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地下阅读运动：主体的压抑与“自我投射”的阅读
“我们是被作为机器人培养起来的，却开始听爵士乐了。”阿克肖诺夫在2007年的一部纪录片中说。阿克肖诺夫自己都不知道《带星星的火车票》在中国出版了，并被认为有巨大影响。这是内部书的常见命运，而阿克肖诺夫的机器人听爵士乐的比喻，也同样在中国青年人的地下阅读中得到验证。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盛行的“早请示，晚汇报”和“斗私批修”将自我“表述”压缩到极限的时候，“自我投射”的阅读就成为释放自我和自我反思非常重要的空间。“自我投射” (self-projection)在心理学中是一个常用的概念，指的是“the character and valence of one's situational, objective, or public self-awareness”，换句话说，此处的“自我投射”指的是将自我的思想、情感、经历、理想反映在某种事物上，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通过文献回顾和对阅读史材料的梳理，本章将试图揭示个人私密空间的压缩使得1970年代的青年一代格外热衷于那些不同于自己的日常生活的阅读材料。而这一阅读热潮又何尝不是挣脱信仰危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无意识表达？
（一）文献回顾
中国知识青年的地下阅读运动近年来随着阅读史研究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而浮出水面。这场悄然发生在**、上山下乡等历史大事件底层的运动，成为许多作家、名人的宝贵回忆，也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已经积累了相当有份量的有关“地下阅读运动”的研究，但比较零散，也很少有系统的总结和介绍。本节拟就“地下阅读运动”研究方面的情况作一概述。本节中的论述、资料和数字统计都集中在“地下阅读运动”这一专题上， 尤其是“地下阅读运动”研究的理论研究方面。对于相关的“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等现象或运动，以及相关的文学作品仅略略涉及。
中国的地下阅读运动主要发生于**时期，在这里用“阅读”运动而非读书运动来称呼它，主要是因为这一过程被阅读的对象不仅仅是书等文字材料，还有音乐和广播等视像材料。在作为地下阅读运动主要阅读对象的内部书的研究方面，沈展云的《灰皮书、黄皮书》大致介绍了内部书出版的历史背景和出版过程。但其最主要的贡献不是对出版史的研究，而是通过对内部书、尤其是灰皮书的个案分析，展现了一个“知识饥馑时代的秘密书架”。对于内部书对青年的思想和文学的影响方面的深入研究则开始于萧萧。在“书的轨道：一部精神阅读史”中，萧萧不仅提供了当时最流行的内部书的名单，并且敏锐地指出这些原应当由“革命一代”去批判，去铲除的“封资修”毒草，却成了“孕育，萌发他们思想启蒙的最重要的养素”。朱学勤在“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一文中更提出了知青的阅读和精神生活这样一个很有意义的命题，揭示了知青生活中的精神追求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
宋永毅对地下阅读史的研究成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萧萧、朱学勤等人的研究的延伸。宋永毅在2007年提出地下阅读运动是促成年轻一代的精神觉醒中一个长期被忽视的主题。他指出：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期，有相当数量的读书小组在中国各地出现；革命的灾难性后果使得年轻人试图从各类书籍、尤其是来自革命的对立方的书写中寻求真理；上山下乡运动进一步促进了阅读；尽管有所局限，但是地下阅读运动代表了对当时毛式话语权威的最大的挑战。
宋永毅的观点或可斟酌，但其记录的当时“文艺沙龙”、“读书小组”和手抄本流通的历史史料价值值得珍重。宋永毅提供了当时最流行的10-20本“灰皮书”的书名和最流行的8本“黄皮书的书名”。而在读书的组织方面，宋认为“由于对各级党组织的冲击，文革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中央集权失控阶段”。他把当时的红卫兵分为老红卫兵、革命造反红卫兵和思想型红卫兵，其中思想型红卫兵自发组织的各种“学会”成为地下阅读运动的滥觞，包括比较著名的由北京大学学生何维凌、王彦等人组成的“共产主义青年学社”，由上海青年工人何是等人组织的“东方学会”，武汉的“北斗星学会”，湖南和山东的“毛泽东主义小组”等。宋永毅认为这些“从哲学的角度倡导资产阶级个性主义”或是提倡“独立思考”的人是最早的一批“离经叛道”者，而这些公开的“学会”都被取缔，使得阅读运动转为地下。
