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翻译的政治：翻译的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
1949至1979年，是一个由政府机构、出版社指导翻译活动和出版发行，以国际书店控制图书流入，以《翻译月刊》、《翻译通报》、《译文》（《译文》1959年后改名为《世界文学》）、《摘译》等指导翻译实践，以官方报刊引导翻译批评的特殊时代。如何翻译并控制翻译及其阅读是当时意识形态斗争的一大难题。与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类似，翻译领域也经历了一场逐渐体制化的进程，从意识形态到出版流通再到对翻译文学的批评，环环相扣地被纳入到体制中来，这使得当时中国的翻译进入到了一个十分独特的、难以再现的特殊历史语境。这一特殊性的本质，在我看来是肩负起政治的使命，而其表现，是翻译受到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影响。
作为制度研究的奠基人，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1919- 2010)给“体制化”或者说“制度化”的定义是：the processes by which an organization “takes on a special character”，并且“achieves a distinct competence or, perhaps, a trained or built-in incapacity”。而体制化最重要的表现在他看来就是体制化使得组织结构或者行为模式“infused with value beyond th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of the task at hand”。换句话说，体制化指的是使某一特定价值观、某一观念、某一特定社会角色内化于某个机构、某个领域、社会体系、或社会本身。这一概念在社会学中有广泛的应用。这一概念同样也适用于1949-79年的中国的翻译的外部条件。如果说种种翻译理论对于极端情况下的翻译多是出自假设的条件，当时中国的翻译情况则为我们理解极端状况下的真实的翻译活动，提供了绝佳而不可复制的历史材料。不过，体制化只是稍稍延宕了如何翻译并控制这些作品的阅读的问题的突出，第三部分的资料自会说明，社会规约与文化需求是如何各行其道。
本章主要以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 1945-1996）“三要素”的理论框架来解读毛时代翻译的体制化进程。作为以文化研究的角度切入翻译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勒菲弗尔提出控制文学系统（翻译作为改写的一种，在这一系统内发生）的有三个重要因素，包括：系统内的的专业人士（the professionals in the literary system），系统外的赞助人（patronage outside the literary system），以及主流诗学（the dominate poetics）。其中系统外的赞助人又包括三个相互作用的因素：意识形态（ideology）、经济（economics）和地位（status）。勒菲弗尔借用当代文化理论将翻译研究的着眼点从语言学派最为关心的语言结构和语言形式的对应，转向源语文本（Source Language Text）与目标语文本（Target Language Text）在各自文化系统中的作用方式和意义。在勒菲弗尔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根据毛时代翻译的实际情况（例如经济和地位因素的重要性下降）作了适当调整。中国的翻译在1949年之后有其相应的政治使命：为建立“作为新政治新经济之反映并且为它们服务的新文化而奋斗”。要保证这一任务得以贯彻，翻译就必然受到一些特定的因素的规约，不可能在自由自在的环境展开。因而，本文将影响毛时代翻译规范的形成起决定性影响的体制化因素分为五个方面。它们环环相扣，分别是：意识形态的体制化，诗学理念的体制化，赞助人的体制化，文艺批评的体制化，和译者的体制化。其中苏联影响在前四个方面中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而译者如何成为计划体制的一部分将被单列为第五章。
（一）文献回顾
根据毛时代翻译的实际情况对勒菲弗尔的理论作调整的理据之一来自勒菲弗尔对中西翻译传统之不同的肯定。他曾从宏观的角度对中西翻译传统有很好的比对。他的目的是展示西方对翻译的定义是依赖自身的文化背景的，因此希望通过比对西方与中国，让西方的学者可以从困扰了他们许久的对于翻译的标准化理解中走出来。然而这种比较，对于理解中国的翻译活动亦不无启发。
勒菲弗尔认为中西传统中的翻译实践（translational practice）的不同与对“他者”（the Other）的认识有关。那些不太在意“他者”的文化，首先是因为这个文化认为自己处于世界的中心。其次是因为这个文化的相对同质性。这两条使得中国的翻译实践倾向于将自己的方式看作是自然而然地，因此对待原著比较随意，翻译后的文本取代了原著的位置。此外，同质性也是参与者数量的问题。勒菲弗尔比较了在西方通常是由单个译者翻译并且被单个的读者静静地阅读的体系，而在中国则是常常由学者团队/政府组织的团队译出并且经常被公开引用或吟诵。勒菲弗尔对中西翻译传统和“他者”关系的比较建立在对中国前现代时期翻译的认识之上，我们或许可以继续提问：1950至70年代的中国（现代中国）的翻译对“他者”的话语有何认识？
正像勒菲弗尔所呼吁的那样，在进行翻译研究的同时有必要将大的、参与了文化建构的、体制性的东西考虑进来，这样才可以看到翻译在文化建设中的角色的本质。孔慧怡（Eva Hung）在铺陈“重写翻译史”的背景的时候，也对中国翻译史现有的按朝代分期、按名家生平以及按文本性质编排的书写方式提出了强有力的质疑。她引导我们思考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说法，即历史与年表或大事记这类文本有一种最基本的分别，就是后者只是一连串事件的记录，而前者则展示出表面看来对立的事件有怎么样的内在关联。为此，我们有必要界定一个历史的分期，即具有特殊意义的毛时代的翻译始于何时，终结于何处，然后再具体讨论其特殊性。
