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一
超越历史：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探索与挑战
梁亚斌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也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好坏不仅成为影响我国战略环境最为重要的因素，也成为影响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因素。2013年，对中美关系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一方面，两国都恰逢政府换届，新政府必然在内政外交领域有与以往不同的设计和重点。另一方面，2013年是中国与美国正式建设和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第一年，决定着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如果说在胡锦涛在任时期，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还停留在概念提出和阐释阶段的话，那么随着该战略正式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就已经成为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施政战略。中美关系既是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容，也是检验中国最终能否与其他大国实现新型大国关系的试金石。
一、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与现实背景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既是中国外交理念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应对当前世界形势变化的一种现实考虑。
（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与内涵
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中美两国就达成了“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共识。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访美期间进一步提出，推动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三个月后，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双方领导人就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和期望作出了较为全面的阐释。
胡锦涛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推进互利共赢合作 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致辞，强调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中美两国国内情况如何发展，双方都应该坚定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同时就如何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五点构想。胡锦涛特别强调：中美绝不能重走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老路，应顺应世界历史大势，“与时俱进，以创新的思维、切实的行动，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在奥巴马总统的书面致辞中，他回应道：“美中两国可以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确保全球安全、稳定和繁荣……美中两国可以向世界证明，美中关系的未来不会重蹈覆辙，两国可以携手解决21世纪面临的严峻经济和安全挑战，为发展持久信任、长期稳定、充满希望的美中关系奠定坚实基础。”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正式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核心内容。这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对外关系、实施对外战略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既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未来发展趋势的把握和期望。自此，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超越了概念讨论，正式成为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施政战略。
2013年6月7日至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访美，在加州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庄园会晤”。这是习近平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以来第一次访美。尽管不是正式国事访问，但这种“不拘形式”的非
正式访问备受国内外关注，被认为是两国元首在深入交流中建立友谊，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进行战略沟通、勾画蓝图的良机。会晤结束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召开记者会，在总结会晤取得的成果时，转述了习近平主席对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解，进一步明确了新兴大国关系的内涵和着力点：“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的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建，共同进步。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追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
（二）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背景因素：美国重返亚太