在关于地下阅读运动回忆的一手资料方面，文革后对当年的读书经历和阅读体验的回忆，呈现了被权力话语遮蔽了的阅读史，并显示出对中国当代文学形态的重要影响。从1988年到1994年短短几年间，共有30多部以“知青”为主题的书出版，其中“老知青”撰写的回忆录汇编和纪实性文学作品占相当大的比重。1988年，肖复兴、肖复华首次出版了采访记叙知青故事的报告文学集，他们合编的《啊，老三届》收录了25位知青的故事。随后，有多部讲述知青遭遇的书进入人们的视野。例如《知青沉浮录》（1989）, 《北大荒风云录》（1990）, 《中国知青部落》（1990）, 《草原启示录》（1991）, 《回首黄土地》（1992）, 《蹉跎与崛起》（1992）, 《光荣与梦想》（1992）, 《知青档案》（1992）, 《红土热血》（1993）, 《热血冷泪》（1993）,《悲怆青春》（1993）, 《中国知青梦》（1993）, 《中国知青在海外》（1993）, 《中国知青悲欢录》（1993）, 《命运列车》 （1994）, 《漠南情》（1994）、《理想与现实》（1994）、《苦难与风流》（1994）等。 这些记录了跨越大江南北、中国东西，甚至海外的“知青”生活的回忆录和纪实性文学创作一时间成为社会的焦点。对于这些回忆录和纪实性文学创作，作者们在建构个人故事的过程中，多数以悲剧为卖点，并试图把个人的悲剧归结为时代的悲剧，其学术意义上的价值也许应该持谨慎态度。但其中也有不少散落的地下阅读的资料，丰富了本文的讨论内容。在1996年出版的、由史卫民主编的《知青书信选编》和《知青日记选编》中，收录了1968年至1979年间知识青年的100多封信件和400多篇日记，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在近年来，有关文革时期的阅读的记忆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有两部文集在这一潮流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一部是2000年出版的、由刘禾主编的《持灯的使者》，一部是2009年出版的、由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这两本文集以较为理性的角度回顾了20世纪60-80年代的历史与作者们的个人经验。其中，阅读不再是“悲剧”的时代生活的点缀，而是构成很重要的一部分。本文因此基于这两本文集对当时的翻译文学阅读情况作了一个简单的数据统计（见附表一“翻译文学阅读统计”），以便更为直观地展现地下阅读运动中翻译文学的阅读情况。
在历史研究方面，阅读史的资料在很大程度上是知青史和口述史研究的副产品。刘小萌与人合编的《中国知青事典》和他主编的《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以详实的史料和细致的统计资料展现了发生在文革期间的中国知青潮起潮落的历史，其中也包括了当时的读书会、诗社等与阅读有关的知青材料，这些材料在本文下一节中将会进一步对这些材料进行讨论。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和《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997）在大量占有官方材料的优势上，其评述凸显权威性。在口述史方面，1993年加籍华人学者梁丽芳（Laifong Leung）采访了26位中国作家（多数曾是“知青”），其中包括史铁生、莫言、陈村、陈建功、铁凝、王安忆、叶辛、梁晓声、竹林、孔捷生、郑义、郑万隆、张抗抗、陆天明、邓刚、胡平和老鬼等。在她的《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Morning Sun: Interviews with Chinese Writers of the Lost Generation）一书中，保存了这批中国当代作家宝贵的思想和情感成长经历，也有他们各自不同的读书生活。与之类似，1995年出版的、由刘中陆主编、臧建、田小野担任副主编的《青春方程式——五十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也采用了个人口述史的方式，不过其关注点在于女性。在这些女性口述的知青故事中，也有不少关于阅读和写作的记忆，比如刘中陆说知识青年“常有各种思想火花闪现”，他们在插队生活中写诗写歌，战若英提及他们在藏区生活除劳动外另一个主要内容是“读书”，包括各种历史书及“世界文学名著”，卢小飞说《怎么办》《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影响着我们许多人”，哪依记录自己在内蒙古草原上读毛泽东选集，山泉记录知青生活时常在书海遨游，自己的读书笔记还在附近农场、公社知青中流传等等。
在文学分析方面，曹左雅2003年出版的 Out of the Crucible:Literary Works about the Rusticated Youth是第一本比较系统地介绍“知青文学”的英文著作，包括“知青文学”的起源、发展，并从将50部描写“知青”生活的文学作品中提炼出八大主题（heroism and idealism, suffering and internal transformation, moral dilemmas and the loss of innocence, love and cultural difference, sexual and spiritual oppression, zhiqing/peasant relat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desire to leave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attachment to it）。不过其对文学与阅读的关系没有特别的关注，重在探讨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知青”经历的意义。
从上述的梳理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文学领域和学术领域都有不少地下阅读的资料。这些资料从阅读史或社会政治学的角度出发，关注地下阅读运动中的情感脉络和历史发展，不过对主体性和社会的个人化的问题很少触及。根据《全国内部发行读书总目1949－1989》的统计，全国共出版“内部书籍”18301种，在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和各类投票统计出的最常被提及的内部书中，不约而同地都出现了《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的名字。本文围绕主体性这一主题，继续以《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为个案，试图回答三个问题：为何这三部作品能吸引当时的读者，并经久不衰？各种阅读经验的背后存在着怎样的主体性的重生？它们在文学空间的重构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二）个人私密空间的压缩
