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投行应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
国际货币发展史已经充分表明，强大的国际货币需要有利的国际制度提供保护。不论是货币霸权国还是货币崛起国，都需要在经济实力基础上利用相关国际制度的力量，为其货币寻求国际认可提供合法效应，同时利用制度的锁定效应巩固其货币地位。人民币的崛起也离不开相关国际制度的保护。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道路，也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希望看到的发展前景。目前，中国GDP已占全球GDP的12%左右，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制造业国家、外汇储备全球第一。中国已经在全球15个城市启动了人民币清算行服务，同2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总量超过4万亿元。而且中国经济还将以年均7%左右的中高速持续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进入IMF的特别提款权是水到渠成的事情。2015年11月30日，IMF执董会批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新的货币篮子将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IMF总裁拉加德说，人民币“入篮”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里程碑，也是IMF对中国过去几年改革货币和金融体系取得进展的认可。
1．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
（1）人民币国际化的定义与现状
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在国际范围内行使货币功能，成为主要的贸易计价结算货币、金融交易货币以及国际储备货币的过程。1999年“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意大利记者问朱镕基总理：“10年以后人民币会实现国际化吗？”朱镕基总理回答：“人民币能否成为世界货币，这个问题现在还言之过早。”人民币国际化这个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确实还言之过早。因为那时我们的外汇储备仅有1000多亿美元。但今天，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外汇储备达到了4万亿美元，不得不讨论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实施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在2009年10月华盛顿的20国峰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从2009年开始，人民币国际化正式起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到“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就是为了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明确提出经济工作的五项任务和经济新常态的几项主要特征，同时还提出“要努力提高对外投资效率和质量，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优势产业‘走出去’，开展先进技术合作，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此之前，虽然我们已经从政府的层面开始推人民币国际化这件事，但在国际交往中，尽量不用“人民币国际化”这个提法，只是说“提高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和投资中使用的比例”。
图1 2009—2013年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4》
货币国际化指数是对贸易计价结算、金融交易以及政府国际储备这三大功能全球占比的加权平均，可以从总体上得出一国货币在全球使用中的占比情况。因此可以用货币国际化指数来反映一国货币的国际化程度。
从2009年人民币国际化正式起航以来，人民币国际化保持了快速推进的态势，人民币国际化指数从2009年的0.02%上升到2013年的1.69%。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虽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但与现有的国际货币相比，还有较大差距。2013年，美元的货币国际化指数高达52.96%，欧元为30.53%。
虽然人民币目前在全球使用中占比很小，但我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2015年，我国GDP占世界比重高达15.5%。所以说目前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我国的经济实力严重不匹配。这就造成了一种“大经济小货币”的局面。
图2 2013年各国货币国际化指数比较 资料来源：《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4》
图3 2013年各国GDP占全球比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网站
图4 2013年各国进出口总额占全球比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网站
（2）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分析
