教难友们唱各式各样的歌：有战斗的歌，有抒情的歌，特别是解放区和苏联的歌曲，更为难友们喜爱。其中一首《青年近卫军》的歌成为监狱里最流行的歌之一：
我们迎着曙光前进，
战斗的同志们！
敌人就要崩溃，
胜利就要来临。
快武装起来团结紧！
劳动者青年一条心，
我们是无产阶级青年近卫军！
高唱着这样的战斗歌曲，难友们的斗争意志在内心更加坚定，也对胜利更加充满信心。
对新入狱的难友，特别是缺少斗争经验的年轻同志，胡其芬总是满腔热情地关心她们，帮助她们认清形势、安定情绪，教她们如何对付敌人，如何对付刑讯。比如进步女青年张坤壁在被押到渣滓洞监狱时，胡其芬就告诉她，这里要进行复审，一般不用大刑，即使弄到“二处”去用大刑也不要怕，熬过去就没有什么了。还同她谈气节问题，告诉她，哪些行为是背叛革命，是叛徒。这些话对张坤壁非常管用，使她在特务审讯前便有了思想准备。特务提她去复审时，心里就比较镇定。当特务先叫张坤壁看老虎凳、刑架、皮鞭等刑具，企图吓唬一通时，张镇静自若地对付了过去，没有暴露党的任何机密，后来也一直挺住了敌人的种种威胁和刑拷。
在“11·27”大屠杀中幸运脱险的盛国玉，是因为丈夫被捕而牵连入狱的。胡其芬和难友们对盛国玉热情帮助，使其终身难忘。她曾这样回忆说：“她们对我像亲姐妹一样，关心我，安慰我，照顾我，使我不感觉孤独害怕。大胡（其芬）经常讲狱中斗争的情况。她说：李二（青林）被敌人的老虎凳折断了一条腿，但是她仍然愉快地生活，学习，参加斗争。江姐受刑那么重，但她根本不害怕。惨无人道的刑具征服不了革命者坚强的意志。她告诉我，以后法官来审讯时，胆子放大些不要怕。我们是为了人民的解放而不幸被捕的，不是罪犯，在敌人面前要理直气壮。现在我们坐牢，每天只有两顿饭，洗冷水，但是这样的日子不会太长的了，革命一定会胜利的。由于大胡对我的启发帮助，我有了信心和勇气，觉得监狱并没有什么可怕。”
监狱里的斗争是复杂的，需要随机应变，注意策略，既要坚持原则又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1948年秋，监狱里来了一个“感训员”白佐生，对*进行所谓“思想攻心”。这家伙出了不少坏点子，其中一个主意便是出一份《新生壁报》，企图拉一些不坚定的分子下水，写所谓的“悔过”、“反省”之类文章来软化和动摇难友们。如何与之斗争呢？“我有办法。”胡其芬在党员骨干讨论时，说道，我是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我来写文章。后来她果真写了一篇题为《纪念耶稣》的文章。文章说：耶稣被叛徒犹大出卖，钉在十字架上，为自己的信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死得慷慨从容。耶稣那种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文章结尾写道：“主啊，请你考验我吧！”难友们放风时看到这篇带有宗教色彩的文章，一眼就明白其中的含意，而且和自己的境遇联系起来，精神上受到鼓舞。敌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费尽心机搞的这个壁报反而被*所利用，只好作罢了。
原新四军战士龙光章由于长期的监狱折磨，全身浮肿，病情严重。胡其芬向医官刘石人建议开出病危证明，要求送往陆军医院医治。经过刘石人的多次争取，特务看守所长被迫同意。胡其芬写信给在陆军医院担任内科副主任的大姐永芬，要求她尽力挽救这位难友的生命。在胡其芬的关照下，龙光章的病情终于好转，但是特务不等他痊愈就迫不及待地将他押回监狱。回狱之后，龙光章病情恶化，不久，病逝狱中。难友们为了抗议特务对龙光章的迫害，要求在狱中开追悼会，为此发动了绝食斗争。胡其芬抱病和难友们一起绝食三日，终于迫使特务看守所长不得不允许召开追悼会。这天胡其芬和女牢的难友们一个一个戴上小白花，表示对战友的沉痛哀悼。这是一次胜利的斗争，显示了团结的力量，组织的力量。
胡其芬想通过医官刘石人营救一些难友出狱。她问刘石人，能不能多开一些疾病证明，争取使一些患病的难友得到保释出外就医的机会。刘石人考虑之后便给一些难友填写严重疾病的病历，以备特务核查，然后，开出保外就医的证明。虽然特务没有全部同意，但其中一些案情较轻的同志，在1949年和谈期间，在外面配合营救下，终于获得释放。
监狱的条件十分恶劣，终日不见阳光，伙食粗劣不堪，许多难友严重营养不良，全身浮肿，有的患了痢疾、肺结核、心脏病。胡其芬入狱后也患了严重的心脏病，经常胸闷，气紧，心绞痛，身体日趋衰弱。但她对自己的病并不介意，依然以火样的热情关心和帮助有困难的难友。她把家里的经济民妇产科医院的同志们给她送来的药品、奶粉、鱼肝油丸等等，分送给有病的难友。左绍英生了孩子，缺奶，她把自己的奶粉送给了婴儿，虽然她当时的身体也迫切需要营养。她还把自己穿的绒线衫拆了，给婴儿编织衣服。她时常抱着婴儿站在风门口，哼着温柔的曲调。在这个诞生于苦难中的革命后代身上，她寄托着对未来的希望，给孩子取了个苏联女革命者的名字“卓娅”。她哪里想到，这个未满周岁的婴儿也会惨死在特务的机枪下呢！
胡其芬以亲身经历写了员在监狱和法庭进行斗争的剧本。她用竹签当笔，伏在**写呀写呀，写了厚厚一本草稿。这不是一般的剧本，而是真实的记录，是向党的汇报，可惜竟没有一页保存下来。
胡其芬在黑牢里战斗了590多个漫长的日日夜夜，她始终是一团火，熊熊地燃烧着……她的行动和充满机智的组织能力，使得革命者在黑暗的监狱里依然充满朝气和信心。
