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做大做强亚投行，中国需要做什么
1．中国肩负建立新型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使命
现今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并不少见，比如世界银行、欧洲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和泛美开发银行等。不可否认，在过去的岁月，世行和亚开行通过政府开发援助等为亚洲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传统国际金融机构的诸多弊病逐渐体现，主导者成为顽固的守成者，阻碍了机构的结构调整和业务变革。亚洲地区可持续发展是驱动世界经济振兴的重要力量，而现存的国际金融机构远远不能满足亚洲发展的资金需求。我国是世行的第三大股东，占6.6%的股份，也是亚开行的第三大出资国，占6.4%的比例。考虑到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同时还积累了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具备了开拓海外市场并带动其他亚洲国家一起发展的基础。然而，受制于已经定型的国际金融机构的股权结构，成员国增资渠道不畅，直接影响了亚洲区域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发展。
可以说，亚投行的成立是传统多边国际金融机构没有摆脱地缘政治的思维模式和改革惰性的产物，因而承载着打破一家独大、提高资源整合能力、改善金融效率、创新金融业务的历史重任。美国和日本所提出的对亚投行未来运营机制以及治理模式的担忧，与其说是抽象的消极抵抗，不如说是对其自身主导的世行、亚开行等金融机构所存在的弊病的反省。毫无疑问，继承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成功经验，并充分考虑被投资国家地区社会和环境影响，追求规范、透明、高效的运营和治理模式理应成为亚投行作为新型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使命和责任。
2．中国在亚投行中无需追求“一股独大”
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的经济权重作为各国股份分配的基础是可行的，照此原则，中国将持有最大股份。这个比例既能够防止“我们搭台，别人唱主角”的问题，还能消除其他国家关于“中国政府牵头筹建亚投行是为了主导亚洲”的疑虑。实际上，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取决于自身实力，而不是争夺话语权。中国作为亚洲第一大经济体，有责任也有这样的能力牵头组建专门指向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机构，对亚太经济复苏、实现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3．中国企业要“走出去”
（1）提高我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合理高效配置资源的能力
亚投行能够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带动作用，有效促进我国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有助于实现以资本输出带动商品和劳务输出，拓展我国企业的海外市场。以亚投行作为纽带，能够将我国援外资金、各类基金、商业银行和企业连接成一个整体，形成“走出去”联盟和“走出去”的协同效应。
亚投行的设立将进一步加快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促使“走出去”战略整体规划的推出，使中国企业具有更多的买方信贷和卖方信贷，使更多项目能够落地。这也利于我国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加速政府简政放权和管放结合，使国内正在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能够持续推进并且深入下去，同时加快融入国际社会，使我国在新一轮全球化过程中发挥关键的引领作用。
首先，“一带一路”的实施是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融资出发，也是在最大限度地寻求最大公约数。毕竟，亚洲国家和地区无论奉行哪种社会经济制度，遵从哪种宗教制度，都需要铁路公路和机场建设。据估算，每年亚洲国家和地区基建投资的资金缺口达到7000亿美元，这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亚洲开发银行，都难以弥补此资金缺口。亚投行的诞生以及其所依托的“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正好切合了亚洲各国的投融资需要。其次，“一带一路”建设将大力推进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与韩国自由贸易区、中国与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等国际贸易协定的实施步伐。单就“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总额计算，每年可以创造的贸易额将达到1.5万亿美元，庞大的贸易额将带来巨大的相互投资额，这不仅是亚洲地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更是世界经济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影的重要引擎。
（2）发挥亚投行促进产业转移和升级的连接作用，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平衡性与可持续性问题