同时，在讨论分期的过程中，通过对相关文献和学术研究的整理，可以看到学界对这一时期的认识的发展，反映了学者们对于大的历史事件的意义与模式的理解。
目前，学界普遍以1949年为一个拐点，而下限有以1966年文革开始、以1976年文革结束、以1979年建国三十年为标志的三种分期方法。从史学角度考查翻译活动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不过自1960年以来，以“翻译文学史”或从史学角度论述翻译活动的专著或编著亦有二十本之多。其中论及1949之后的文学翻译的著作有五部。其中一类按照“十七年”进行分期，将下限划为1966年，另外一类按“**”的结束为标志将其下限划到1976年或1978年。以1979年划界的则是几部权威的工具书，比如《1949-1979翻译出版外国文学著作目录和提要》、《翻译出版外国古典文学著作目录 (1949—1979) 》。
以专著及专论为例，一部分论著或专论将下限划到1966年，称为“十七年”时期。作为“新时期”以来中国出版的第一部专门研究“十七年”英美文学翻译的著作，孙致礼以译者及其成就为叙事单位，用翔实的材料讨论了翻译出版情况、译者的活动，兼及译本的翻译批评。他将重点放在译者和译著上，而对作者以及原作在其本国文学史中的地位语焉不详。此外，将写作目的定位为“坚持辩证法，树立正确的翻译观”，显示出政治意识形态对理解历史活动的影响。续后有方长安在2002年、2003年、2005年发表的三篇论文，在肯定“十七年”在欧美文学的重译和新译上取得的成果之外，反复强调了政治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制约。他从批评家/读者的解读出发，证明当时对于欧美古典文学的解读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化的话语实践活动。2007年卢玉玲研究“十七年”英美文学翻译的博士论文通过梳理翻译理论的发展史，主要接受了操控学派（manipulation school）的见解，“从一个文化系统到另一个文化系统的翻译过程从来不是一个中立、天真、透明的活动。”，以本土翻译权力话语与苏联英美文学体系的影响来回来“谁在翻译”的问题。其它试图解答的问题包括“为什么翻译”、翻译策略和什么被选择进入翻译流程时的经典化与边缘化的问题。卢提出将文学研究中的四个元素：世界、作者、文本、读者纳入翻译史的书写之中，而将译者作为特殊的读者来处理，这一观点在她对整个翻译理论史进行了很好的梳理之后颇有新意，不过可惜的是她对这一观点未再深入。
另外一类按“**”的结束将其下限划至1976年或1978年，称为“中西文化对峙”时期。这些论著以“中西文化对峙”概括1949年至1976年或1978年间的中国文学翻译活动的背景，将其与之前的“中西文化交汇”、之后的“中西文化重启对话”下的文学翻译活动区别开来。但是他们在将下限划至**的结束的同时，往往直接抹杀了**时期的翻译。例如卢玉玲在统计1949-1979年的翻译的数据时直接将1949-1979年间的文学翻译总数当成1949-1966年间的总数。又如靳彪、赵秀明等研究“文革”翻译的学者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这一段时期的翻译史，认为“文革”使得此前正在“蓬勃发展”中的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研究停滞，翻译活动陷入空白状态。不过，马士奎以意识形态与翻译的互动为框架，从翻译主体、公开、内部、潜在翻译，和对外文学翻译活动等方面对“文革”期间的文学翻译现象进行了全面透视，提出文革10年亦可分为1966年5月到1971年底的空白期及此后的调整和恢复期，反驳了在“文革”十年时期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真正是一片空白”的说法。马的专著的另一个贡献是在关注翻译行为的政治性的框架下，触及了中国翻译进一步纳入体制的过程。马士奎论证这一过程不是始于1966年，而是1949年，恰好打通了以1966年划界的壁垒。
在我看来，体制化的翻译是毛时代的翻译最为特殊的一面，因而以1949-1979年作为翻译史的分期较为合理。1978年到1979年几个密切相关的事件宣告了翻译高度体制化时代的终结，从而影响了翻译史和思想史。政治上是大量平反冤假错案，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经济上是提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开始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外交上是中美正式建交。而人们阅读生活中更为切实可感的是1978年5月1日北京的新华书店可以开始买到50年代开始仅对内部发行的“内部书”了，随后各地新华书店前开始排起了长龙。1979年4月《读书》杂志创刊，时任中宣部新闻出版局理论处处长的李洪林创刊号上发表了《读书无禁区》一文，之后他又在《读书》上发表了《解放“内部书”》，作为体制内的管理者，同时也是一位“读者”，这两篇文章振聋发聩地喊出了一代读书人的心声，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二）1949-1979：意识形态的体制化
本章首先考察的是影响了翻译规范形成的意识形态系统的体制化。当时中国意识形态系统的体制化受到中国国情和中苏关系的影响。从根本上来说，当时中国翻译的使命不是文学的，也不是为了防止自身的现代化建立在幻想之上，而是通过批判西方式的现代化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性。