1949年11月27日深夜，当胡其芬和监狱同志们正在与外面的地下党组织准备大营救的实施计划时，敌人的大屠杀提前开始了——当特务们以转移为名，将两间女牢的13名*押到男牢楼下第八室时，守在牢房风门口察看外面动静的胡其芬，见一群敌军涌进放风坝、架起几挺机枪对准牢房。她立即意识到这是最后的时刻了，故拿出全部力量和感情，奋臂高呼起“中国万岁”的口号。她的口号带动和惊醒了所有难友们，于是整个监狱立即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口号声，那声音震撼了巍峨的歌乐山……
“胡南”——胡其芬牺牲的消息，传到了首都北京中南海。传到了人民政府总理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长久地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之中，“小胡是个好同志。”人民总理深深地对天长叹一声后，叫来秘书，交代秘书一定要安排好烈士父亲胡彦博的工作，聘请胡彦博为轻工部专员，以表党对烈士的崇高敬意。这里面也有“户主”对“家庭人员”胡其芬烈士的一份深切的爱。
男人被抓进监狱，上刑、恐吓，甚至假枪毙，真枪杀，一道道生死考验、无数个寂寞孤独的长夜和饥饿、疾病无人问津等想象不到的种种困难与折磨，在这样的环境里能坚持下来的就是英雄好汉。其实从人性的角度看，那些不能坚持下来的也属于正常范畴。生命只有一次，人的身体是血肉之躯，谁不怕疼？谁不怕死？谁没有七情六欲？谁没有儿女情长？
从第二章我们剖析的几种叛徒他们背叛革命和的行径的全过程看，也基本上都是属于或经不起皮肉之苦，或念儿女情长，或贪生求荣，或惧怕一死。而特务徐远举能够在这些人面前频频得手成功，用的招术也差不多靠这类“好汉不吃眼前亏”的种种“规劝”来实现“软化”目的的。
女人也是人，通常意义上，女人的玉身要比男性弱和柔，俗话说：女人的身子是水做的，女人的性格似柔水一般。可是为什么女人在敌人面前竟然表现得那么坚强和勇敢？为什么那么不怕死，那么经得起重刑拷打，那么经得起寂寞和折磨？这是一个令笔者十分好奇和值得深究的问题……
同样是人，按理说，在毒刑面前，女人更容易扛不住，可“红岩”里的女人则比男人更扛得住，而且确实个个扛住了。这是为什么？笔者经过对“红岩故事”里的各种人物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是：
首先是女人的忠贞程度要比男人高。
这里所说的忠贞，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爱情忠贞，而是大爱之忠贞，大爱包括了对民族、对国家，尤其是对党和组织及同志的那种崇高之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信仰所产生的忠诚与爱。从已知的历史史实中我们知道，当时在敌人监狱里受刑最重最多的当算李青林、胡其芬、杨汉秀、邓惠中、江竹筠（后两位女英雄在后文另述）等女员，这些人之所以能够经受得起敌人最严酷的迫害，是因为她们对和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充满了信仰的力量，任何反动力量都不可能对这样的人的信仰产生丝毫的动摇，即使在死的考验面前，她们也会表现出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慨。
其次是女人对建立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观比较严肃认真，一旦建立将牢不可破。
入党为了什么？入了党应该遵守和坚守什么？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认真对待与严肃履行的。然而现实生活中，有些员在入党时就没有很好解决或者就根本没有把为什么入党、入党后如何履行党员的责任与使命放在心上，更有一些人从一开始就是入党动机不纯，他们就是为了升官发财或为获得更多的利益才加入组织的。那么没有解决好为什么入党的人和入党后应该履行什么样的责任与使命的人，在和平时期他们还有可能做到一般意义的“积极”、“肯干”、甚至“能干”，也还可能成为“先进”和取得某些领导及同志们的好评而成为了党的骨干与领导者。但一旦组织和个人的环境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个人的前途有可能毁灭时，尤其是在生死考验面前，他们再也不能继续服从党的事业需要，容易出现背叛组织、出卖同志的行径。刘国定、冉益智等叛徒就属于这类人。女人一旦建立自己的人生观后，就不太容易轻易改变，她们很容易认“死理”，对革命异常坚定。比如叛徒李文祥，也算是一位当了10年县委书记的“老同志”了，他在坐了8个月监狱之后“忍受不了”才又当了叛徒，监狱地下党组织在分析他的变节过程后这样指出：“事实上，他虽是十年以上的党员，但并没有好好的学习过，或者在工作中严格地锻炼自己，他一直记得自己是当过县委书记的，有十年以上的党龄，而且苦了这样多年，一点享受和报酬都没有，结果还要被捕，真是太不值得了……李的恋爱观点也有问题，把妻子作为从属于自己的，没有独立人格的。那种封建的，嫁鸡随鸡，嫁犬随犬的男性中心思想，就是从他的思想见解——人生观里产生出来的，这种封建、落后、自私的观念，是没有可能和‘革命思想结合的’。这种思想的不纯，就是李文祥之所以叛变的本质上的原因。”相比之下，女性人的思想境界要纯洁得多，就像她们对待爱情一样，一旦许嫁给某一个人后，她们会忠贞到底。杨汉秀烈士的同事曾这样回忆道，烈士生前经常对她这样说：“一个人的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事到临头，倘若有一天我们失去了自由，那我们就应准备为真理而死吧！这就是一个员的高尚追求……”她们这样说，也这样履行自己的誓言。常言道，女人一般不发誓，一旦发誓，誓死不变。男人则容易变，当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善变，那些入党动机不纯、对革命事业本来就缺少热情和真诚的人，才容易背叛组织和出卖同志。