目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关键时期，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亚投行的设立可帮助我国企业“走出去”，缓解我国相关产业和企业的产能过剩压力，并借此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各类资源并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同时，借助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可积极拓展我国在能源、矿产甚至制造业等方面的国际合作领域，促进产业升级。中国推动企业“走出去”，寻找海外市场消化过剩产能成为重要选择。对于以中国为主导的亚洲“雁阵新模式”，各国可根据自身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和技术优势承接中国产业转移，参与区域分工。建立亚投行，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直接要求和进一步深入，一方面可以支持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内部互联互通，另一方面可以不断增强区域内自我发展能力，逐渐摆脱外部依赖，这对不同发展阶段和产业阶段的各国来说是多赢选择。
亚投行还可发挥促进产业转移和升级的连接作用，有助于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平衡性与可持续性。建议由相关部门或民间社团组织牵头，成立“中国基础设施企业服务联盟”，按照基础设施行业产业链细分，整理、筛选出各行业各服务领域的优秀企业，进行整合、协同，形成中国对外基础设施服务联盟。该联盟可运作为亚投行基础设施投资的重点服务供应商，树立中国基础设施行业的国际品牌形象。
总的来看，中国很多财力雄厚、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具有对外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这些企业一方面受限于国内竞争愈发激烈、部分行业市场趋于饱和的基础设施投资环境，亟待开辟海外基建新天地；另一方面，他们正普遍寻求商业模式转型，有意愿通过与亚投行的合作，在探索投融资模式、PPP模式应用、完善交易结构、合理风险分配等方面获取技术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经验丰富的成员国亦可通过亚投行进行经验分享和技术援助。
在国家层面，中国企业“走出去”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措，是扩大对外投资成为国家下一阶段的战略布局。亚投行是加大对外投资战略中的重要力量，国家有望在其相关业务范围内出台更多扶持政策。近期的基准利率下降、对外投资审批核准制转备案制，都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企业投资亚洲基建市场的催化剂。按照如此设想，实业企业
有望开拓海外市场、消化国内过剩产能；建筑施工企业可能获得更多海外工程承包合同与商业模式转型机会；已拥有一定亚洲国家基建经验、在当地具备一定基础的企业可能有机会更为直接地开拓东道国市场；机械制造、建材化工等企业或将进一步扩大产品输出；在互联互通带动下，未来贸易、医疗、信息、环保等领域可能迎来新的投资机会。
（3）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中国企业在能源、通信、交通、环境治理等领域的曲折前进中积累下了宝贵的经验。从项目设计、施工、原材料与机械设备进出口、劳动力输出、设备维护、人员培训到成本控制、效率提升，中国企业的优势往往在于有能力掌握基础设施建设全产业链。可以说，中国企业在技术层面具备在亚洲基础设施市场进行投资建设的实力和基础。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中国企业对亚洲，尤其对东南亚区域基建投资上升迅速，其中工程承包仍占据主导。不少大型国企活跃其中，他们在投资模式、风险管理、文化融合等方面积累了不少国际化经验，并在传统工程承包基础上开始探索PPP等更多商业模式。然而，海外基建投资的快速增长并不能掩盖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坎坷曲折与层出不穷的问题：商业模式长期停留于低端工程承包；容易跟随热潮，“拍脑”而上，前期缺乏充分规划论证；在项目融资、风险控制、合同设计、运营管理等方面经验严重不足，这些无疑使中国企业面临了巨大的风险、受到了质疑否定，甚至蒙受巨额损失。反观亚洲各东道国，相对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市场趋于饱和，投资项目有限，且私营部门参与较充分，中国企业相对本土投资者竞争力较低。对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政治风险居高不下，国家经济状况、项目收益水平及政府偿债能力令人担忧，中国企业是否应该“走出去”、如何保障项目投资回报及自身权益，都应成为未来与亚投行合作中予以重视的问题。
亚投行是否能够为亚洲基建市场发展带来历史新机遇？就中国企业而言，盲目附庸与抛弃机会均不可取，根据自身业务发展需求进行战略布局，并以项目导向进行试点尝试不失为一条可选之路。其中，对于国内市场，当前我国基准利率下降、国家鼓励利用社会力量大力推广PPP模式，企业可利用亚投行融资便利在国内基础设施领域深耕细作、提高运营管理水平、提供综合服务方案、积累公私协作经验，并可更多关注医疗、卫生、环保、教育等软件领域。对于亚洲其他国家，首先，中国企业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明确战略方向，决定是否“走出去”“走去哪儿”，以及如何“走出去”。其次，对于那些政治风险显著、投资收益低、信用能力差的国家，中国企业一方面应谨慎投资，另一方面应通过自身“补课”降低风险，其中项目开发、投资竞争合规性、风险管理及保险安排、交易结构设计、回报机制设计、运营管理、本土化等，都是需要格外重视的环节，任一环节出了差错，都可能意味着巨大损失。最后，传统工程承包模式亟待提升转型，PPP作为一种创新型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因其带来的公共服务质量与效率提升，以及全生命周期成本降低等优势，成为越来越多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方面的优先选择。亚投行后续势必关注通过PPP模式引入社会资本及PPP相关技术培训，意向企业应积累国内实践经验，保障PPP知识储备，在未来开拓亚洲基建项目时加强PPP应用，并擅用亚投行技术援助及咨询机构力量。