首先，人民币国际化能够提升中国国际地位。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伴随着金融的崛起，伴随着本国货币的国际化，从曾经的英国到今天的美国，从曾经的英镑到今天的美元，都是这个规律。其次，人民币国际化能够帮助中国获得国际铸币税收入。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美元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在贸易结算、投资支付、国际储备中使用最为广泛，为各国所需并大量持有，世界各国将商品和金融资产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美国，换回美元信用货币，对美国而言，只需输出信用货币即可无偿享受他国商品、劳务。美元在国外沉淀，年复一年地无偿利用其他国家等额的商品或服务，这就是国际铸币税收益。最后，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维护我国经济金融安全。人民币国际化能够帮助我国在不确定的国际经济环境中维护本国正当利益，免受现行不合理国际货币体系的侵害，实现中国经济的稳健增长。同时，获得与中国经济地位相匹配的人民币国际地位，有效避免中国陷入美元陷阱，蒙受美元波动造成的损害，切实维护人民的劳动成果，确保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指出：“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住了整个世界。”凯恩斯从另一个角度指出：“要颠覆一个社会，最微妙且保险的方式就是搞坏它的货币。”如果我们还处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不需要探讨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因为那时我们的外汇储备仅有1000多亿美元。但今天，4万亿的外汇储备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烫手山芋”，拿着它不知道该怎么办，不得已只好去买美国国债，结果就是被美国“绑架”，被美元紧紧的拴住。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时候，华尔街曾经流传着一句名言：“如果格林斯潘打个喷嚏，整个地球都会颤动。”为什么？原因就在于整个世界的经济都被美元套住了。那么，格林斯潘这个喷嚏是怎么震动我们中国大地的呢？因为我们4万亿的外汇储备是用美元的方式来持有的，我们进出口的时候用的是美元。具体来看，巨额的外汇储备从以下几个方面影响着我国的金融安全。
第一，外汇储备倒逼央行不得不发行货币，不利于我们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按照现行的结售汇制度，外汇进入过多，经央行兑换后会被动增加一国货币供应。这会引发国内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的上升。增加了中央银行对冲操作的压力。有人开玩笑说：“中国央行是美联储北京分行”，这句话反映了一个无奈的现实：中国80%以上的基础货币都是外行占款，也就是说我们的人民币都是央行根据外汇储备印刷出来的。
第二，承担美元贬值的风险。从过去的历史看，美国为维持其利益，往往不顾他国利益。2008年金融危机后，两轮量化宽松政策，大量发行美元，等于逼着人民币升值。
第三，不得不被美国套牢。我国拥有接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外汇储备大量投资于美国债券，这样易被美国“劫持”和“绑架”。曾经有人提出，可以用我们的外汇储备购买黄金或矿产等战略储备型资源，我们也曾这样试过，但现在已经形成了“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价”的局面。我们买黄金，黄金涨价；我们买矿产，矿产资源不仅涨价，而且还会遇到发达国家的阻挠和干涉。胡锦涛同志曾经表示他对两大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比较担心，一个粮食，一个能源，尤其是能源。但我们的外汇储备却无法去购买能源作为我国的战略储备资源。
图5 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中的占比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字，中国目前持有1万亿美元以上的美国财政部债权和1万亿美元以上美国公司债权。这2万多亿美元资产，构成了我国外汇储备的主要部分。当美元大幅下跌时，美国认定中国不会大量抛售美元，因为这样做会加速美元下跌，中国的损失反而更大。因此保障其安全、降低其风险就显得尤为迫切，而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通过中国企业“走出去”，才能让外汇储备得以更有效地利用。另外，2009年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行的4万亿元刺激经济计划所形成的过剩产能，也有可能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得以缓解。事实上，中国包括高铁技术在内的一些技术资源在亚洲和非洲乃至南美洲地区有相当的吸引力，中国企业“走出去”正好让中国企业有大显身手的机会。
（3）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
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可以概括为“一主多元”, “一主”就是指美元，而“多元”是指欧元、日元和英镑。该体系中，尽管美元不是“一元独霸”，但依然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从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来看，主要有如下几个方向：
首先，最理想的方向——建立超主权货币。从未来世界货币体系的演变来看，建立超主权货币自然是最理想的解决方式。这种超主权货币应该与主权国家脱钩并具有高度独立性。早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英国的“凯恩斯方案”就提出要建立一种超主权货币，但由于战后英国地位的下降，美国以其政治、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压倒之势迫使英国接受美国的主权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类似于超主权货币，但其现在用途有限，分配不合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建立超主权货币再次成为人民讨论的热点。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的思路。具体思路就是改进现有的特别提款权，对其不合理的地方进行完善，修修补补，成为超主权货币。但现在最大的障碍还在于美国，建立超主权货币意味着美国就要放弃当前的既得利益，这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
其次，一种可供选择的方向——区域货币。目前，欧元已经将区域货币构想付诸实践。尽管有过欧债危机，但总的来看比较成功。2001年的上海APEC会议期间，蒙代尔发表了对未来世界货币格局的看法，认为未来世界将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元区。他认为，在全球的超主权货币建立之前，亚洲建立亚元是大势所趋。