第三，女人比男人重感情、讲面子，所以不容易当叛徒。
在白公馆和渣滓洞前后关押的23名“女囚”中，她们多数是与被捕的“男囚”有各种关系，多数是因自己的男人牵进案中才被捕的，或者是因为同自己的男人一起从事革命工作而被捕入狱的。这些女同志对男人的信任和依赖性很强，她们认定自己的男人是英雄好汉，是坚定的革命者，她们对自己男人的那份爱有时超越了对革命信仰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或者说因为她们所爱的男人的信仰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才使她们也对革命事业和产生了忠诚。知识分子出身的女青年曾紫霞便是这样的典型女性。她在与恋人刘国鋕的恋爱过程中，对恋人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与理想追求有了从了解到同样热爱的思想转变，之后她跟随恋人出生入死进行《挺进报》宣传与其他党的地下工作。当她和恋人双双被捕后，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一个过去家庭生活条件比较优越和年轻美貌的女性，她在残酷的监狱生活中要经受考验实不容易。然而刘国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和监狱中的表现让她感到无比自豪和荣耀，在监狱里，有一个真实的情节同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就在刘国鋕屡遭敌人的毒刑和折磨后，仍每天在放风时间里要见一见自己的恋人，而且当女牢放风时，他这位痴情的小伙子总是站立在牢门口一直望着他的恋人曾紫霞，时而向她微笑，时而偷偷说上几句话。有一次，他竟然高唱起了一支革命同志都非常熟悉的俄罗斯革命歌曲：
感受不自由，
莫大痛苦。
你光荣的生命，
牺牲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
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英勇，
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这歌声让恋人曾紫霞激动万分，一是她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恋人竟然有那么好的嗓子，那声音是那么的浑厚、高昂、动听，同时又显示了刘国鋕决心同敌人作殊死斗争的决心。“小曾，你也唱首！”有女难友用胳膊捅捅曾紫霞，怂恿道。曾紫霞本来就泼辣，立即来了情绪，竟当着敌人看守的面，拉开嗓门就对唱起来：
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
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
他是个真情汉子从不玩虚假，
这才值得人牵挂——
就说他是个穷人也罢，
有钱岂买得着情无价。
就说他是个犯人也罢，
是为什么？
他才去背犯人的枷。
他是这样的爱得深、爱得真、爱得大，
他和祖国的命运不分家。
他爱朝阳、爱月夜、爱冰雪天地、爱春花，
更爱黑龙江上天边一抹红霞。
我爱他那一份傻呵，
更爱他跨着如飞的白马，
越过高山，
越过水，
闯入森林，
闯入青纱，
咬定仇人不放他。
我——
但愿和他是一对，
但愿他是我的情人，
我爱他，
我爱他……
这首《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的歌，如**澎湃的夏日甘霖，不仅滋润了恋人刘国鋕的心，也把整个监狱的难友们的心田荡漾了起来，那份革命爱情的美酒，让所有男女难友们顿时沉浸在无限幸福之中，并且化作任何空洞的口号所不能代替的力量。
有一阶段，敌人为了瓦解我革命同志间的关系，放风说刘国鋕叛变了，也有人把刘国定的叛变误传为是刘国鋕叛变了，这个时候是对曾紫霞这样年轻女同志的极大考验。但是曾紫霞凭借着她对恋人的了解，认为像刘国鋕这样的人不可能背叛革命和出卖同志，为了支持和鼓励自己的恋人坚定革命意志，她用自己在女囚室跟李青林等大姐刚刚学会的绣花手艺，特意亲手给刘国鋕制作了一只绣花枕头。曾紫霞后来谈起此事时仍充满炽热的感情，她说：“以前我没干过绣花的活，我觉得那手工太细、太复杂学不了，但后来有一件十分意外的事居然使李青林硬是亲自教我绣了一个枕头，这是我一生绣的唯一一个枕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我未婚夫刘国鋕从白公馆提到渣滓洞审讯时，他曾要求把我提到办公室同他见一面，可敌人用苛刻的条件为难他，使他不得不放弃同我会见的希望。这件事女牢的几个难友都知道，李青林也知道，她考虑了很久，向我提出让我绣个枕头给刘国鋕，安慰他，鼓励他，因为当时不可能写信，但送一个枕头去却是可能的。我开始感到李青林的建议不能实现，第一没有布，第二要我绣根本不行，但李青林亲自筹划、亲自手把手地教我将它绣出来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枕头呢？布是我的一条长裤改的，李青林设计把裤子的那条缝放在枕头的三分之一处，接缝处抽了几股纱锁成胡椒眼花，使接缝显不出来。