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烈士陵园
概况
李大钊烈士陵园位于北京风景秀美的香山脚下、万安公墓中部，距市区20公里。陵园占地面积为2200平方米，坐西朝东，是在上世纪30年代万安公墓主体建筑的基础上改建的，为庭院式仿古建筑。2001年6月，该陵园被中宣部公布为第二批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走进陵园，迎面即可看见全高2米的李大钊烈士雕像。烈士昂首挺胸，背负双手，儒雅质朴，和蔼中透着百折不回的刚毅，传神地再现了李大钊生前的风采。雕像背后是李大钊及夫人赵纫兰的墓地。烈士墓位在高出地面约一米的方形台上，平面四周绕以万年青等花景。
方台最西面是用黑色大理石镶嵌而成的烈士墓碑。墓碑的正面是邓小平同志的题词：“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背面是中共中央撰写的《李大钊烈士碑文》，全文共2000余字，高度概括了李大钊光辉的一生和永垂不朽的业绩。
陵园西面正厅是烈士生平事迹陈列室。其中，第一展室通过大量的图片、实物资料展示了李大钊在天津法政专门学校读书，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及后来接受并传播马列主义的经历。展览分为“幼失怙恃，少年立志”、“深研政理，探索振兴民族之良策”、“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名重当世的学者和青年导师”、“讴歌俄国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而奋斗”、“奔走国民革命统一战线，促进北伐胜利”、“领导北方地区的革命斗争”、“为共产主义英勇献身”、“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十个部分，全面介绍了烈士38年光辉战斗的历程，歌颂了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为中国革命事业所做出的贡献。
陈列重点展示了李大钊在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和《新青年》杂志编辑期间，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创办《每周评论》，积极领导五四运动，在北京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
挽回民族之青春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他从小父母双亡，由祖父抚养长大。祖父是个读书人，一心想把李大钊培养成光宗耀祖的读书人。而李大钊却选择了一条光耀整个中华的艰难的革命道路。
1913年冬，李大钊在友人的资助下留学日本。在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他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后来又和林伯渠等爱国志士组织神州学会，进行反
袁斗争。1916年，出于国内斗争需要，他于5月中旬毅然放弃学业回国。
回国后，李大钊创办了《晨钟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对军阀、官僚、政客的罪恶行径进行揭露；编辑《甲寅》日刊，大力倡导反对军阀统治和封建文化。
1918年1月，李大钊和陈独秀一起创办《新青年》——新文化运动旗帜的刊物。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李大钊从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他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指出：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推动世界革命的巨大力量。不久，李大钊又写了《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一文，庄严宣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五四运动暴发。在这场革命风暴中，李大钊不仅起了领导作用，而且常和学生一起游行示威。由于反动当局出动武力镇压，陈独秀和很多爱国学生被捕。李大钊又四处奔走，多方呼吁，积极设法营救。
五四运动胜利结束后，共产主义小组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1920年夏，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随后，李大钊也在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为了筹建中国共产党，李大钊和陈独秀曾有书信往来。陈独秀问李大钊未来的党是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李大钊在信中明确告诉他：未来的党应该叫共产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迎来了新世界的第一缕曙光。李大钊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虽没有参加党的一大，但是他对党的成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回国前，李大钊曾在《青春》一文中写道：“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李大钊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投入到了“挽回民族之青春”的运动中。
不为稻梁谋的执鞭士
作为北大的教授，李大钊有着显赫的社会地位，丰厚的收入。他本可以住洋房，坐汽车，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恰恰相反，他的生活非常清贫。每月一百二十元工资，除了维持全家生活花去三、五十元外，其余全部用来接济贫寒青年和支援革命活动。
每到发月薪的时候，会计科总是给李大钊送来一大叠借条。扣除后，薪金已所剩无几，以至于李夫人常为家庭的生计而忧虑。蔡元培校长知道后非常感动，亲自关照会计科，每月发薪时硬性扣下一部分钱直接交给李夫人，以免她“难为无米之炊”。
虽然李大钊拿出大部分工资作为党
的活动经费，但他对党费的用途限制极为严格。冬天，李大钊家中因无力买煤而冷如冰窖。有人提出拿出一小部分党费买煤，遭到了他的坚决反对。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全面指导北方的工作。国共合作以后，李大钊身负国共两党全作后北方组织的领导责任，他团结国民党左派，大力开展北方区的革命斗争。北洋军阀对此十分惧怕和仇恨，于1924年5月下令通缉李大钊。
面对反动政府的迫害，李大钊丝毫没有愄惧。他说：“目前统治者这种猖狂行为，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看那时的天下，究竟是谁人的天下！”
1926年3月19日，即“三·一八”惨案后第二天，段祺瑞政府下令通缉爱国运动的领导人。李大钊是第一个。
当时正是北伐战争前夜，南方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北方反动军阀打着“讨赤”的旗号，加紧迫害革命者，试图将国民军消灭。1926年4月，国民军推翻段祺瑞政府后，遭到直、奉军阀联合进攻，被迫退出北京。随后，奉系军阀控制了北京。张作霖以“宣传赤化”为名枪杀了《京报》主笔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并到处搜捕革命者。
在这异常险恶的白色恐怖中，为保存革命力量，迎接大革命**，许多共产党员被调离北京，国民党领袖也纷纷南下。国共两党北方的领导责任由李大钊一人承担。李大钊的工作变得更加紧张繁忙。
面临白色恐怖，李大钊毫不考虑个人安危，坚持革命工作。他练习打枪，并为应付可能出现的事变做好了一切准备。虽然他知道形势的严峻性，但从没有想过离开北京，离开工作岗位。
当张作霖的奉军进攻北京，冯玉祥的国民军准备撤离北京时，国民军的一位旅长跑到李大钊的住处，恳切地请他到自己的部队里暂时避一避。但李大钊无论如何也不肯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这位旅长只好惋惜地走了。
随后，许多朋友多次托人带信给李大钊，或亲自来看望，劝他离开北京，也都被他谢绝了。他说：“要走出北京很简单，就是工作离不开，我不会走的。”李大钊的夫人也很担心他。每次劝他离开北京时，他都是坚决地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谁来做？”“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是多么重要。我怎么能离开呢？”一直到夫人沉默不语，他才不再说下去。就这样，李大钊一直坚守在战斗岗位上，直到牺牲时，还在高呼“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