如果我们以局外人的身份回望1949-1979年的中国，经历了1953至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当时的中国正满怀憧憬地要建设一种新的现代性，以推进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并进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神话的叙说。马歇尔•伯尔曼（Marshall Berman,1940-）在《幻逝成烟》（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一书中提出发达国家的现代主义建立在政治现代化和经济积累的基础上，来源於现实、神话、传统和日常生活，而欠发达国家的现代主义则完全不同。他指出：
不发达国家的现代主义不得不建立在对现代性的幻想中……为了在原先的生活中显得真实，它不得不变得刺激丶粗糙和幼稚。它和外界隔绝，因为无法单独创造历史而倍感痛苦，或者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承担整个历史的过高的使命中。
在政党掌握国家权力后，毛泽东思想不仅仅是党的指导思想，也成为中国的意识形态的代名词。于是体制化毛泽东思想将中国社会带入“全能主义” （totalism）的时代。
对外，中国致力于实现意识形态的独立。在毛式意识形态下，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人民甚至被认为有义务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承担起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任。面对美苏长达数十载的“冷战”，毛的策略是通过反帝（反对帝国主义）将中国与西方国家隔离，通过反苏修（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划清界限，通过支援亚非拉“第三世界”兄弟，在国际上站稳脚跟。
对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被认为仍是中国的主要矛盾。一方面，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和成功的渴求使得毛急切地希望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从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期间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会谈资料来看，毛之所以急切地期望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为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为中国争取获得参与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资本，改变一直被支配的地位。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充满豪气地说：“在不久的将来，世界的局势是‘东风压倒西风’，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赶上和超过世界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且毛泽东大大缩短赶超美、英的时间表，也和与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相竞赛的意图有关。在1958年4月、5月、6月几个月间内，中国赶超英美的计划表由一开始的25年，缩短到预期3年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
另一方面，通过揭露和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的“阴暗面”，毛希望能够鼓舞人民群众的热情，使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比西方式现代化好千百万倍的观念深入人心。于是毛时代文学的发展和政治命运休戚相关。例如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背后的诗学、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想的关联在很大程度上为学者忽视。毛泽东提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是在讨论中国诗的发展道路的时候，而他的结论是新民歌。新民歌运动中一再表现出的口号式、宣传式的昂扬斗志，实际上可以说是为了配合大跃进（The Great Leap Forward）迅速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运动（campaign）。新民歌运动面向“民间”，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中国广大的农村，实际上是让农民从精神上自愿作出牺牲，配合中国迅速地从农业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的共产主义理想。毛的群众路线使他相信，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应该依靠群众自发的热情搞建设。