她设计的花是：一面用红线绣两颗红心，一支箭穿着两颗心，象征我和国鋕的心是爱神之箭穿着的；另一面用蓝线（代替绿线）绣一颗挺拔的松树，盼他像青松一样坚强。这枕头两面的花都是用的挑花，花绣在三分之一那一边，十分高雅、别致。当枕头还没有作完时，李磊制造的刘国鋕已出狱的谣言就在渣滓洞传开，我现在记得那样清楚，我绣这枕头时简直是用整个心在绣的，我觉得只要国鋕收到我的枕头，他就不会动摇，他会感到有一颗热爱着他的心！没有多久，刘国鋕又从白公馆提到渣滓洞审讯，他的到来粉碎了李磊的谎言，使女牢的人都放心了。我把枕头交给被我们争取了的看守黄茂才，要他设法转给刘国鋕，黄茂才在狱中告诉我已交给国鋕……后来我被家人保释出狱，刘国鋕要罗广斌如能再见到我时一定告诉我：‘好好选择自己的道路，继续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走革命的路’。这成了他的遗言，它鼓励了我后半辈子的人生道路。”
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女人太不易了。她们一方面要直接面对和经受敌人强迫给予的重刑与生死考验及监狱的艰难困苦条件，另一方面还有承受自己的男人所作所为而带给她们的一切，包括荣誉与尊严，当然或有耻辱与毁誉。前者当然是荣耀和自豪，而后者就让这些女性无法接受，然而她们还必须面对和经受这些特殊考验。
比如，皮晓云和牛小吾两位女青年是同乡、同学、同时走到城市工作、同在豫丰纱厂当工人，又在1948年4月6日同时同地被捕和同日被关到渣滓洞女牢，因此她俩被渣滓洞许多男犯称为最铁的“牛皮”，既取其姓又带有坚韧的表彰之意。被审讯时，特务把她们亲笔写的自传摊开要其承认员的身份，她们曾十分不解，为何自传竟落入敌人之手？当她们被关到渣滓洞楼上六室女牢时，一眼就认出了楼上五室的许建业，并很快同他联系上了。许建业向她们说出自传情况和被捕原因，主要是因为他许建业被捕后，轻信了敌特看守陈远德的允诺，结果敌特们在许建业住处搜出了机密文件、工人自传。“我后悔，害了你们，也害了许多同志。”许建业为自己的失误悔恨不已，曾三次碰壁自杀未遂。“牛皮”二姑娘知道这些情况后，没有为自己的被捕而对许建业有丝毫的怨恨，谁能没有失误呢？虽然这失误带来了不小的损失，但许建业在敌人面前表现出的英勇不屈精神，他整天被敌人戴上了几十斤重的手铐脚镣，还仍然在秘密组织监狱里的员与敌人作斗争的表现及关心、爱护同志，使“牛皮”两人深深地爱戴这个重庆市委工委书记和她们的革命引路人。可许建业这么好的党的领导和师长怎么会被捕的呢？许建业告诉牛、皮二人：“我在茶馆里看到任达哉来了，身后有特务，我以为他是应付一下，就起身到厕所，可是任达哉追来了，我被捕了，是他出卖了我。”这话对皮晓云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连好友牛小吾对此都有点发懵了。原来，牛、皮在中央印制厂工作时就认识了任达哉，是他介绍她俩入了党。可就是这样的人，竟然出卖了许建业，这已经足以使两个姑娘震惊，而更使人震惊的是，皮晓云后来告诉牛小吾：她早已和任达哉恋爱，并且快要结婚。“啊，你，你们……他现在可是最坏最坏的叛徒啊！”牛小吾一听，便急出一身汗来。她太知道自己的好友皮晓云了：22岁的皮晓云把自己最纯真的爱奉献给了这么一个男人，一个一直在她心目中是理想的支持者、事业的好伙伴。正是因为这个男人，她才有了对事业的美好向往，才不怕敌人的残酷与黑暗势力，他是她心目中一切美好的化身。这样的男人怎么会变成卑鄙无耻、出卖同志的恶魔呢？皮晓云的心阵阵绞痛，一连几天倒在牢房里不吃不喝，而且不跟别人说话。她痛苦不堪，同时也不想在自己的同志面前丢这个脸。作为好友牛小吾想帮助她，于是通过特殊机会，给一度关在渣滓洞的任达哉写了一张纸条，质问他“你为什么要出卖许建业？老许往厕所里躲去了，你为什么还要追上去？”任达哉的回答是：“受刑不过，没办法。”一切都明了了，仅有的一丝幻想也破灭了，皮晓云无法忍受！她恨，她恨自己怎么长了一对不辨真假的眼睛！她感到屈辱，怎么竟爱上了一个叛徒！渣滓洞本是阴森黑暗的地方，而今皮晓云觉得难友们看她的眼神也是那么又冷又寒，年轻姑娘怎能经得住如此痛苦的熬煎？她病倒了，经过多方设法她被送到沙坪坝沙磁医院去抢救。数日后，当皮晓云回到渣滓洞女牢时，她原本红润的脸色消失了，眼神变得呆滞了，难友们不忍多看她一眼。当许建业于1948年7月22日被公开枪杀后，皮晓云更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整夜睁着眼不睡觉，同室的难友们为她难过得落泪。一年后的7月22日，渣滓洞停止一切文娱活动，沉重地悼念许建业牺牲一周年。皮晓云大哭了一场，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老许呵，如果不是任达哉叛变，你不会被捕的！你不会牺牲的呵……”皮晓云后来精神失常了，特务觉得她已经没有什么可利用价值，便经一番周折后被保释了。男人是叛徒，这一耻辱像铁的烙印一样永远地打在这位年轻的姑娘心头，她唯一坚持的是当特务想利用她精神失常而供出同志或让其“自新”时，她悲愤而坚定地回答：“我不会当叛徒！”