正如鲍曼所言，“个体建构自身的存在所具备的条件，决定他们选择的范围和选择所导致的后果。”1960年代开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开始具有一种表演性的责任，也是后来上山下乡运动中进行地下阅读的青年们的成长环境。1966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之前，“早请示，晚汇报”和“斗私批修”虽然没有官方正式文件规定，但通行全社会，不论是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还是作为毛时代特色产物的集体（公社等）。
阎云翔认为一种不断上升的中国式的个体主义将全球进程与地方实践结合在一起，他以非常清晰的框架和具有说服力的论述论证了中国的农村家庭中是有私人生活的，并且呈现出一个私人化和私人生活的兴起的过程。他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行为有很大的作用，瓦解了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比如从“大集体”时期开始，年轻一代就有了相当程度的婚姻自主权，并在公开表达爱情甚至婚前性行为方面迈出了步伐。不过尽管他的研究囊括了1949到1999年，阎云翔的视野重点乃是后毛时代的中国。如其所述，他的研究主要取材于1989到1999年在东北下岬村的田野调查资料。虽然在1971年到1978年，他曾作为一个农民在该村生活与工作过7年，他并未深入探讨过毛时代到后毛时代中国的私人生活是否是一个连贯的、并且一直在上升的过程，以及毛时代中的“个人空间”是否被压缩。在笔者看来，阎云翔材料中的年轻人的“浪漫”行为，恰好说明了“公”与“私”的界线的界定在毛时代发生的显著变化。而毛时代对家庭的不断瓦解，说明了毛时代政治对个人空间的压缩和侵入，“公”的界线被推进，“私”的领域被缩小。尤其是1966年到1971年的“早请示，晚汇报”和“斗私，批修”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个人隐私和个人对生活意义的理解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也引发了青年人在西方现代派作品中寻找独立、自主的个人和新的精神追求与理念。
“汇报”、“请示”的基本程序是大家面对毛主席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由政治上可靠、普通话标准的人“领读领唱”。全体参与者都站在毛主席像前，站成一个方阵，鞠躬行礼，手握红宝书举过头顶三呼：“敬祝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祝愿完了，唱颂歌，一般是《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然后“领读”会大声说道：“让我们翻到《毛主席语录》第×页，第×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然后大家齐声朗读。至于读几段，并没有严格规定，往往是一到三段，所读内容尽可能结合当天工作或当前形势。“晚汇报”也是类似仪式，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忏悔。很多地方、单位还增加了更为形式化的跳“忠字舞”一项。这一形式化的表述程序不仅深入到负责管理城市居民的街道，也适用于以生产队或自然村为单位的农村。雷颐认为这显示出文革时期“政治无时无刻的管制”，是政治侵入日常生活的表现。
这一强制的身份认同取消了个人私密空间的所有合法性，至少在公开的领域，个人私密空间得不到认可。“政治上可靠”的人“早请示，晚汇报”，而“政治上不可靠”的人也要“早请罪，晚请罪”：在毛泽东像前低头弯着腰站着，保持着请罪的姿势，用别人给自己定的罪行、罪名大声诅咒自己。就连精神病院、医院病人也不能例外。对此，葛剑雄的回忆十分生动。他在1968年冬得了急性阑尾炎，住院开刀后，只第一天早上开刀的时候被免去“早请示”，但负责此事的工宣队认为这不是大手术，而“早请示”、“晚汇报”是关系到对毛主席忠不忠的态度问题，所以开刀当晚还是要到“忠字室”作“晚汇报”。以后每天的“请示”、“汇报”自然要进行，每次差不多要二十多分钟。他只好每次尽量张大嘴以示自己在念在唱，尽量压低声音以减轻腹部震动。但跳“忠字舞”时就无法手捂刀口，而且跳来跳去刀口自然痛得厉害，幸而医生很善良，以刀口发炎、尚未愈合为由帮他免去了跳“忠字舞”的责任。
与“早请示，晚汇报”相结合的是“斗私，批修”。1967年10月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的根本方针》，所谓“斗私批修”这一“灵魂深处爆发的革命”成为对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身份认同的强制要求。1967年9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毛主席在一次视察活动沿途发表的谈话中，提出无产阶级**形势一片大好，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并“要斗私，批修。”不