最后，可能性较大的方向——建立多元货币体系。建立超主权货币有太长的路要走，难度很大，原因在于美国不愿意进行国际货币改革，因为这种改革会降低美元的垄断力量。因此，在很长的时间内，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较好的、也是无奈的选择是形成实力相当的多种国际货币，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制约，达成相对均衡的格局。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是比较现实可行的路径选择，这样的多元化体系既能够与当前的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形势相适应，同时也符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多元的储备货币格局，还能够有效预防美国利用其地位，过度举债后以打开印钞机的方式来还债务的问题。因此，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的中国，在构建多元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必须发挥积极的作用，发出自己的声音，扩大人民币的话语权。争取经过30年左右的时间，形成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足鼎立的局面。
2．中国在全球层面的“改制”努力
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于20世纪70年代彻底崩溃，但美国在1944年所建立起来的一系列护持美元地位的全球性国际制度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强化。例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大国际金融机构仍然由美国主导，而且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1975年，美国发起成立的七国集团（G7）成为此后其领导全球货币治理的核心平台 ，这三大正式的制度体系构成了支持美元霸权的基本框架。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起航以来，中国一改昔日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韬晦”角色，开展了一系列制度改革的努力，以反映中国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利益和权利诉求。
第
一，推动二十国集团（G20）取代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包括货币治理）的核心平台，以为中国争取更大的货币发言权。作为“经济联合国”, G7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垄断了全球货币事务的治理权，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新兴国家一直在国际货币事务中处于边缘地位。在这一制度治理结构下，其他货币的崛起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虽然东亚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地区性金融和货币危机冲击了G7的合法性，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领导的发达国家垄断国际货币治理的基本格局。战争和危机往往是改变既有权力格局的最好催化剂。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全球经济的核心治理机制实现了从“G7时代”向“G20时代”的转变，以一种制度突变的方式解决了中国参与全球货币治理的问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中国因为其日益增强的实力发挥了重要而关键的作用。G20取代G7，一举改变了中国在货币事务中只能担当局外人的局面，为今后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最为宏观的制度平台 。
第二，推动既有全球性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以反映人民币崛起的新格局。除了提升G20的制度地位外，中国还进一步推动以IMF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既有全球性金融机构进行结构改革，主要是份额权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
一是提升中国在IMF等国际金融治理机构中的份额权（包括与之相关的投票权）。作为IMF和世界银行的核心创始者，美国一直在这两大金融机构中享有高比例的投票权和份额权，并且是唯一享受否决权的国家，而中国长期以来在这两个机构中处于边缘地位。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经济规模先后超过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既有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地位与自身实力的不匹配程度日益明显，这显然不利于人民币的崛起。
二是中国不断向国际金融机构输送更多的高级职员。除了份额权改革外，中国还积极推动这些机构的人事权改革。尽管这些金融机构的职员并不直接代表本国利益，但大量中国籍人士出任国际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有助于将中国理念和价值带入这些机构，从而能够隐性地提升中国在国际货币领域的话语权 。
第三，推动提升特别提款权的国际货币职能，以弱化美元作为国际首要储备货币的地位。2009年3月，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G20伦敦峰会之前发表文章，提议创建“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以取代现行的“单一国际储备货币”，批评的矛头直指美元滥用国际货币的特权。这种非正式的公开倡议，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首次公开对美元国际地位的挑战，并得到了俄罗斯、巴西、印度、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国家的积极响应。特别提款权（SDR）作为一项国际储备资产，不仅能在短期内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国际收支清偿需要，而且能够避免单一依靠美元资产所存在的各种风险。正是意识到SDR潜在的超主权货币特性，中国在提升SDR作为国际官方储备货币地位过程中积极发挥作用，以使其逐步取代美元成为国际汇率调整的基准，借此制衡美元。根据2009年G20伦敦峰会达成的协议，IMF增发2500亿美元的SDR，使总额达到2040亿单位，约合3160亿美元，中国按比例获得约93亿美元的SDR，全球排名第六。这意味着SDR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的提升。