女牢中还有个女性经历的痛苦比皮晓云更痛苦和难言。她一来到渣滓洞就和李青林、江竹筠、曾紫霞等同住在渣滓洞监狱的楼上六室。她叫熊咏辉，是县委书记、有十多年党龄的“老革命”李文祥的妻子。1948年5月中旬，特务们把许建业、刘国鋕等提出渣滓洞转押白公馆时，她丈夫李文祥也在里边。开始，当难友们听说她丈夫是李文祥时，觉得她也非常了不起，因为李文祥资格老，初入监狱时表现也很坚强，受刑不屈。熊咏辉与丈夫是同时入狱的，两人感情也较深。每次与丈夫见面时，其丈夫在她面前总是问寒问暖，非常关心，而且总是对着她痛哭，言他“对不起她”，让她受苦了等等。她感到有这样的丈夫很光荣，甚至内心一直认为，有这样的丈夫，即使与他一起死在监狱里也是值得的。可万万没有料到，1948年12月，监狱里传出她丈夫李文祥成了可耻的叛徒，而且还裸地当了特务分子，专门破坏党组织，出卖了一批革命同志。监狱里的同志都对李文祥的叛变感到不可思议，已经熬过了敌人8个多月的折磨，怎么还会变节叛变呢？后来进一步证实了李文祥确实当了叛徒，消息证实后，女牢的难友们甚至是男牢的许多同志都参与了帮助熊咏辉的工作，她也经过了从不相信到不得不相信的十分痛苦的过程，最后熊咏辉写了一封给男牢的公开信，大意是：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他已经叛变，我就和他一刀两断，是真是假今后难友们看我的表现。她的态度赢得了难友们的同情、支持、赞扬和鼓励，男牢的信件、纸条向她传来。她感到无比的温暖，她增添了战胜苦痛的无限的勇气和力量。她的脸恢复了白里透红的美丽。在没有别的指望下，熊咏辉同女牢的伙伴们共同生活着，只等解放军解放重庆时重见天日。然而，另一件令她更无法接受的事又传来了——叛徒丈夫李文祥扬言和多次上监狱来，说要把她接出渣滓洞！熊咏辉的脸上顿时又布满了愁云，她成了叛徒的妻子，想划清界线、继续坐牢都办不到啊，这真是要命的事！她真的有些挺不住了，那份耻辱令她生不如死。这时，狱中的党组织和同志们则耐心地对她做思想工作，劝告她：“出去一个是一个！哪能因为他留在牢房？只要自己坚定，什么情况下也能继续革命。”“出去吧！出去总有活动的余地，有机会就离开他跑得远远的！”熊咏辉哭了，哭得死去活来，她向难友说：“我往哪里躲，往哪里跑？我能去的地方他都知道呀！”这倒是一个难友们不曾想到的事。突然，有一定社会关系的曾紫霞对她说：“我有个可靠朋友不在重庆，这样就可以躲过李文祥的纠缠，你找她。”并且悄悄把朋友的地址告诉了熊咏辉。就这样，熊咏辉才离开了渣滓洞。可是后来获释的曾紫霞出狱后找到那个朋友，发现熊咏辉根本没有去那里。解放后李文祥被人民政府镇压了，熊咏辉仍下落不明，实际上也没有人再去打听她的情况了。十年动乱期间，曾紫霞从外查内调的工作组人员那里了解到熊咏辉的地址。当曾紫霞怀着极大的热忱设法再见到昔日同牢难友时，才知道对方已经有了新的丈夫，并且生活还算不错，可昔日同牢难友谈话怎么也不投机了。当曾紫霞问熊咏辉当年为什么不去找她的朋友时，熊说“我已经是那样的处境了，我怎能、怎敢再去牵连任何一个人？”这句话让曾紫霞听后内心产生极大震撼：可不是，一个女人，当她得知自己深爱的、共同生活了相当长时间的男人成了公众都憎恨的叛徒和反动特务时，她还有何脸面去面对这个世界呢？女人的这份内心痛苦又有谁能真正理解呢？
第四，女人与女人在一起更能形成坚不可摧的力量。
不知是老天有意折磨女人还是革命加在女人身上的考验就这么难？在监狱那样的条件下，正常的人也需要闯过一道道难关才可以顽强活下来，很难想象要在监狱里生儿育女的女人是如何度过。想象不到吧？在渣滓洞的女牢里，十个“女犯”人，竟然在半年之内要承担两个“女犯”的生产和抚育两个婴儿的重担！
这是真实的故事。
其中一个孩子是《红岩》小说里曾经提到的“监狱之花”。她的母亲叫左绍英，是一位坚强的员。
左绍英，四川合川县滩子口人，这位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的女同志，母亲早年病亡，小时候的左绍英常寄居干妈处，后当了纺织工人，是位老实本分的普通妇女，在当纺织工人时，与王璞结婚。其丈夫又名石果，湖南人，是党的“七大代表”。抗战初期，王璞曾任湖南邵阳中心县委书记。抗战后，受党中央委派，到川康区工作，1946年转入川东区工作，任“川东地下党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曾一度兼任重庆市委书记。1948年，为了迎接重庆解放，左绍英的丈夫王璞亲自下乡，在武胜县华蓥山一带领导武装起义，威震敌胆，名声显赫。1948年9月间，武装起义的队伍中发生了一次意外事故，王璞不幸光荣牺牲。当时，起义部队被敌人重重包围，战友们突围时，没有来得及掩埋好王璞的尸首，追赶而上的敌人便丧心病狂地将他的头割下来，即日挂在旗杆上，悬头示众，并贴出布告，威胁群众谁敢收员的尸体，跟走，就枪毙谁。后来是一位老贫农不顾敌人的恫吓，冒着生命危险，把王璞的尸首偷偷取下来，分埋在好几个地方。左绍英在认识王璞之前就是工厂的进步群众，于1939年1月加入中国。1943年她与当时任川东特委书记的王璞结婚后，便担任川东特委重庆市地下交通工作。1948年9月由于重庆市委负责人的叛变，左绍英此时已有七个月的身孕，组织上决定让她撤出重庆，回到合川老家。最后还是被特务抓捕。当时她并不知道丈夫在何处，只知道他在乡下带领队伍在组织艰苦的武装起义。左绍英押到渣滓洞时，已经挺着肚子了。听说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武装队伍领导人石果（王璞在武装斗争中曾用的名字）的妻子，一心想消灭华蓥山游击队的特务头子徐远举顿时大喜，指派叛徒和特务多次审讯左绍英，让她说出丈夫石果及革命武装队伍的行迹。左绍英外表看起来像个中年家庭妇女，实际上是位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员，面对敌人的拷问，她佯装成什么都不懂的家庭妇女，一问三不知，还不停拍拍肚子，说自己是个快要生娃儿的女人，你们怎么没有起码的同情心嘛！敌人拿她没有办法。