毛的意识形态的这两方面伴随着政党对国家权力的掌握成为体制化的意识形态，并深入到各个层面。其实，这个体制化的过程开始于更早的延安时期。自1943年开始，毛泽东思想逐渐成为党的核心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一语最早出现在1943年7月5日党的政治理论早期刊物《解放日报》上。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王稼祥亲自撰写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提出“中国民族解放过程中——过去现在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个正在发展着的理论……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共产主义到胜利前途的保证。”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通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进一步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会议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只不过从1949年开始，随着政党权力上升为国家权力，毛泽东思想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逐渐完成了体制化。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共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实践对国家体制和社会经济的改造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这既是党章的规定也是实际的操作，并保证了在1949至1956年七年时间内，基本上实现了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社会主义体制。1956至1968年间，为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摆脱苏联模式，党章中取消了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除了上述时间段，毛泽东思想一直被规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而且在上述时间段内，体制化的毛泽东思想也是实际上的指导思想，牢牢掌控着中国的意识形态。
于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翻译的体制化与毛急切地希望实现现代化的愿望有关，即中国革命不仅比资产阶级模式好，也比苏联模式要好。这一愿望使文学承担起将这一幻想勾勒得更真实的历史使命，也使翻译成为维护自身合法性的战场。1949年，《翻译》月刊提倡译者的世界观应该是成为“‘一边倒’的带路人”和“反帝的前卫”，在实质上，将社会主义阵营和所谓帝国主义阵营的两分法的意识形态带入到翻译的视野。
“反帝的前卫”的意识形态，构成了1949-79翻译的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之一。这一翻译的外部环境的特征并没有随着大跃进的失败而告终。大约在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台了一个5年的出版计划，包括好几千个选题，翻译占了五分之四，单本、文集、选集、全集和丛书，样样俱全。据黄雨石说，周扬当时对译介外国文学有一个指示：我们无产阶级是要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完成的任务。这一任务续后为“内部书”的翻译出版计划所承接，只是在“反帝的前卫”的意识形态外，又增加了“反修”（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防止社会主义内部的“变质”。
（三）1949-79：诗学理念的体制化
本章第二个考察的是影响了翻译规范形成的诗学系统的体制化。中国新的诗学理念和文学传统（共产主义文学传统）来自两个方面，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学理论，和革命的浪漫主义诗学理念。
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被认为“既进步又优秀，最符合当时的翻译选择规范，同时又是中国文学界‘学习苏联作家的创作经验和艺术技巧、深刻地去研究作为他们创作基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模板”。在毛时代的中国，苏联小说一度取代了“通俗文学”，成为最流行、最普及的读物之一。从1949年10月到1958年
12月，中国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是5356种，其中苏俄文学作品就有3526种，总印数更高达82,005,000册，占整个外国文学译本总数百分之七十还多。其中苏联文学又占全部被翻译的苏俄文学的九成以上，苏联文学“占据了翻译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即使中苏交恶之后依然如此。
革命的浪漫主义诗学理念则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中国革命的导师毛泽东。毛泽东作为革命家和诗人，他所倡导的“崇高”（sublime）影响了中国一个时代的话语的走向。王斑在精辟地以“崇高”（sublime）一词来概括毛话语的美学特征的时候，发挥了托马斯·威斯科尔（Thomas Weikel）对崇高的定义：“崇高的最根本诉求，就是人能够在言语和情感上超越人性”，指出在毛式崇高美学下，个性与情感等普遍地都让位于某种伟大的集体目标。1949年后中国文学中的革命浪漫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浪漫主义不同，它不强调个性与个人的情感，而是强调在现实的基础上，用想象和夸张的手法表现崇高的集体理想，用以鼓舞人民的斗志。在毛泽东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学理念，并由周扬和郭沫若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阐述之后，这一诗学理念取代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1958年开始，成为中国文学艺术的指导性纲领。