作为货币崛起国，中国对改革以美元为中心的相关国际制度体系有着强烈的诉求。蒙代尔很早就预测指出，“美国将会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最保守的力量”，它将成为“体系维持者和特权享有者”。作为守成的货币霸权国，尽管美国在金融危机的**阶段确实通过一些妥协和让步来满足中国的“改制”要求，进而换取中国对美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支持，但随着金融危机压力的逐渐缓解，美国对于中国在全球层面的一系列“改制”努力施加了越来越多的阻碍。
首先，美国有重新强化G7而冷落G20的趋势。在金融危机的最初几年， G20在集体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2010年G20首尔峰会召开前夕，美国白宫宣称，“美国已将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重点从八国集团转向了二十国集团”。但从2011年开始，随着中美和俄美地缘政治矛盾不断加剧，美国开始有意冷落G20，排斥中俄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作用，造成该机制有重新沦为“清谈馆”的趋势。
其次，全球金融机构的份额权和人事权改革至今没有实现。美国国会至今仍然拖延有关IMF和世界银行份额权改革方案的表决。IMF的重大改革须获得85%的投票权才能生效，美国掌握着近17%的投票权，相当于其利用自己事实上的否决权阻挠了IMF改革，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不满。
此外，美国也无意改变世界银行行长继续由本国提名的人事制度。自成立以来，IMF总裁由欧洲人担任，世界银行行长则由美国人担任，这已成为一种不成文的惯例。2012年，在新一任世行行长争夺战打响前夕，时任世行行长的佐利克就称，“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本应在顶尖的国际机构中拥有一席之地”，传达出其希望世行中的“美国血统”继续传承的暗示。尽管遭遇了来自新兴国家的巨大挑战，但美国提名的韩裔美籍医学专家金墉还是当选了世行行长。
最后，美国反对SDR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不支持人民币被纳入SDR的货币篮子。面对周小川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倡议，美国总统奥巴马立即表示美元依然坚挺，没有必要设全球货币取代美元。而美国前财政部长盖特纳在参加2011年G20南京货币体系改革研讨会时称，美国支持改变SDR一篮子货币的构成，“但有关国家必须具备弹性汇率政策、独立的央行并允许资本自由流动”。这等于变相否定了人民币加入SDR的可能性，也表明美国政府无意改变现有的制度体系。
从中国在过去五年的金融和货币外交实践来看，直接改革美国主导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货币制度十分困难。诸多证据已经表明，美国不会轻易允许中国来改革对美元有利的既有制度体系，随着美国经济的不断复苏，以及所面临的危机压力日益缓解，其对中国在全球层次的“改制”行动所施加的阻力将会越来越大。
亚投行的金融外交可谓已经初战告捷，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它远未到达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阶段。亚投行目前还停留在愿景阶段和初步成立阶段，关于亚投行的运行，今后还有一场同样关键而且更加艰巨的金融外交战役要打。一是围绕即将拉开序幕的亚投行章程的谈判和制定，各利益相关方势必进行激烈角逐，以争夺对自身有利的规则制定，中国如何协调各方利益关系，保障章程顺利制定，都考验着中国外交技巧和制度设计能力。二是亚投行真正运行起来，如何协调亚投行和既有国际开发银行以及与贷款国之间的关系，确保亚投行的投资项目能够平稳展开，以及如何提升亚投行的信用评级和保障亚投行的投资安全，对于作为主要投资国的中国而言，也是金融外交的巨大考验。
3．中国需要另辟蹊径，重新“建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西方国家一片混乱，七国集团（G7）和IMF等束手无策，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与巴西、印度等国家一起在二十国集团中发扬同舟共济的“地球村”精神，先后承诺近1000亿美元，扩大IMF的救助资金规模，并在国内率先推出4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刺激方案，不仅使中国经济迅速稳定复苏，而且有效防止了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和世界经济的崩盘。但是，西方国家在金融和经济危机最危险时刻过去以后，便从同舟共济转向“同舟共挤”，不愿放弃在全球治理中的既得利益，也不愿接受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逐步转向“东西方共治”的现实。
由此，在人民币的崛起进程中，中国的国际制度外交只能绕开霸权国另辟蹊径，从全球“改制”转向区域“建制”。事实也证明，中国在新兴国家和周边区域进行的与货币相关的制度建设成绩斐然，奠定了支持人民币崛起的区域制度基础，这也预示着人民币的崛起将走一条“边缘包围中心”的新道路。
以金砖国家（BRICS）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面对发达国家的拖延战术，采取主动行动，改革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于2014年7月在巴西召开金砖国家峰会时决定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分别为500亿和1000亿美元。中国在其中发挥了引领作用。当时，美国和西方国家舆论一片哗然，炒作中国和金砖国家想“颠覆”国际金融秩序。201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从“惠邻、富邻”政策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实际需要出发，开始筹建亚投行，亚洲邻国积极响应。2010年至2020年亚洲需要基础设施资金8万亿美元，中国的倡议完全是希望让中国发展成果惠及周边邻国，以实现合作共赢。