最后石果牺牲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监狱，特务们也不再管她了。可是面对这样一位临产的女员，又知道她怀的是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石果）的遗腹子，男女牢房都暗暗地惊动了，并且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行动起来，准备度过监狱中最难的一关——女人在监狱生孩子，前所未有啊！虽然狱中组织发动难友向敌方提出强烈要求，允许左绍英到医院生产，可特务们根本不理会。“一定要让孩子安全地生下来，才能对得起王璞烈士！同时还必须保证左大姐的生命安全！”这是狱中党组织和女牢房员共同的心声和要求。在左绍英快要生产的那些日子里，渣滓洞监狱里也格外热闹起来，虽然表面上看不出监狱里有什么特别的动静，其实此时的男女牢房内都异常紧张，有兴奋的，有担心的，男牢的同志们已经开始发起各室送礼物慰问的热潮，没有礼的，可以写信、写诗前去慰问。除了送礼和慰问外，男牢的难友们最热闹的一个话题是：要给即将出世的孩子起个好名字。有同志说：在苦难中，在炼狱里出生的孩子，不管是男孩或女孩都给他取名叫“狱生”吧！另一个同志马上说：“在新中国诞生之前生的孩子，给他取名‘新生’吧！”可似乎这两个名字并没有得到大伙的认同，诗人艾文萱灵机一动，说：“有了！你们听听：天快亮，新中国将成立，婴儿又是在黎明之前生的，不如给他取一个单名，‘晗’字，‘晗’的含意是天将明。”“好，这个名字好，有深意，有文采。”但是男牢的同志并不知道，左绍英其实怀的是女娃儿！
关于生孩子的事，其实男人们是帮不了什么忙的。一切都得由女人们来完成。不过，临产前的那个早晨，当女难友们一睁眼，便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原来，此时在她们的牢房门口，竟然已经堆了很大的一堆礼物了：有从同志们身上刚脱下来带有体温的绒衣，有从被窝里抽出来热烘烘的毛毯，也有做尿片垫的旧衬衫，有崭新的毛巾，有完整的罐头，也有用了多半还剩下小半筒的奶粉，还有草纸，一小瓶白糖，两角钱的狱中“代用卷”，小纸包的十几颗鱼肝油精丸……经过数小时的痛苦而紧张的“联合作战”——在女囚们的手忙脚乱和左绍英自己的配合下，“监狱之花”顺利出世——男狱友们起的名字只好被搁置，最后用上了女牢房的人早已起好的名字——“卓娅”（乳名“娅娅”）。当时革命者十分敬仰苏联，苏联小说和实际生活中无数英雄的名字为他们所爱用，左绍英当然笑笑默认了。
监狱里生孩子不易，要养活孩子其实更不易，这给女人们增添了更多、更复杂的困难。敌人也没有放松利用这些条件来威胁女人。特务头目徐远举就曾借此敲榨左绍英，要她在“自新”和孩子两者之间选择其一。不屈不挠的左绍英决不因此向敌人屈服。当孩子出世成为事实后，如何养活娃儿又成了另一桩大事。与左绍英同一室禁囚长达近一年的曾紫霞后来回忆说：“……娅娅虽然顺利地来到人间，可并不等于她可以健康地活下来。为了她的生存，女牢里曾陷入紧张的局面，并且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左绍英虽然很坚强，但情绪没有办法好，情绪不好奶汁就少，加上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营养极差，当然奶汁就更少，在那时狱外有关系的人可以设法送点东西到二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由二处转到渣滓洞来，这种东西不定时而且少得可怜，左绍英生产时进行了长久的储备把生产应付下来，可要维持下去就十分困难了。一切支援的东西吃光了，左绍英奶水没有了，娃儿饿得直叫唤……这局面真使人揪心，开水不能使左绍英奶水增长，开水不能让娃儿吃饱，可就连开水也得一次又一次地‘乞讨’！女犯们把每餐饭菜中可挤出的水和营养物全都主动地送到左绍英和娅娅面前。女犯们凝视着左绍英，而左绍英的泪滴进了碗里……”
小娅娅这朵“监狱之花”曾经让其母亲和整个女牢花费了全部努力和心血，她在黑暗和苦难中成长着。也因为有了她的存在和成长，使得沉闷的监狱有了许多生机和欢乐。可是，凶残而无人性的敌人在大屠杀时连这样无辜的小生命都不放过。1949年11月27日那个夜晚，刽子手们的机枪向监狱内无情地扫射。当时左绍英抱着小娅娅躲在门后，开始并没有被雨点一般的子弹射中，可才1岁多的小娅娅哪经得住这等场面，她被吓得哇哇大哭。她的哭声让刽子手们获得了寻找残杀的过瘾的目标——罪恶的一串子弹射向赤手空拳、毫无抵抗力的左绍英母女……娘儿俩即刻倒在血如河流的地上，睁着四目，悲怆而愤怒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
监狱之花的妈妈，
伫立在铁栏窗下：
闪动着慈祥的眼珠，
凝眸着战友们亲吻她的娃娃。
同志们称她“监狱之花”的妈妈，
她不是丹娘，也不是苏菲娅，
她呀！《夏伯阳》的女枪手，
《第四十一》的马柳特迦。
她，受过敌人残酷的刑讯，挨过特务无情的鞭打，
她昂首挺胸，紧咬着牙！
让无知的敌人在颤栗中嚎叫吧。
这首难友们生前献给左绍英的题为《她，监狱之花的妈妈》之诗，高度赞美了一个女员的伟大而坚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其情其景仿佛让我们历历在目。