不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中国新的诗学理念的核心都是“革命”，或者用郭沫若的话来说，就是“不管是浪漫主义或者是现实主义，只要是革命的就是好的”。与新民歌运动等毛时期的文学对“民间”的思想改造相对应，1949-1979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诗学理念也要求翻译将现代派作品处理成“反面教材”。
现代派作品在当时只能作为“反面教材”出现，不仅因为它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因为它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艺术形式。如查明建所说，“如果说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新文学对处于共时性时空的现代主义文学采取了漠然的态度，那么从五十－七十年代的中国对现代主义则采取了完全敌视的态度。现代主义文学在哲学上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在意识形态上对社会的反叛、对人类前途的怀疑绝望、对人异化现象的揭示等等，这些都与当时中国政治意识形态所致力向人民灌输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界观相悖逆。现代主义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与社会主义诗学规范大相径庭，其艺术形式也与‘人民大众’的审美期待视野相去甚远。”
虽然从今天看来，与当初的译介目的相反，这些翻译作品真正地引进了外国的思想动态和文学潮流，但是当时对于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是为配合反帝、反修斗争的政治需要而编译的“反面教材”，这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理念对翻译的规约。
（四）1949-79：赞助人的体制化
本章第三个考察的是赞助人系统的体制化对翻译规范的形成的影响。意识形态和诗学理念的体制化是1949-79翻译的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出版和流通的体制化则是译者面临的最直接的历史境遇。“赞助人因素” （patronage）在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包括个人、团体、宗教机构、政党、社会阶层、政府、出版商、传播媒介等。这些赞助人首先在意识形态上试图决定作品形式及内容的选取与发展；其次则是在经济上，为作者或改写者解决生活问题，比如金钱和职位，并为“专业人士”如教师和评论家提供薪酬、稿费或版税等。如果说西方的不同种类的赞助人在翻译中各自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在1949-79翻译的体制化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则是“政府赞助人”接管一切的极端状况。
项目、资金以及“专业人士”都被纳入体制，说明1949-79赞助人本身也被体制化了。在这三十年间，不难发现有一系列的由政府直接管理的机构被建立起来以管理与翻译相关的人、财、物，保证官方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理念可以贯彻翻译始终。包括：中共中央俄文编译局1949年6月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1949年10月1日成立。出版署翻译局，1950年成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简称中共中央编译局）,1953年1月29日成立。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1963年9月成立。“联合国资料小组”,1973年3月5日成立，并在1979年9月25日后改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此外，1950年7月1日，在翻译局的直接指导下，《翻译通报》创刊。这份刊物不仅仅是谈正确的翻译观的问题，而且是有了切实任务，要使全国的翻译工作“逐渐走上有组织有计划的道路”。
如何出版是由国家决定的。出版业的改造作为体制化的一个重要步骤早在1950年就开始了。仅以上海为例，经过1950年、1954年和1958年前后的三次改造，出版单位的数量由1949年以前的300多家缩减到1958年的10家。并且出版社也有专业的分工，上海的外国文学译本的版权都归新文艺出版社，有且仅有这一家出版社可以拥有翻译外国文学的版权。
谁来阅读，也有国家权力参与其中。在流通方面，外国书籍的流通受到越来越严密的控制。1949年12月1成立的国际书店总店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的一部分，控制了外国书籍的流通渠道。在一开始，国际书店不仅负责书刊的进出口，也承担进口书刊的国内发行工作。1955年以后，对国外书籍的控制更为严密，国际书店不再负责国内发行，而是专门负责书刊进出口。1964年起，则专门进行出口，输出毛泽东选集。国际书店的全面管控意味着，当时的读者难以直接接触原版书，要了解外部世界大多只能依靠加了编者按作为意识形态指导的译本。
为此，王友贵将中国人民共和国前30年划为一个“翻译活动完全体制化”的阶段。他提出“双层赞助”说，即“其底层为‘出版社赞助人’（Publisher-Patron），上层为‘政府赞助人’(Gov-Institute-Patron)。前者乃初级的、一线的、显性的、不完全独立的赞助者，后者是高级的、指导的、隐性的赞助方。后者遇重大问题、或特殊情况下始终握有终决权。”换句话说，在王看来，“政府赞助人”的绝对终决权意味着“翻译活动完全体制化”。