与此同时，为以实际行动应对外界质疑，真正促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亚投行自身在提升组织运营能力、完善治理结构、出台保障政策、加强与其他多边机构合作、加强技术援助与能力建设等层面仍是任重道远。妥善处理这些问题与矛盾是亚投行的职责所在，更是世界新格局下中国作为发起人与大国的责任所在。为此，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做到“政治账”与“经济账”的平衡。亚投行作为一家国际金融组织，不是在搞对外援助或做慈善事业，只有实现稳定盈利才能保持可持续发展。但基础设施投资存在“建设周期长、本息回收慢”等特点，而且一些跨越国界的基础设施项目，部分路段可能存在人烟稀少、施工难度大等问题，单从“经济账”的角度看是不划算的；但若算“政治账”，从推动区域互联互通的角度看社会效应，又是十分必要的。因此，亚投行的投资项目必须在投资收益和政治考量间寻求平衡，用一些优质项目的盈利来补贴算“政治账”的损失，确保整体盈利，才能保证机构的长期发展。
第二，用精品工程来打造自身品牌。衡量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看建设效率高低、质量是否过硬，另一方面看是否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这需要亚投行在项目尽职调查、施工方招标、设备采购等方面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同时可以借鉴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的做法，由股东组成的国际团队对施工过程进行监管，确保建设质量。毕竟，严重的建设施工浪费，甚至出现“豆腐渣”工程，都有违亚投行成立的初衷。在建设施工中和完工后，让项目所在地的居民在就业、收入等方面受益，并执行严格的环保标准。作为国际经济金融组织的后来者，亚投行只有打造一批精品工程，其口碑和影响力才能不断扩大，并吸引更多域内国家加入。
第三，要充分发挥亚投行的“杠杆效应”。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但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十分庞大，只有充分发挥亚投行的撬动和放大作用，才能以“小”钱办“大”事。比如，相关项目可由亚投行与其他国际开发机构、项目所在国家政府，甚至是私人机构来共同出资，风险共担、收益共享，以发挥亚投行的“杠杆效应”。
4．中国必须面对的两大难题和挑战
作为一个政府间性质的区域性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将主要通过贷款、股权投资、提供担保等方式为亚洲各国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提供金融支持，因此其主营业务仍然是作为准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亚投行的主要业务大致分为两大类：一是针对主权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主权贷款；二是针对不能提供主权信用担保的项目引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融资模式。因此，建设能够科学反映该区域特征的主权债务评级体系，以及有效撬动民间资本是亚投行成功运营的关键，也是亚投行必须面对的两大难题和挑战。
首先，在提供主权贷款或者发行长期企业债时，面
临的将是主权债务评级的问题。亚投行是以支援亚太地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为己任的，而初期锁定的目标即是“一带一路”区域的基础设施项目。按照国际惯例，企业债的信用等级不能高于所在国家主权信用评级。然而，该区域的成员国在目前欧美主导的主权债评级体系中的得分并不高，这可能直接影响到亚投行发行债券的信用等级，而导致市场融资的困难。由于亚洲区域内的信用评级机构等软性金融基础设施不足，债券市场至今并不发达，同时“一带一路”沿线诸国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社会制度以及经济发展阶段等存在很大的不同，构建统一的信用评级体系十分困难。这也是亚开行等传统国际金融机构没有克服的问题，最终导致在该区域的投融资效率的低下。因此，亚投行要促进亚洲区域内的跨境债权投资，就需在推动构建各国本地信用评级机构，提升信用评价能力方面付出努力。这要求亚投行应尽快在充分考虑区域内各国的法律制度、商业习俗、财务制度等差异的基础上，利用互联网、大数据采集、挖掘与建模、可持续性发展测评等新技术和新指标建立信用信息公开平台，突破传统的欧美信用评级模式，同时借亚洲区域内跨境交易的扩大之势，推动区域信用评级机构与债券市场的发展。
其次，要满足亚洲地区基础建设总投资的巨大需求，仅仅依靠公共投资是远远不够的，如何撬动民间资本至关重要。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亚开行即开始摸索公私合作的融资模式。迄今经历了以项目自身的资产和项目未来的收益作为抵押的BOT（建设—经营—转让）模式，以及公私共同参与的PPP（公私合作伙伴型）模式两个阶段。前者是一种尽可能地将投资风险转嫁到私人部门的风险转移模式。该模式虽然能够减轻财政负担，合作方式单纯，但由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需求量大、实施周期很长、收入流不确定等因素导致私人部门负担过重，从而对其敬而远之，导致成功率不高。2005年以后，公私部门共同承担风险的合作伙伴型PPP模式成为主流，公共部门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财政支出来分担项目的部分风险。通过配套成立专项基金进行投融资以保证资金规模，通过设立信托基金等方式推进金融机构或所在国政府出资与私营部门合理分担风险和回报等。该模式的关键是如何确定风险的合理分担。因此，不仅要对财政承受能力进行测试，也需要对项目的可行性，项目所能提供的服务价值以及消费者的价格承受能力等进行科学的评估，因此操作程序十分复杂。这也是导致传统国际金融机构低效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对于宗教社会、文化经济、法律制度等存在很大差异的“一带一路”区域诸国，针对不同的项目形成合理的PPP模式将会更加复杂。因此，如何组织大量的不同类型的专业评估机构，培育独立的第三方评价体系，通过制度设计来保障亚投行实现高效运行，是对亚投行的另一个主要挑战。
