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和雨将大家弄的全身湿淋淋的，但也很好的掩盖了这次行动。老孙和小黑也很快结束战斗。民团和商团其实也就是拿起枪的村民，前几年被土匪和过路军阀打劫的厉害了，才由地方上的地主乡绅从村民中强拉了一些人组建，保甲制度实行后，这些人就变成了地方上的保安力量。民团和商团的人基本上没有饷银，平时没事的时候，都在各自的家里做着农活。这次为了协助县城保安大队的行动，才被召集到一起。这些人也基本上没什么战斗力和警惕性，今夜风大雨大的，也没有教练对他们进行约束，因此小黑和老孙的队伍也没有开枪，就迅速完成任务。
一夜之间，镇上就悄没声息的变了天，镇长、副镇长和一些教练、干事什么的都让吴克全部骗进银屏中学，关了禁闭。近300俘虏也分别放在三处关押，看押的人员由解救出来的老百姓自愿担任，吴克只派出部分人马组织协助。为了下一步行动计划保密，解救出的老百姓一个都没有让离开。另派出部分人马，在镇外担任警戒，防止镇上走漏的亲民国政府人物到县城通风报信。
将这一切安排好后，吴克又开始思考下一步应该怎么行动，因为下一步的目标是县城，如果思量不好，一场血雨腥风就将在这片开始上演，这次的思考不仅仅牵涉到军事还牵涉到以后该怎么融入现在的政治氛围中。
此时的民国政权刚刚将权力机构下沉到乡镇，对县城和乡镇的统治力并不高。县城现在由中央政府派出专员进行管理，兼县长职务，设一秘六科进行管理。这一切刚刚开始，和原来由地方上自选的乡绅权力机构产生了冲突。虽然中央机构还是借助于乡绅对村镇进行管理，但是乡绅的权力小了许多。这些乡绅经历了战乱土匪的侵扰，在地方上的势力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巩固。
中国刚刚在形式上推翻了封建统治，很多乡绅都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地方上的乡绅基本上可以分为新旧两类。民国的建立使一部分与GMD关系密切的新乡绅掌握了地方上的实际权力。新乡绅的兴起，与GMD强化基层政权，建立区乡镇政权机构，强化联保等准权力机构，造成国家权力在乡村基层社会的扩张有密切关系。
与20世纪20-30年代乡村革命所打倒的，不具官僚身份，属于一种为官府所依靠的民间豪强势力的土豪劣绅不同，新乡绅担当了GMD基层政权的县区乡镇长、联保主任等，大都接受过中等或高等的新式教育。在行为特征上，土豪劣绅行为往往不受国家权力约束，甚至抗拒国家权力的制约和渗透。新乡绅则代表着GMD政权力量向乡村宗族社会扩张，与GMD政权保持着政治意识形态的一致，形成了民族为纲而家族为目的新理念。
在宗族观念上，新乡绅保持了某种儒家的政治态度，但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相号召，强调国家与宗族的连贯，甚至设计某些宗族制度改良，以期适应近代发展的潮流。如制订新家法，组织农业合作社，制订合作社章程，提倡新族学，担任新族学校董并使之成为新乡绅民间身份的主要标志等。这表明了在国民政府意识形态影响下，新乡绅作为乡村宗族社会改良的政治力量，实现国家对乡村宗族的有效控制的积极一面。
比较而言，旧乡绅具有国家赋予的身份特权，新乡绅却多是基层政权的实际掌权者，与国家基层政权关系的亲密度远高于旧乡绅，基本上控制了乡村；旧乡绅是伦理道德的化身与代表，多有赡济宗族的行为，新乡绅则多热衷于钻营官场与敛积更多的个人财富，其乡村宗族的道义性权威低于旧乡绅。
但因儒家文化的深厚影响，新乡绅也多有着儒家家族情怀，并与GMD官方越来越浓厚的儒家色彩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痛诋新文化及其冲击下的社会变迁，主张以儒家文化重构国家家族新秩序，具有一定的统制乡村宗族的内在道义权威。
然而，民国政权的转换虽改变了国家政权模式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却没有改变政治文化，这使得新乡绅的行为价值观念，对新国家的理解、对权力的运用方式、对乡民的管理观念，以及对乡村文化建设与资本运作的理解等都还是旧的，难以担当时代改革家的重任。
他们中的很多人因为受过教育，所以对外界信息的了解比普通老百姓要多。这些受过近代教育的乡绅有一些人是很希望能够发展地方经济民族经济，振兴国家造福桑梓。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的糟糕，往往让这些人郁郁不得志。
吴克思考这些，是希望通过这些人融入到当前的政治氛围中，这样就可以为自己和身边的老百姓找一个借口，一个避免被GMD政府围剿的借口。
因为巢湖地区也可以说是战略要地。巢湖与纵横交错的江河沟渠相吐纳，其源远至英、霍二山，湖面有丰乐河、杭埠河等来汇，湖南与兆河、白湖相通，湖水由东南出口，经裕溪河下泄长江。巢湖湖中有山，山中有水，波光帆影，景色妩媚。
清代任巢县知县的孙枝芳有诗曰：‘天与人间作画图，南谯曾说小姑苏，登高四望皆奇绝，三面青山一面湖。‘这诗不仅说明了巢湖美，同时也点出了他的战略位置。其以湖为险，东控长江威胁民国首府南京，北遏淮右襟喉，西南连接绵延千里的大别山，八百里的湖面更是有山有岛，险峻异常。尤其巢南地区，丘陵茂密，地型复杂。
一旦巢湖动乱，在GMD的统治区的腹地，首府南京却受到威胁，那老蒋还不调兵谴将的来围剿自己啊。远的不说，就说眼下老蒋为了镇压霍山、六安、金寨的农民革命运动，调动几十万人围剿，还将反动透顶的C.C分子派在大别山。此时的C.C头目蒋伏生应该正领着他的83师在大别山大开杀戒，而同时，大别山的革命队伍也经历了张国涛的清洗，即将走上长征的道路。关于C.C分子和蓝衣社在大别山干的事情后来有详细的记载。
他们所到之处，石头过刀，万户萧条，一个人口不过二、三十万的小县往往就被屠戮精壮数万人。从33年底到34年，老蒋调C.C分子组成的别动队进入大别山。下达的命令为：“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
这次集体屠杀使大别山的青壮百姓死亡近百万，村庄被摧毁，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以金寨为例，区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仅一个月时间就被别动队及蒋伏生的83师杀了上万人。此外还有上万人被关进了“临时集中营”。集中营由别动队员、“三枪会”和地主还乡团把守着，苟延残喘到次年的囚徒，不足千人。
这还不算完，别动队的成员还在这些地区干起了贩卖人口的勾当。经常是几千妇女被绳子串成几里地长的一排，一个个明码标价的卖往外地。还有很多小孩也没有逃脱被卖的命运，成为合肥、武汉等地的包身工和雏妓。
这一切历史记载的很清楚，吴克可不想让巢湖地区也上演一场这样的悲剧。所以他需要仔细思考，怎么解开这个局。地方乡绅虽然大多比较反动，但相对于近在咫尺活动于大别山的C.C别动队来说，要好上许多。
现在带着这帮人即使打下附近几个县城，但基础薄弱，无法与立刻就能调来的GMD正规部队抗衡，到时候不仅打下的地盘保不住，如果很明显的学习**，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很可能会连累到老百姓，为老百姓招来C.C别动队这帮恶棍，那就得不偿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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