政府赞助人控制下的“翻译活动的完全体制化”并非一步到位的，这是王的说法可能带来的一个误解，有必要做一点澄清。更为准确地来说，1949-79年“翻译的体制化”有一个过程。在1953年毕业之前，本文所论的三部西方现代派作品的译者施咸荣已经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译文》上发表了多篇译文，并集合成两本小册子《马戏团到了镇上》和《生命的胜利》，分别在1951年和1952年由上海文化工作出版社出版。从他的翻译活动来看，1950年代初翻译还没有完全体制化。可以出版翻译文学的机构不止有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或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下属机构。真正的完全体制化应是在1958年出版业的改造完成后。
王友贵的另一项研究则表明，“黄皮书”是“翻译活动的完全体制化”的重要产物。他发现，“黄皮书”前后历时约19年，苏共二十大（1956年）之后的1957-59年是其预备期，1960年代初进入批量翻译，文革初期（1967-70）停译，1977-78年是其尾声。
“黄皮书”的出版发行历史与政治事件起伏的同步，说明作为“黄皮书”出版的那些外国文学得以翻译，多半是因为中共在政治策略上一向讲究知己知彼，高层酝酿的意识形态大论战需要了解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东欧各国乃至世界的思想文化动态。政府赞助人的因素在体制化中虽然是隐性的，但是却十分强大。
通过“黄皮书”我们可以看到翻译体制化的种种表征，所以有必要具体地对这一现象做一下说明。在处理有着危险的意识形态渗透可能的作品的时候，中国小心翼翼地应用了一种新的出版形式——“内部书”。在这一时期，翻译的出版方面的大事件，对外的是翻译毛泽东选集，对内的就是出版“内部书”。“内部书”即“内部发行书”，它的题材有早期的“修正主义”经典，有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历史著作，有托派或东欧阵营的反苏文献，有“苏修”的解冻文学，也有一部分是西方的文学著作。内部书中的“乙类”，主要是外国文学和文艺理论类图书，“因为其中相当部分用黄色封面纸，作简单的装帧，也曾称之为‘黄皮书’”。
值得注意的是，与一般封面设计总是配合作品内容而有所不同，“黄皮书”的封面设计是整齐划一的，使得翻译的体制化直接呈现为显性因素。“内部书”封面设计的改变发生在1963年8月，封面开始统一用比正文纸稍厚的黄色胶版纸，而此前出版的“内部书”则没有这一特点。这一改变从侧面说明，“内部书”的出版计划由临时的、短期的，转向固定的、长期的出版计划。而“黄皮书” 统一的土黄色封面设计不仅节省了版面设计的时间，适应了情报工作要求的低调和快速出版的需要，同时也便于识别。“黄色”作为带有警告性的颜色，隐约提醒着高级干部和文艺界的领军人物们警惕这些翻译文学中意识形态的腐朽、堕落。
本文研究的《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就属于“黄皮书”，是1949-79出版和流通完全体制化最直接的成果之一。“黄皮书”见证了译者在翻译的挑选、出版和流通各个环节中的主体地位的下降。在这些环节中很少能看到译者自己的意见，因为都是被统一规定了的，所以每个环节都是简单明了。以“黄皮书”而言，“黄皮书”挑选作品的渠道是被规定的。一个渠道是《进口图书目录》。另外一个渠道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世界文学》两家订阅的苏联报刊，比如《文学报》、《十月》、《星》、《新世界》、《旗》、《我们同时代人》、《列宁格勒》等，后期只是加多了苏联的《小说月报》作为信息源。挑选的标准也很简单：那些引起轰动性效应的作品，不论是获奖、被赞扬，抑或是被激烈批评的作品。“黄皮书”的出版、流通也是简单明了，有统一的出版规格，并寄送同样一批人。“当时出版社有个花名册，上面是有资格购买、阅读内部图书的人员名单，主要是各地宣传部门和文艺部门的领导，以及个别的名作家。我们按照名单通知他们，出了这样一本书，你要不要，要的话寄钱过来，我们再邮寄过去。”这是当时“黄皮书”的主要发行方式。
（五）1949-79：体制化文艺批评的“强势误读”
20世纪50至70年代的中国社会成为了“在国家权力动员下的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文学表达也被看成一种组织与表达的有效方式”。毛时代的文艺方针和文学批评是政治意图与批评话语结合的产物，这在翻译的批评领域也不例外。一般而言，毛时代的翻译批评都有固定的发表的空间。比如《翻译》月刊（1949年创刊）、《翻译通报》（1950年创刊）、《译文》（1953年7月创刊，1959年后改名为《世界文学》）、《外国文艺摘译》（1973年创刊，1974年起配发批判修正主义文章，简称《摘译》）。其它的发表空间也是由官方主办的，比如《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艺报》、《文学评论》，除此以外就没有发声空间。以这些官方媒体为阵地，毛时代体制化的文艺批评致力于推进“反帝”、“反修”思想的深入。
在对西方文学的态度上，毛时代的中国文艺界与苏联文艺界有着细微但是十分重要的差别。1950年代，苏联文艺界与五四时期的中国作家类似，对世界文学抱持着美好的想象。1955年7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美、苏、英、法四国首脑会议结束后，苏联文学界的元老级作家肖洛霍夫 (Mikhail Aleksandrovich Sholokhov,1905-1984) 向苏联《外国文学》杂志写信，希望把日内瓦精神贯彻到国际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学。他提出“世界各国作家应该有自己的一张圆桌”，希望世界各国作家象圆桌骑士那样不论出身、平等对话。1959年，他陪同赫鲁晓夫（Nikita Sergeyevich Khrushchev,1894-1971）访问美国，进一步提出苏美应该进行文化交流、相互出版书籍。1963年，肖洛霍夫在欧洲作家会议上赞扬“莫斯科精神”，呼吁作家们应象美英苏三国“重要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们”一样，“找到共同的语言”, “达成协议”。