其实在渣滓洞女牢里，还有一个很少为人知道的女人生孩子的事。此人名彭灿碧，也是位烈士。彭灿碧是我党的一位女优秀党员。她是四川合川县人，1918年出生在一个封建家庭里，其生母早死，父亲病残，幼年时曾就读于白沙镇毓秀女子学校。毕业后，后母与其父亲逼与王姓子弟成婚，王系浪荡子，彭自己则在金子小学教书时加入了中国，入党介绍人是刘石泉。1948年，金子乡的党组织暴露后，彭灿碧便回到娘家，组织发动农民武装。8月，起义军被敌包围，经激战突围后，彭灿碧与部队失掉联系，又回到娘家。不料被敌人发现被捕。被捕后，敌人对其无数次残酷刑讯，其实彭灿碧那时已有身孕，只是孕早期而已，所以敌人没有发现。后来肚子慢慢大了，敌人觉得可以借此威胁和逼她“自新”，彭在敌人的审讯室里，挺着大肚子，平静而又慷慨地说：“真正的员是不可能改变信仰的，如果你们一定认为可能改变我的信仰，那么除非杀掉我们娘儿俩！”特务们觉得对付不了这样的女“****”，只好又将其投入监狱。
不当叛徒的女囚，如何在监狱里完成生产孩子，这对她本人和女牢房的难友们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如果说左绍英生产的艰难主要在产后对孩子哺乳，那么彭灿碧的生产却一开始就让大家高度紧张。因为彭灿碧是31岁的高龄产妇，有经验的女人从各种迹象判断她很有可能难产。怎么办？男人们也许不会想得到一个难产的女人的命运是什么样，或者不会知道一个女人在难产时所要经历的那种感受，然而同为女人的女囚室的女难友们则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她们特别特别的担心即将要面临的这一比特务老虎凳更严酷的考验。为此，她们团结起来，千方百计地与敌方进行交涉，以求把彭灿碧送出狱生产。然而敌看守所的特务们根本不予理睬。眼看彭灿碧就要临产了，无可奈何中的女牢中难友简直手忙脚乱，个个心慌意乱，她们知道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呵！母子平安必须平安！这是她们的共同心愿！可如何保证母子平安呢？她们又似乎谁都想不出招术来……只有听天由命了，但绝对不能让老天作主！临产那天，十几个女难友没有一个合眼，她们围坐在彭灿碧身边，年轻的姑娘们只能哭泣，年长一些的则在轻轻叹气。“哎呀——”“哎呀——”，产妇彭灿碧的一声声痛苦的挣扎，揪着女囚们的心。李青林、江竹筠、邓惠中等大姐此刻再一次成了大家的中心力量，这力量既有女人那种天生的慈爱力量，更有人忠贞不屈的大爱力量。一小时、两小时……经过两天一夜漫长而绝望般的折腾，也许是老天爷的庇佑，31岁的彭灿碧竟然把孩子生下来了，而且母女都活着，这简直是奇迹！“就叫她苏菲娅吧，让她像个英雄一样活着……”。彭灿碧搂着婴儿，感激地对女难友们说。“苏菲娅！好！”“又一个娅娅出世了！”女囚室里一片欢笑声、哭泣声——那是幸福和胜利的哭泣声！这胜利来之不易，来自于全女牢室的团结携手，共同意志。这是只有在人中间才能实现的胜利！它并不比一场与敌人面对面殊死搏斗的伟大战役逊色！
女牢里的女人们，经历了这样的战斗，怎么可能再被敌人的恐吓和老虎凳等毒刑所吓倒而当叛徒呢？
这就是女人与男人的差别。这就是“红岩故事”里的女人为什么没有出叛徒的缘故吧！
发生在重庆那两座“人间地狱”里的女人和女革命者的传奇故事还有很多，这里挑几个大家熟悉但并不是小说里所描述的那些女烈士们的故事，及其另外几位鲜为人知，但事迹更英勇悲壮而伟大的女性，在此一并献给读者们。
关于“双枪老太婆”
《红岩》小说里有一个“双枪老太婆”。那是个没有进监狱的华蓥山游击队队长形象。其实，真正的“双枪老太婆”也是渣滓洞的一位被敌人屠杀致死的革命烈士。她的名字叫邓惠中。“老太婆”牺牲时只有49岁。
1950年春，刚刚解放的重庆，到处是翻身的市民们和解放军在一起为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得满目疮痍的山城进行精心的医治与重建的景象。这一天，一位身着威严军装的中年人来到渣滓洞，他向依然散发着焦灰味的监狱囚室献上了一束鲜花，然后默默地三鞠躬……
凄风苦雨山河破，
共求光明两手分。
中年双双入****，
保国何惜献我头。
学年未满缵母绩，
闯关赴难不迟疑。
长江吹起进军号，
四川百姓着战袍。
这位军人在现场默咏了这首《吊难妻烈士》。后来知道，这位军人名叫邓福谦，他的妻子就是在“11﹒27”大屠杀中遇难的烈士邓惠中。邓福谦同时吊唁的还有他的儿子，与母亲邓惠中同时牺牲在渣滓洞的邓诚……
真实的邓惠中，与小说中的“双枪老太婆”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大差异。她生前的一位女战友的纪念文章中这样描绘邓惠中：
……我亲自听见，听见那笑声，那充满了热情与内容的笑声，这笑声让敌人在发抖——“你这匪徒！你这两脚兽，你除把我们的弄成肉酱外，你还有什么办法？哼哈！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政治生命，已成长壮大了，将扬眉吐气于世界！”——惠中同志，我听见您响亮的笑了！我瞧见了您那豪侠的风度，刚毅的意志，对敌人威武不屈的精神。在很短的日子里，曾因工作关系认识了您，您有着和蔼爽直的面貌，有着待人谦和的高贵情感。您亲热的口吻中叙述着您的私生活，您的一对双生宝宝，当时约有七岁样子，是那样可爱，可他们在你培养教育下，就当了宣传工作的小英雄，打起金钱板来，神气逼真、生龙活虎地跳跃在我们的队伍中间，令我欣赏和羡慕不已。您告诉我，您的先生是如何到陕北，与他如何结的婚，在形式上虽然脱不了封建意味，但您们有了孩子以后的感情仍然深厚炽烈，精神上那么富有！您有领导的天才，您帮助了无数的农民，为他们解决了多少不平的事，在现实生活中去帮助了他们。您的散文投登各县报馆表现人民生活疾苦，讲述您如何适应着旧的家庭生活。抗日的时候，您为出征军人家属讲话，争取优待权利，替他们写信，同时又宣传抗战的意义，您动员了无数的农民，组织了他们。人们亲切地称呼您为“邓二姑婆”。您吸收了不少的同志，您办了一所私立小学，您救济了不少的贫苦儿童，在生活上教育他们进步。您常爱写诗，以此形式而改造环境！——天亮的前夕您竟牺牲了，死在这蒋匪特务们的手里，他们恨不得把您整个家都要铲草除根，连您的孩子都不肯放手，您那可爱的孩子也与您一起遭害……这血债如何算得清！
