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上午10点，刘处长和张明乘近郊火车从沈阳抵达抚顺。这是一个以燃料和原料生产为主体的重工业城市。它的工业区与市区连接在一起，乍一接触到城市的边缘，就可以看到一排排插入云端的烟囱、高大的厂房和整齐的街道所构成的美丽的画面。
刘处长和张明在公安局招待所安置了住处。
一刻钟以后，市公安局的黄局长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待了他们。
“老刘，你们可真快呀，说到就到。”黄局长微笑着对刘处长说。
“怎么，出乎意料吗？”刘处长说。
“不，我早就算到了，你一定会来。”
“为什么？”
“董老太太的信呀！”
“算你是个诸葛亮，猜着了。”
黄局长为人既严肃又活泼，就是在最困难的关头也去不掉他的幽默感，刘处长一看到他那种诙谐的神气，就追想到抗日时期同他一起化装摸进鬼子据点的情形。这时两个人谈得很和谐、很自然，张明在旁就像听着两个老人讲故事一样。刘处长除了介绍这件案子的发现经过，半个月来的工作情况及董老太太的检举信件之外，还提出在抚顺的工作期间，请市公安局多多帮助。当刘处长和张明辞别黄局长回到宿舍，已经到了快吃晚饭的时候。
第二天上午，按照原定计划刘处长和张明便出发去访问董老太太。
汽车穿过市内整齐的街道，向西行驶了大约十多公里，便在一片职工住宅区旁的一条宽敞的马路转角处停下，董老太太就住在对面新建的三层楼上。
董老太太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共产党员，在区人民委员会工作；另一个是共青团员，在抚顺矿区A矿当采煤工人，两个儿媳妇一个在银行当会计，一个在橡胶厂做工；她的丈夫在国民党统治时被匪兵抓去修碉堡给折磨死了；老太太还有一个女儿，早已经出嫁了，现住在天津。董老太太现在担任不脱产的街道妇女工作，还是卫生模范。她在一个多月之前曾去天津看望她的女儿，那封检举信提到的事情就是在回来的途中所碰到的。听到公安局关于发动检举铁路旁发现的无名尸体问题，她便写了一封检举信。
这天，老太太正哄着两个孙子在屋里玩耍。她看到两个穿着青棉大衣的陌生客人走了进来，就急忙打发两个孩子到外面去玩，然后笑嘻嘻地来接待客人。
“您好，老大娘！”刘处长首先有礼貌地打招呼。
老太太赶忙答礼让座。刘处长和张明分别坐在靠墙的一张小方桌旁边的两把椅子上。
两个客人自我介绍以后，刘处长就说：“老大娘，您写给公安局的检举信，已经收到了。这次来打搅您，是想详细地打听一下您所知道的当时情况。”
“这是应当的，谈不上打搅。”老太太坐在床边上，客气地回答。同时她稍回忆了一下，便叙述起来。
……
那是在去年12月5日晚上9点钟，在天津车站，董老太太一手提着柳条编织的筐子，一手夹一个白布小包，随着人群登上了从北京开往沈阳的直达快车。
董老太太从来就很热情，过去贫困的日子把她锤炼得很细心，做事情从不马虎大意。她在一间硬席寝车里按照车票的号数找到了自己的乘席。这个卧铺间里共有四个铺位，董老太太是在左侧的上铺。下铺的两个客人是先上的车。这两位客人，一个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男子，上身披着黄布棉大衣；一个是留着一小撮山羊胡子的高个子老头，看来他虽然长得消瘦，但他和青年人同样有精神地谈个不休，听他的口音很像湖南人。那个青年人话虽不多，但说起来很轻快，还不时地发出咯咯笑声。董老太太起初并没有参与他们的谈天，只是简单地相互打了招呼。因为天气晚了和有些疲倦，老太太大体上安置了自己的东西，很快就铺床躺下了。
可是，严冬的夜晚并不能使人一下子睡去，尤其是对于老年人。从倒在下铺的两个人谈话中，老太太听到青年人好像是个转业军人，这次转业到工业建设岗位，山羊胡子老头是从关里来东北探望亲属的，要在中途下车……