当时文艺界对西方文学的态度则十分微妙，1949-79的中国文艺界更多地是试图摆脱五四以来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在〈夜读偶记〉中，茅盾提出：“世界（其实只限于欧洲，因为包含这些‘理论’的这些书是欧洲学者们以‘欧洲即世界’的观点来写的）的文艺思潮是依着这样的程序发展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新浪漫主义。”茅盾的这一观点较以相似角度批判欧洲中心的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1935-2003）的后殖民理论早了差不多20年，只是茅盾并没有提出系统的理论。肖洛霍夫则在**一开始就被挂上了“利用文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修正主义文艺鼻祖”的牌子。如果说这段时期的文艺界有过“苏联中心主义”的时期，那么这里的苏联也仅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
20世纪50年代中期塞林格、凯鲁亚克这些被认为是垮掉派精神偶像和代表作家开始引起轰动后不久，中国翻译界就注意到了他们的作品。这一时期总体评介“垮掉的一代”的文章有：《垂死的阶级，腐朽的文学——美国的“垮掉的一代”》（戈哈，《世界文学》1960年第二期）; 《美国的“垮掉的一代” 》（余彪，《光明日报》1961年7月22日）; 《呜呼，美国先锋》（肖丁，《解放日报》1961年10月13日）; 《略论英美现代派诗歌》（袁可嘉，《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 《“垮掉一代”，何止美国有！》（黎之，《文艺报》1963年9月）; 《腐朽的“文明”，糜烂的“诗歌”——略谈美国“垮掉派”“放射派”诗歌》（袁可嘉，《文艺报》1963年10月）; 《美国当代小说的衰颓与堕落》; 《当代西方资产阶级颓废文学简析》; 《“垮掉派”与“太阳族”》等等。从时间上可以看出，这些评论有一半是早于文本翻译的，在文本翻译之前制造好了负面的舆论氛围。
以上发表于1960年代前期的文章毫无二致地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将“垮掉文学”看作是由于二战以后美国社会经济危机、原子危机、法西斯式的政治迫害和冷战气氛的结果。对“垮掉的一代”的作家和他们笔下的人物，中国官方的解读直接从社会主义道德的角度彻底地否定了他们。他们全是“阿飞”、“流氓”、“疯子”、“流浪汉”或“抢劫犯”、“吸毒犯”、“少年犯”。他们都是被资本主义罪恶制度异化的个人：没有理想、没有道德观念，以自我为中心，逃避现实，****，寻求刺激，贯穿着一条“反进步，反理性，崇尚本能、暴力和蒙昧主义的黑线”。
在思想内容上，这些作品被认为走的是从“自我扩张和极端的唯我主义”到“宗教的主观唯心主义”再“藉着宗教唯心主义继续进行个人主义的冲撞”的道路，其结果只有一条：“幻想——疯狂——破灭”。作品人物口口声声对现实不满或者反抗，但一点都不触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掩盖了阶级斗争，使人“迷失方向，丧失信心和斗志”, “淹没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和理想”，反而成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或“帮凶”。
在艺术形式上，这些先锋的现代派作家被认为走的是“反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一脉相承美国颓废文学由来已久的“反对理性，崇尚兽性”的倾向，“唯丑是从”。其所提倡的“即兴”创作方法，不过是一种“极端放任自流的创作方法”，根本“没有形式或艺术可言”。这株“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文化领域里的毒草”必然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资产阶级的灭亡而逐渐消失，生命绝不会长久。
批评界对先锋的现代派戏剧也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判和挞伐。同样也是在翻译《等待戈多》之前，部分刊物已经开始以“堕落”和“反艺术”来定性“荒诞派”戏剧。董衡巽的文章《戏剧艺术的堕落———法国“反戏剧派”》将贝克特纳入法国的“反戏剧派”加以考察，归纳了“反戏剧派”的三大艺术特点：违反戏剧传统、思想与手法上的荒诞、悲观主义情绪。他认为《等待戈多》是“‘反戏剧派’的‘经典作品’”，直言不讳地说贝克特的作品像谜语一样，有的大概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该文代表了当时左倾文艺观影响下批评界对贝克特戏剧的初步的、印象式的认识和理解。“反戏剧派”被称为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走红运的一个颓废文学流派”，而其思想观点“不仅仅是一种消极的反映，而且还是对人类进步传统、对今天世界上的进步势力一种恶毒的诬蔑”。这种意识形态批判式的译介在丁耀瓒的《西方世界的“先锋派”文艺》(1964) 一文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该文认为“先锋派”文艺深刻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没落腐朽”；它们“极力追求手法上的标新立异，结果践踏了传统的艺术规律和准则，把艺术带到‘反艺术’的道路上去，使资产阶级的艺术在表现形式上也陷于死胡同”。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理念“从产生之日起便主要是作为一种政策概念存在的。它并没有得到严格的科学解释，却又始终保持着规范和评价作品的意义”。反映在对翻译文学的批评上，就是对西方现代派作品一概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们全都是“反动”的、“堕落”的、“颓废”的。