一位在“11·27”大屠杀中脱险的老同志则用另一种口吻评说邓惠中：邓惠中（女），老太婆，小脚，身体不好，老党员，丈夫在解放区，儿子和她一道被捕，受过刑，在狱中表现好。在****一带作匪运，对当地武装起义很有贡献。
朱光璧，邓惠中的地下党上级领导和直接的单线联系人。他对邓惠中是这样介绍的：
邓惠中是在1938年加入中国。她入党后，经常在外地任教和深入农村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根据我所了解，凡是她任教的学校和工作过的地区，师生与农民对她的印象很好。她平时生活艰苦，同群众的关系很密切，特别是同广大农民和农村妇女打得拢来，没有架子，很亲近人，很多人都亲切地称呼她叫“老大姐”。她对工作认真负责，从不马虎，虽然她是一个过去缠过脚的女同志，年龄又比较大了，但为了工作，不辞辛劳，常常步行三四十里外去做群众工作，从不叫一声苦。邓惠中同志对党的工作，一贯积极。在她的直接培养教育下，介绍七八个妇女先后加入中国。她对党忠诚，为人正派。对任何同志都是热情关怀，特别是对上级领导同志既尽力保护其安全，更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真正是大公无私，真忱相待。她对自己的子女，既要求严格，又善于循循诱导。她的两个儿子，为了党的事业，一个流尽了自己的热血；一个在工作台中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而去世。两个儿子后来都光荣地成为了烈士。她女儿叫邓叶芸，在她被捕的前一天被敌人抓去，后来转移到合川集中营，由于平时接受她母亲的革命气节教育，因而被捕后，尽管敌人用竹棍子夹在她的手指缝里（当时只不过十四五岁）使劲往一起挤，手指就好像断了似的，痛得她钻心，但邓叶芸始终坚贞不屈，一心想着决不能让叔叔孃孃遭殃，决不能让他（她）们受罪；一心想着叔叔孃孃这样好的人，这样的正直无私，就更加坚强，更加痛恨敌人。
邓惠中同志在1948年8月5日被捕后，据从各方面的了解，她的表现是很好的。在岳池的敌人审讯她时，曾劝她“自新”，她狠狠地打了岳池县一个罪名昭著的特务头子曹茀知（1952年11月27日被我政府公审枪决）的耳光，从而她受了一顿苦刑，并被押出敌人的法庭把她捆绑在一个钉牢了的凳子上，任何亲人都不让见面。邓惠中同志被捕后，敌人对她曾进行了多次刑讯。当她还在岳池监狱时的一个早上，敌人把她的女儿邓叶芸押到伪衙门里的一个审讯室里，邓惠中同志也早被押到这个审讯室内，女儿见到妈妈瘦得皮包骨头的样子，禁不住痛哭起来，邓惠中同志既英勇又慈祥的对她说：“叶芸，你不要哭，抬起头来，还是听听我的口供吧。”当即有一个国民党的法官拿起一张纸就念起来，其中，除了问邓惠中同志的姓名、年龄等外，又问邓是不是员？邓答：“是。”问：“上级是谁？”邓答：“不告诉你。”又问：“穿的什么衣服？”邓鄙视地看了他一眼说：“穿一件蓝衣服。”还问：“彭华秋、周淑瑞是不是党员？”答：“不是。是群众。”随即敌人决定将邓惠中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并提出要把邓叶芸也从岳池带走。当时邓惠中同志说：“她太小，让她留下吧！”当天，敌人押着邓惠中、邓诚和其他一些同志到了渣滓洞监狱。
总之，邓惠中同志被捕入狱以后，我所知道的凡是她所熟悉的人没有一个被牵连。说明邓惠中同志不但对自己的子女进行革命气节教育，而她自己也完全以身作则。再拿我来说，邓惠中同志明明知道我是她的上级领导，而且到过我住的地方两次；还有，在我们第九工委作掩护机关和联络工作的邓淑华同志，是她在岳池亲自接受入党的一个同志；另外1942年下半年她在南充青居小学任教时，与袁崇校、袁纯洁等是同一个支部，但所有上述关系，都没有任何一个受过牵连和影响……
一个缠脚的旧式妇女，能够成为一名中国党员，这本身就是已经有些传奇了，可邓惠中则不然，她还是个使刀弄枪、令敌人闻声丧胆的“双枪老太婆”，则更传奇了。关于邓惠中的传说，在民间有多种版本，这里选择几个她与枪的故事：
“假枪真用”：已经是几个孩子的妈妈的邓惠中参加革命后，做梦都想得到一支枪，但就是没有机会。她便学儿童们的办法，用竹子做了一支假枪，学瞄准射击。学校内每当童子军用棒当枪操练时，她也跟着学操练枪上肩、枪放下、卧射、跪射、立射等动作。为了熟练枪法，她还经常秘密地在家后门外的巷道里练习。她练枪法时，关上后门，叫大儿子和二儿子在前门外放哨。如有人来，便用早已约定的暗号告知她，好立即停止。
“得到枪和学用枪”：1948年以后，上级党委派她去指导岳西地下党支部工作时，支部给了她一支手枪，她喜出望外，爱不释手。以后，上级党书记蔡衣渠同志又发了一支手枪给她。她一段时间有了两支枪，这就是“双枪老太婆”称号的由来，其实邓惠中那时还不到50岁。可在那个时候的乡村，50岁的女人算是老太婆了，加上她邓惠中已经有二儿一女，何况大儿子也有人给说媳妇了，有人叫她“老太婆”，邓惠中本人并不在意，后来她使着双枪也在外人面前说“我这个双枪老太婆”如何如何，“双枪老太婆”就这样出名了。当然，更出名的是她带领游击队一次次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的故事。
再说，邓惠中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