（1）强化金砖机制货币合作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2009年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创建的一个重要的区域性制度框架。中国在该机制下积极推动成员国之间的货币合作，从而促使金砖机制成为护持人民币崛起的一个重要制度基础。美国在金融危机期间通过贬值美元对外转嫁危机的行为，刺激了金砖国家基于新兴大国的共同身份认同和反对美元霸权的共同利益诉求走到一起。2009年6月，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四国首脑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峰会，宣布成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这标志着金砖国家作为一个国家组合正式登上国际舞台，具有重要的国际政治意义。
金砖机制虽然关注政治、安全、经济、环境和能源等非常广泛的全球性问题，但是国际金融改革、特别是国际货币改革问题一直是金砖机制最核心、最持续的关注议题。金砖国家不仅为此发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对外改革呼吁，而且采取了切实的行动来提升内部成员货币合作的水平。
在外部改革呼吁方面，金砖国家在2009年的首次峰会上系统地提出了“改制”的要求，其中包括：支持G20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发挥中心作用；应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和高级领导层选举应遵循公开、透明和择优原则；强烈认为应建立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和更加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这一系列诉求成为此后历届峰会的主要内容，并且在“改制”细节上更加完善，在“改制”愿望上更加迫切。在2011年的三亚峰会上，金砖国家首次触及更加具体的SDR改革问题，包括SDR一篮子货币的组成问题。在2012年新德里峰会上，金砖国家明确表达了“欢迎发展中国家提名候选人竞选世界银行行长”。而在2014年福塔莱萨峰会上，金砖国家“对2010年IMF改革方案无法落实表示失望和严重关切”，并认为这将“对IMF合法性、可信度和有效性带来负面影响”。这是金砖国家迄今为止在该问题上所发出的最为严厉的言辞。
由于当前的制度结构赋予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相当的既得利益，新兴国家要想从实质上改革全球层面的制度体系，难度依然很大。尽管如此，凭借着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中国联合新兴国家不断抱团发声，以既有制度挑战者和修缮者的姿态倡导制度改革，特别是其对既有国际金融机构合法性的质疑，仍然对发达国家构成了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除了这些对外呼吁之外，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在货币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内部合作，并借此施压外部改革。
首先，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和推进本币贸易结算，以实际行动增加自身货币使用，推动建立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而制衡美元霸权。2010年的巴西利亚峰会是一个重要突破，与会成员国首次提出“要求四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对有关区域货币机制进行研究”，同时“为便利四国贸易与投资”, “将研究货币合作的可行性，包括四国本币贸易结算等”。这意味着金砖国家开始着手内部货币合作。
在2011年的三亚峰会上，金砖成员国签署了《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金融合作框架协议》。根据该协议，成员国将合作发行债券，加强扩大本币结算和本币贷款等方面的合作。这是金砖机制为反对美元霸权所提出的最具实质性的措施，而且五国货币之中人民币更稳定，因此使用人民币的可能性更大。而后，一系列减少美元使用的具体实际行动不断开展。中国与俄罗斯在本币结算方面起步最早并具有一
定的规模，如两国于2003年签订了中俄边贸本币结算协议，到2013年，两国本币结算份额不断提高，并被越来越多的中俄企业认可。中国与印度在2006年重启边贸交易体现出少量的本币结算，2011年9月印度又宣布允许印度企业借入人民币贷款以降低从中国进口的成本。中国与巴西的本币贸易结算始于2009年10月，近年来又因两国本币互换协议的签署有了进一步发展。中国与南非自2010年年初就启动了本币结算，到2012年，南非已成为亚洲以外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民币结算额大幅增长的国家之一，两国近10%的贸易使用本币结算，其中人民币占8.7%。
其次，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建立金砖应急储备机制。鉴于美国一直拖延IMF和世界银行的实质性改革，金砖国家开始另起炉灶，建立由自身主导的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在2012年的新德里峰会上，金砖国家开始评估建立开发银行的可行性。2013年的德班峰会上，各方正式同意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不仅如此，此次峰会还同意建立初始规模为1000亿美元的应急储备安排，以建设金融安全网。这两大区域金融机构的建立，标志着金砖机制的内部货币合作取得重大突破。2014年的福塔莱萨峰会上，金砖开发银行和应急外汇储备机制的相关细节正式出炉，意味着这两大机构的成立步入快车道。其中，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500亿美元，由创始成员国平等出资；银行首任理事会主席将来自俄罗斯，首任董事会主席将来自巴西，首任行长来自印度；银行总部设于上海，同时在南非设立非洲区域中心。在1000亿美元的应急外汇储备基金中，中国提供410亿美元，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分别提供180亿美元，南非提供其余的50亿美元。各国投票权与承诺出资额挂钩，但为兼顾各方诉求，设5%的基本票由五国均分。综合计算后，中国投票权为39.95%，印、巴、俄各为18.1%，南非是5.75%。