列车飞快地奔驰着。
老太太刚要入睡的时候，忽然被车厢走廊传来的吵嚷声惊醒。一个三十来岁的黑脸汉子一颠一跛地向这个卧铺间走来，酒气蒸发出来的肉食没有消化完的腥味愈来愈近。大汉穿着一套蓝色棉布制服，歪戴帽子，嘴里不知道他咕哝些什么话语。在他的后边一个列车员小心翼翼地跟随着。显然，这是一个醉汉，酒精的烈性弄得他昏昏沉沉。
山羊胡子老头第一个站起来，他殷勤地帮助列车员搀扶醉汉爬到右侧的上铺，大汉瞪着一双醉眼仔细地瞧了瞧老头，嘟噜了一声“谢谢”之后，便躺在床铺上。披着黄大衣的青年人也撩起被子张望了一下。列车员走后，就剩下醉汉的喘息声打扰着车厢里的寂静。大家各自忍耐着，不久好像人们都自然地进入了梦乡。
天还没有亮，董老太太就醒来了，这时列车早已过了锦州。可是车厢里的四个人只剩下了两个。睡在老太太下铺的青年人和山羊胡老头可能在半夜的时候下了车，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了。
醉汉睡得比方才还酣。老太太过了一会儿又沉沉睡去。
第二天早上，太阳光照得挺亮，车厢里的广播喇叭声把大家唤了起来。一夜的工夫，大汉完全清醒了。老太太同他谈了些家常话，知道他在抚顺A矿第二坑做工，这次是去唐山看母亲的。两人同时在沈阳下的火车。
董老太太谈得很细致，她所看到的任何东西都没有放过。这是因为在一次寻常的旅行中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而对刘处长和张明来说，老太太的每一句话都很重要。两个人仔细地听着，还不时地在自己的日记本上记下什么。
“除去大汉以外，那两个人叫什么名字，在何处工作，到哪里去呢？”老太太的谈话刚告一段落，刘处长就向她提问。
“我上车以后两个人没谈多久，说话的声音又小，只听说老头是探亲的，青年人是转业军人，他想到工业建设岗位以后怎样学习怎样工作，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那个大汉叫什么名字，确实到抚顺来的吗？”张明插了一句。
“下车以后再没见他，听说他是抚顺A矿第二坑的工人，姓孙，叫什么名字没有问。”
“半夜那两个人走了以后，您乘的车厢又上来人没有？”刘处长继续问。
“没有。两个下铺一直是空着的。”老太太喝了一口水又说。
“现在您对于这件事情怎么看法呢？”刘处长说着用亲切的眼光看着老太太。
“我看那个青年人是个善良的人。”老太太稍停顿了一下又说，“那个老头挺和气，肯帮助人，倒像个常出门的人……”
“那个姓孙的黑脸汉子呢？”张明又插了一句。
“那个年轻人不争气，说起话来三不着两，出门还喝得醉醺醺的，可真不是个事。”
“您看他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张明着急地问道。
“我可没有这个眼力，看不出个道道来。”老太太认真地回答。
刘处长又问了一些别的情况，最后对老太太说：
“您的检举信和方才谈的情况，对于我们帮助很大。我们衷心地向您表示感谢。”说完便起身告辞。
在回来的路上，刘处长和张明两个人几乎没有说什么话。两个人的脑子里同时在想着问题。张明紧皱着双眉，恨不得一下子把汽车开到第二坑找到姓孙的大汉，把事情弄个明白。当然，刘处长想得更远一些。往往案件有了一些线索，反而使人的思路更加复杂起来。他想，董老太太提供的线索无疑是非常宝贵的，这不仅只是时间上的偶合，而且情况本身使这件有如茫茫大海捞针的案件似乎看到了头绪。可是火车上穿黄大衣的青年是谁呢，为什么要把他杀死呢？凶手又是谁呢？黑脸汉子又是怎样一个角色，他会是凶手吗？一连串的问题在脑海里交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