久之后，10月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的根本方针》。10月12日的《人民日报》再度就“斗私批修”发表社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求以“斗私批修”为纲，普遍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让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都接受毛泽东思想的“红色”教育。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这篇经过毛泽东仔细修改的重头文章，根据“文革”实践，概括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中第六个论点就是：“无产阶级**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斗私”，主要指斗掉私心；“批修”，则是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路线。这对于每个人来说不仅是划清敌我界线的问题，也带来了一定程度上自我意识的混淆。在“批判大会”、“批判小会”、“游街”、“武斗”、“文攻武卫”等等形式中人们不仅是在斗争“敌人”，也是在拷问自己立场是否坚定。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给出了一个“斗私批修”的实例：
同学们，昨天下午我晚来了几分钟，耽误了大家几分钟时间。为什么我会迟到这几分钟呢？这里面有私心。当时我正在洗衣裳，知道时间到了，还是想再有几分钟就能把军服洗完晾出去。为什么非要先把军服晾出去呢？这里面又有私心，就是想一下午这件军服就晾干了，明天还可以穿。为什么非要尽着这一件衣服穿呢？这里面又有私心，就是想自己今年可能要复员回家，尽量尽着一件军服穿，到时候上交，带回家的那件衣服就尽量新一点。为什么想到复员回家了呢？这里面又有私心，我已经超期服役两年了，提干看来是没希望，心想那就不如早点回家，再加上母亲也想要我早点回去结婚成家。同学们，革命战士要时刻听从组织指挥，自己是走是留，这是组织考虑的事，组织要走就走，要留就留，自己根本就不应该想这个问题，我却想了那么多……
在以上“斗私批修”的例子中，私心杂念哪怕仅仅存在于内心，或者在脑海里闪过一下都必须进行公开的自我批判，实在是在形式上将革命进行到了“灵魂深处”。但是这样的公开的自我批判或者半公开的反省（比如日记），并不意味着能够反映个人的真实想法。作家崔道怡回忆自己“斗私批修”批判自己“我这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分子买松花蛋吃是追求享乐，正说明需要改造”，同时深知“解放多年，农民还是如此穷困”的想法是绝对不能讲出来的。
“斗私批修”是文革纲领性的口号，在纲领性口号之下，还有具体的口号诸如：“生为毛主席的红卫兵，死为毛主席的红小鬼”,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党是我们的亲爹娘，谁要是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以党/毛主席的恩情代替传统的家庭观念。以及“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提倡彻底消灭私有制。
王绍光在提议拓展文革研究的视野的时候提出，文革研究应在检验现有的理论假设的同时，发展出新的理论假设来。其中，他认为在研究结构性变动的时候，也应关注文革中的个人，比如，应该像研究法国革命时期市民的日常生活那样，关注一下文革时期“非革命的休闲方式”。在《理性与疯狂：**中的群众》一书中，王绍光挑战了韦伯（Max Weber, 1864-1920）的“超凡魅力型领袖”的理论，认为在中国的情境下，虽然毛泽东被认为是“超凡魅力型领袖”，但他的追随者却不是盲目的。相反，在王绍光看来，这些追随者的行为基本上是理性的，他进而提出附加一定限制条件的“理性选择理论”。当我在分析“早请示，晚汇报”和“斗私批修”造成了当时中国个人私密空间的压缩的时候，也注意到像崔道怡那样的例子，他们的内心深处的声音反映了在被压抑的自我空间中并非没有理性思考。不过，更能彰显出这种理性的，则是地下阅读运动。
（三）地下阅读运动
有关毛时代的回忆录和阅读统计资料显示，在1968年到1976年间的地下阅读运动中存在着一个较为清晰的阅读的转向。地下阅读中青年人的读书的轨迹一开始往往是马列著作，因为他们试图“在马列著作中寻找毛泽东思想所无法解决的答案”。由于对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大批判，在刻板的读物体系中熏陶出来的革命一代，其实并不真正懂得他们为之狂热的“革命”。如同《革命之子》(Son of the Revolution)的作者梁恒的回忆：“悲剧使我更急切的想要找寻更多的知识。我读遍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选集，以求更加了解社会主义。”而在1971年之后，他们的阅读大多转向了50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开始“内部发行”的“黄皮书”，这些十七年中翻译的文学作品为文革中的青年人提供了“革命”话语体系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在我看来，这一阅读转向充分显示出主体理性的一面，或者更进一步来说，1971年前后的地下阅读运动转向一种更为“自我投射”的阅读。