金砖开发银行成为自1991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成立以来设立的第一个重要的区域性多边贷款机构，其不仅彰显了金砖机制成立六年来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还标志着金砖国家在货币合作方面已迈入务实新阶段。不仅如此，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机制赋予了“全球金融体系的新参与者”形象，“是对由西方主导的机构未能适应形势变化的斥责”。作为金砖国家中最大经济体的货币，人民币毫无疑问是最有可能获得主导地位的货币，因此，人民币将成为金砖机制在货币领域所推动的对外改革和内部合作的最大受益者。
（2）推动上合组织货币合作
尽管上海合作组织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它在经济合作方面还远远落后于欧盟等其他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现有的经济合作也集中在贸易、投资、能源、电信和交通等领域。因此，中国在如何利用上合组织的制度框架来助推人民币崛起的问题上还处于探索阶段。2005年10月，上合组织成立了银行联合体，以扩大成员国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这标志着上合组织金融合作的开端。
金融合作必然会对货币合作产生需求，近年来，中国正试图将货币合作引入上合组织框架，将其打造成为保障人民币崛起、特别是人民币区域化的另一个区域性制度框架。目前，中国在推动和强化上合组织货币合作方面，有以下几个着力点。
第一，通过加快成员国货币互换，加强区域金融自救机制建设，并适时将双边货币互换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多边化。货币互换是双边层面上国家之间的相互援助，对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和货币安全能够起到重大作用。除了危机应对之外，央行之间的货币互换是推动本币使用的一种创新形式，通过互换，国家将得到的对方货币注入本国金融体系，使得本国商业机构可以借到对方货币，用于支付从对方进口的商品，借以减轻因美元流动性缺乏所带来的贸易融资萎缩，并以此来稳定金融市场。货币互换的目的在于降低筹资成本及防止汇率变动风险造成的损失。目前在上合组织中，俄罗斯卢布和哈萨克斯坦坚戈之间已按相关协定稳步推进本币自由结算，开创了欧亚经济联盟各国间货币结算的先河。而中国现也已与其他五个成员国中的三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分别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然而，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这种本币互换的规模和程度还需进一步强化，因为除了中俄本币结算从边境贸易扩大到一般贸易，并扩大了地域范围以外，与另外两国的本币互换规模都相对较小，如中乌本币互换规模仅为7亿人民币。中国应加快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实现货币互换的步伐，这意味着要推动中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双边货币互换的多边化，保证在各国之间顺利实现贸易的结算和金融风险的援助，借此逐步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结算功能，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提供一定的制度基础。
第二，建立区域性贸易和投资的结算支付体系。这既是货币合作的重要内容，又是加强经济合作的基础，因为现代化的支付结算体系能为扩大区域贸易和投资规模提供便捷的服务。近年来，中国积极扩大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本币贸易结算规模，不仅如此，中国还是上合组织银联体框架下提供贷款最多的国家，而且人民币的贷款规模越来越大，这意味着，上合组织需要建立一个多边框架下的结算和支付体系。而在充足的外汇储备、庞大的外贸规模、相对完善的金融机制的支持下，人民币有能力主导建立区域性贸易结算支付体系。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尝试构建上合组织区域债券市场，推动各成员国之间债券投融资方面的合作。
第三，尽快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2010年，中国建议研究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以支持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多边经贸合作。在其100亿美元的资本金中，中国拟出资80亿美元，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分担其余20亿美元，但这一建议因未能得到俄罗斯的赞成而被暂时搁置。然而，当前中亚能源及经贸合作的发展态势使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建立需求愈发迫切。2013年11月，李克强总理在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十二次会议时也强调，要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以为成员国互联互通与产业合作提供融资支撑。由于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实力在上合组织中处于相对强势地位，因此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应主要使用人民币。此外，中国还可以通过加大对成员国的人民币贷款力度，来加强人民币在组织内部的流通。
（3）亚投行助推人民币国际化