（六）结语：毛时代的翻译体制化
在现代中国那些试图“救亡图存”的译者那里，翻译与民族、国家、社会总是有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从梁启超、严复、林纾等人号召的“为我所用”的政治宣传，“译书以强国”，到五四时期学习西洋文学建设中国新文学，通过翻译思考国民性问题，再到抗战期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翻译大行其道，政治的影子在翻译中挥之不去。
根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的考证，清末民初翻译小说一共有2504种，在著者国籍可考的1748种翻译小说中，英、美、法、俄、日、德六国的文学占到总数的96%；其中，英美两国的英文小说有1071种（约占总数的61%），法国小说331种，俄国133种，日本103种，德国34种。英美两国小说超过半数，远远超过其它国家的翻译文学数目。“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一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1917年到1949年期间的
3894种翻译文学中，英美有1029种（其中英国577种，美国452种），苏俄有1011种（其中苏联602种，俄国409种），法国522种，英美文学仍在榜首，苏俄文学则成为与之抗衡的一种文学力量。
从清末民初到1979年翻译文学的出版情况的数据可以看出，苏俄文学的翻译在1917之后逐年递增：1917-1929年间仅有2本；1928-1938年间即增至167本；1939-1949年间则有425本问世。苏俄文学翻译在三四十年代的翻译界占据“压倒一切的霸主地位”，与中共对它的支持关系很大。最终在1949年前后，苏俄文学从早先的仅占很小比例到绝对优势地位，取代了英美文学的位置。在1949年到1979年，翻译的各国文学作品有5677种之多，其中苏俄文学有3218种，而英美文学仅有459种（其中英国文学27种属于再版，美国文学21种属于再版）。这些数据见证着中国翻译与政治的纠葛日益加深。
在1949年-1979年期间，翻译受到了更为直接和具体的规约，扮演更为明确的政治角色。随着政党的权力在1949年之后上升为国家政权，基于巩固新生政权的考虑，中共高层希望在新中国建设一种高度同质的文化。这使得20世纪上半叶中国翻译的复杂多样的格局渐趋单一，即以翻译苏俄文学为主。在1949年以前，翻译苏俄文学为中共领导的革命提供了精神资源。而在1949年以后，苏俄文学的动态则逐渐成为新中国仍然脆弱的社会主义文化根基的负面警示。苏联对西方文学门户大开、并倡导文化交流的做法带来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潮，引起中国的警惕。在这一历史语境中，西方现代派文学进入翻译的视野，供一定等级的官员和研究者内部流通，仅仅是为了衡量这些作品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潜在威胁。
直接肩负重要政治使命的翻译在1949-79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翻译的体制化与新中国的其它的体制性改革一样快速而高效——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中国的翻译都是“体制化”的。意识形态、诗学理念、出版和流通等各个方面的体制化，意味着翻译成为国家权力控制下的高度组织化的一部分：通过铁桶一般的管控，贯彻这些“内部书”作为教育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和高层领导人的“反面材料”的翻译目的，将反对西方式现代化进行到底。
翻译的体制化可以看作是中国整体的体制化，或者毛式的“全能主义”社会主义实践的一部分。翻译的体制化印证了政治学者对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全能主义”的社会控制（totalism）的观察，国家化的确穿透了社会各个角落。翻译是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体制化的一部分。从最大的国家，到文化思想，再到直接与外国对话的翻译，翻译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促进信息的流通，更重要的是要使这种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合理化。所以在高度的集体化经济和完全体制化的历史语境中，翻译真正成为国家行为：什么时候翻译、谁来翻译、如何出版、谁来阅读都是由国家规定的。
这意味着，一方面，译者的翻译不再是私人行为，被规定与民族、国家、社会联系在了一起。这使得那些翻译过来的文本，尤其是为了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了解并警惕西方资产阶级动向而翻译过来的文本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对原作的“忠实”。另一方面，很少有读者可以直接接触到原著，除非是作为特殊的读者的译者。原著在被翻译过后可以说就在中国消失了，人们引用的、谈论的都是翻译过后的文本。而出版社收归国有，重译本总是取代旧译，加之历次运动都有多多少少的毁书现象，使得这一时期的读者也很难接触到1949年之前的译本。它们共同形成了70年代中国式阅读的独特经验，就西方文学而言，即在基本上与原版书绝缘的情况下，完全依赖译本了解世界的阅读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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