如何应对一个实力不断壮大的中国，是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重要考量之一。在该背景下，美国提出“重返亚太”、实施“再平衡”战略。2012年1月，奥巴马在第一任期即将结束、能否连任实现第二任期尚不明确的情况下，制定出台了新版安全战略《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最终确立了“战略东移”的大构想。该报告的出台，一方面显示出奥巴马政府对未来美国全球安全战略的理解，另一方面作为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最后一份安全战略报告，为未来接任的总统制定政策框架，确保美国安全战略的延续性。毫无疑问，该安全战略随着奥巴马成功连任必将成为其第二任期的战略主调。
在该安全战略报告的扉页上，奥巴马总统开篇第一句就指出：“我们的国家正处于转折点。”在该逻辑之下，美国需要作出战略调整。首先，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已经结束，反恐战争由于对基地组织的持续强力打击也在某种程度上取得阶段性胜利，特别是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最终击毙了本·拉登。其次，美国国内面临严重的债务危机，债务上限不断被突破，甚至引发政府停摆，因此为了实现美国国内债务结构平衡，增强未来经济实力，美国迫切需要进行大规模削减财政开支，包括国防开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不重新评估和分配在全世界的军事资源和力量投入。该报告全面勾画出美国未来至少到2020年的军事安全战略利益、发展方向、关注重点和基本任务，以确保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该报告认为从西太平洋和东亚地区直到印度洋和南亚地区的发展与稳定与美国的经济和安全息息相关，因此美国有必要对该地区实施“再平衡”战略，增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成为亚太安全的维护者。报告认为，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商品自由流动以及美国的影响力取决于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和打击能力。为了实现该目标，美国一方面认为亚太地区的盟友和关键伙伴是维护该地区稳定和发展的关键，另外一方面希望增强与该地区的新兴崛起国家之间的互动，以便形成维护共同利益的集体能力。该报告明确指出“中国作为地区强国的崛起具有从各方面影响（affect）美国经济和安全的潜力”。因此，中国学界和媒体界普遍将美国“再平衡”战略解读为针对中国。换句话说，尽管美国也认识到中美两国在维护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存在共同利益，但是依然对中国的军事实力增长和战略意图充满怀疑，因此试图利用有限的资源尽可能地维持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抵消中国崛起带来的地区权力失衡，特别是防备中国
采取挑战当前国际体系的手段和措施。
两极格局的运行逻辑在东亚地区越来越明显。一方面，美国大力加强亚太地区的军事投入，稳固战略优势，特别是加强第二岛链的军事力量。在2012年6月3日闭幕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阐述了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阶段性措施，指出美国将在2020年前向亚太地区转移一批海军战舰，届时将60%的美国战舰部署在太平洋。与此同时，中国常规军事力量在突破第一岛链封锁的情况下，正在向第二岛链扩展。中国海军穿越日本周边海峡前往西太平洋训练，已实现常态化。中国的导弹打击力量也正在迅速增加，是突破美国军事围堵的关键因素，目前已经覆盖第二岛链的“七寸”关岛。美国参议员詹姆斯·韦伯（Senator James Webb） 1974年在关岛工作时曾认为：“只要美国（在亚太地区）维持可信的军事存在和能力，关岛就比美国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承受更大的威胁。”东风-3A （CSS-2型）中程弹道导弹、H-6K远程轰炸机所携带的对地巡航导弹以及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都对关岛军事基地及西太平洋地区的航空母舰编队造成致命威胁。另一方面，亚太国家也由于权力格局的变化出现分化。面对中国的崛起，部分东亚国家感觉到恐惧，因此尽管与中国的经贸关系非常亲密，但在政治和军事安全上纷纷倒向美国。这其中不仅有美国的传统条约盟国，例如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甚至原来的敌对国家蒙古、越南和缅甸也纷纷向美国示好。此外，近年来美缅两国关系开始冰释前嫌已经不再是秘密，两国正在朝着关系正常化不断迈进。受到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刺激，中国周边国家纷纷提高了对华博弈的调门，沉寂已久的东海、南海岛礁和专属经济区划界等问题突然爆发。中越、中菲、中日围绕南海岛礁归属、专属经济区划分、资源勘探与开发展开全方位的博弈，不仅发生武装对峙，而且各国民众的对抗情绪也被激发起来，在多国引发针对对方的大规模群众抗议游行。中国周边战略环境有逐渐恶化趋势。同时，随着美国逐渐结束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对全球战略进行“再平衡”，亚太成为其重新聚焦后的中心，与中国的对抗可能再次凸显。中美关系有走向对抗重复历史上“大国政治的悲剧”的趋势。如何与对方相处，不仅是对美国的严峻考验，同样是对中国的严峻挑战。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试图缓和和稳定周边战略环境，破解大国崛起必然走向冲突的现实主义逻辑禁锢。
2013年“习奥会”的适时举行，中美双方都互有期待，这就是希望对方作出“战略确认”。美国需要向中国说明：其国内议程和“极化”政治是否和如何影响对华政策，如何兑现其欢迎一个强大而繁荣的中国的承诺，如何解释其亚太“再平衡”不是针对中国，以及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中国则需要美国说明：“中国梦”对中美关系意味着怎样的机遇，如何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及对国际地区热点问题的立场和看法，并欢迎美国在亚太的存在，希望美国在该地区发挥建设性作用。在新形势下，中美两国界定战略基础的方式和路径已经发生转变。双方需要确认、巩固业已形成的战略共识—致力于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随着该战略正式写入中共十八大报告，成为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施政战略，2013年就成为“超越历史，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起始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