亚投行应该和我国近年来推出的一系列重要的国际经济和金融战略联系起来。无论是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还是丝路基金，都是我国争取国际金融话语权、降低外汇储备风险的重要举措。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愈发凸显。中国要求改革现行不公平的国际金融制度，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但是以IMF、世界银行为核心的国际金融制度改革一直受到美国等国的阻挠，未能实现。在此背景之下，中国只能选择另起炉灶。无论是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还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是通过另起炉灶施压改革的具体抓手。但遗憾的是，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都陷入了大国博弈与制衡之中，前者效率低下，进展不力，后者由于俄罗斯的反对仍然停留在愿景阶段。因此，只有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才是真正的具有行动力的高效机制。具体地看，亚投行助推人民币国际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亚投行的建立会进一步推动人民币结算的国际化。亚投行应采取以多种货币入股的模式，推动人民币“走出去”。建立区域性贸易和投资的结算支付体系，既是货币合作的重要内容，又是加强经济合作的基础，因为现代化的支付结算体系能为扩大区域贸易和投资规模提供便捷的服务。在充足的外汇储备、庞大的外贸规模、相对完善的金融机制的支持下，人民币有能力主导建立区域性贸易结算支付体系。
第二，扩大中国与各成员国的货币互换规模，建立人民币清算机制，发行人民币债券，培育多个离岸人民币市场的中心。加大人民币与各成员国货币的互换额度，解决部分中小国家因储备货币不足无法入股的问题。更进一步来看，要推动我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双边货币互换的多边化，保证在各国之间顺利实现贸易的结算和金融风险的援助，借此逐步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结算功能，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提供一定的制度基础。
第三，对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的贷款和投资过程中要尽量使用人民币，由此将增大人民币跨境存款的规模，增加离岸人民币供应，形成以实体经济为后盾支持人民币“走出去”、又以人民币“走出去”为杠杆拉动需求的良性循环。以人民币投资对外基础设施的最大优点，是双方的相关企业可避免由汇率风险所造成的损失，降低投资和运营管理成本。
第四，效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的模式，确立亚投行成员国中的几种主要货币作为储备货币，比如人民币、欧元、英镑和卢布等，构成新的特别提款权（NSDR），鼓励成员国使用亚投行储备货币入股。同时，创新汇率形成机制，鼓励亚投行各成员国汇率参考NSDR。
4．结论
亚投行有助于扩大人民币跨境结算和货币互换的规模，帮助人民币最终实现国际化。在亚投行的资本构成中，人民币应是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便于使用人民币对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进行贷款和投资，将增大人民币跨境存款的规模，增加离岸人民币的供应，加快培育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形成一个以实体经济为后盾支持人民币“走出去”，又以人民币“走出去”为杠杆拉动需求的良性循环。
无论是在货币崛起还是在货币维持阶段，都离不开有利的国际制度所提供的帮扶作用，国际制度是支持货币国际地位的重要政治基础。英镑、美元、欧元和日元等货币的兴衰历史都表明，国际货币制度通过提供合法效应和形成锁定效应等方式发挥作用，对货币形成稳定的国际地位，意义十分重大。
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实施拉开了人民币崛起的序幕。人民币作为一种赶超货币，面对货币同侪特别是霸权货币的竞争压力，其国际地位的提升不能仅仅依靠市场自发力量的带动，还需要中国通过积极有为的货币外交为其夯实政治基础，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改革既有和另辟新建的国际制度外交。在货币领域，中国既是当前既有国际制度体系的改革者，也是新兴国际制度体系的创造者。
由于中国在全球层面的政治领导能力仍然相对有限，而且遭遇到的阻力也非常巨大，中国服务于人民币崛起的国际制度外交的重点不是推动全球层面的“改制”，而是在区域层面的“建制”。具体包括强化金砖机制货币合作和推动上合组织货币合作等内容。这些都是人民币崛起进程中十分重要的国际制度基础。无论是“改制”还是“建制”，都为未来国际体系预示了一种国际制度竞争的图景，国际制度竞争将有可能成为未来新型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
尽管金砖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亚投行都在稳步推进之中，但距其开始实际运营并取得预期效果，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从内部来看，金砖银行、亚投行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能否成功，首先面临如何解决股份、投票权分配和决策机制的问题。这些开发银行发起国中，一些新兴大国一方面资金实力有限，另一方面又不愿看到我国在这些新成立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其次，从外部来看，金砖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和亚投行能否成功，还面临如何处理与域外、域内大国关系的问题。成立金砖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和亚投行得到了广大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热烈响应和支持，这在客观上会削弱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对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以及美日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的依赖。美国为了巩固其世界金融霸主地位，不会轻易地放弃全球金融主导权。
虽然面临着各种困难和挑战，但只要本着团结合作、互谅互让的精神，本着包容、开放、团结、合作、发展的理念，遵行开放的区域主义，在各方的努力下，金砖银行、亚投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就一定能够建设成为专业、高效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成为适应广大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发展需要并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的多边开发银行，为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