在热烈而又圆满的“集结号”之后，亚投行启航在即，作为“一带一路”的融资平台和探路先锋，所面临的课题不可谓不大，也不可谓不难。但意向初创国的踊跃加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我们吹去浮华、专注实务，真正的出彩还在后头。
5．中国需要建设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必然会极大地改善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础和环境，并为资本市场创新发展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则要求资本市场充分有效发挥资源配置、投融资、财富管理的功能，增强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这就需要资本市场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尽快完善市场运行机制。资本市场的改革，最重要的莫过于“一进一出”这两个难点。目前，新的退市制度已经正式实施，强制退市的第一单也已产生。接下来就是新股发行体制的改革完善了。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由此可见，注册制改革将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但注册制改革不会一蹴而就，需要仔细权衡甚至设立一个过渡期。资本市场另一项重大工程就是合规、长期资金的引入，这包括境内和境外两类资金的进出。境内资金海外投资的主渠道是通过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来进行。目前，QDII施行的是事前审批的制度，并准备进行改革。境内“沉睡”的长期资金投资A股的事情，相关部委正在进行磋商，将进一步取得实质性进展。境外资金投资国内资本市场主要是通过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但现行QFII制度的方便程度和灵活程度都不够，针对这一制度，将出台一系列政策和试点举措。国内资本市场的改革如果能够尽早完成，对于进入发展新常态的中国经济是一个福音，对“一带一路”建设也将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6．中国需要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完全可兑换
我国的利率和汇率尚未完成市场化改革，资本账户还没有完全放开，人民币还不是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实现人民币全面可兑换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所在。目前我国资本账户没有放开导致人民币投资渠道不畅，这直接制约了境外居民持有人民币的积极性，只有人民币的安全性、流动性与营利性达到一个和谐的统一，才能进一步促进其在境外的流通量。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以及资本市场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为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完全可兑换创造了条件。人民币资本项目实现完全可兑换就好比是为“一带一路”建设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总之，“一带一路”倡议从短期看是中国的国家战略，从长远看则是可拓展至亚洲地区以至欧美的宏伟蓝图，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有强大的中国金融做后盾。
7．中国必须尽快造就一大批战略性金融人才，以应对多边金融合作组织建设与发展的需要
金融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传统短板，在和传统外交几乎同样波澜壮阔的金融外交舞台上，中国是地地道道的新手，主要表现在经验和人才的相对匮乏。中国缺乏大批深谙国际金融的高级人才，而同时擅长金融和外交两个专业领域的人才更是凤毛麟角。因此，中国金融外交在保持自信心和开放胸怀的同时，还应该保持冷静，沉着应对，对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敌意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和培养人才。
亚投行的运行和发展需要大量高级金融人才，同时其良好的发展前景会吸引国际高级金融人才加入。目前在世界银行以及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中，由于权力格局的影响，来自中国的高级管理人员的数量远低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新兴金融机构的建立需要中国拥有一大批人才储备，为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制度领域的话语权夯实基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