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和1971年的林彪坠机事件之前，青年人虽然通过阅读哲学、社科、尤其是所谓苏联修正主义的作品而有所反思，但是其思维脉络依然是革命的话语体系——他们更多思考的是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怎样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青年人关注“革命之路”究竟将中国引向何方，说明青年人认同于长久以来革命话语中建构起来的集体“大我”身份，认为自我与国家、与革命休戚相关。虽然他们直面现实而产生了怀疑，虽然“上山下乡”使他们背井离乡，他们依然满怀热情试图弄清斗私批修批斗的“修正主义”究竟意义为何，甚至热心地对当时国家政治、经济的大政方针提出意见。本着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理想和定位，这样的讨论一开始是合理合法的。朱正琳在回忆他的读书生活的时候说，因为“个人权利已被剥夺殆尽”，所以他和他的朋友们关心的是“国家大事”，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他们的理论兴趣就产生于这种时代特产的“政治关怀”。他认为他和友人对现实的怀疑早在1964年就已产生，不过那种独立思考倾向的蔓延，应是在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的1968年底。这种独立思考倾向除了像朱正琳那样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黑格尔哲学的例子之外，也包括对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关注。张木生根据自己在1965、1966年间在内蒙古插队的经历对中国农业的发展道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在1968年写成的〈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一文在当时反响很大。在1969、1970年间，以张木生为代表的“不相信派”和以任公伟为代表的“扎根派”，两派间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种对国家政治、经济大政方针的关注，和理论兴趣一起，构成了1968到1971年间青年人地下阅读的两个主要动力和目的。
地下阅读运动经历的由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向阅读西方文学的转向过程，一方面是由于在地下阅读运动前期，阅读常常以阅读小组的团体形式存在，讨论的都是革命的种种命题，使官方话语的权威受到质疑和挑战，从而受到镇压。
在地下阅读运动前期，官方很快就发现了阅读对官方话语权威的挑战，所以极力控制书籍的流通和传播，甚至采用了监禁和处决的极端方式。在1970年1月到5月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由于看书而遭殃的有名人之后，也有纯粹好奇的普通青年。比如北京“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案、南京的“金查华马列主义小组” 和“陈卓然小集团”案、上海“胡守钧小集团案”、宁夏“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案。在北京“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案中，赵一凡、徐晓等人因为搜集、传阅地下文学曾于1975年被关押进监狱。上海“胡守钧小集团”案的胡守钧、周谷声、邱励安、何穆、方农等均于1970年被押回复旦，接受公审及万人大批判，胡守钧后于1975年5月被判十年有期徒刑。而华东师范大学的王申酉（1945-1977）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王申酉1968年曾因“书写反动日记、收听敌台广播和盗窃学校大量书籍”入狱一年三个月。随后在1970年11月，王申酉被送往大丰农场五七干校监督劳动。1977年因为一封阐述个人世界观、对社会主义建设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看法的私人情书被认定为“万言黑文”而被判死刑。宁夏“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案最为惨烈，吴述樟、吴述森、鲁志立于1970年被判死刑，同案的熊曼宜自杀，陈通明被判处无期徒刑，徐兆平被判处15年徒刑，张维志被判处8年徒刑，张绍臣被判处3年徒刑，其余6人被拘留和在自己工作单位隔离关押、接受批判。对于青年们来说，虽然毛主席将保持革命的传统和成果的厚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然而在文革中，“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革命”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这样的思考和追问的结果却是惨烈的。
另一方面，与“早请示，晚汇报”结束于1971年“林彪事件”类似，在“林彪事件”前后，在“早请示，晚汇报”中一直被称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林彪转瞬间就成为了革命的叛徒，无论官方话语对此如何解释，都难以挽回在革命中逐渐塑造起来的伟大形象的崩塌，亦难以改变革命话语失去公信力的趋势。
革命的“退色”，让人们开始回归到个人的层面，开始思考人生，成为青年人阅读的新方向。周励对于自己当时的阅读的描述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代入了自我情感和经历的阅读经验，她觉得“斯大林时代和**简直象孪生兄弟一样，一个人的突然失踪，一个人的突然死亡，以及一个家庭未知的命运，都是和党的要求，党的事业这些永远冠冕堂皇的辞令连在一起的。我开始考虑人的价值和人在政治以外的意义”。在穷山恶水中已经待了两、三年的青年人变得愤世嫉俗，他们发现重新回到城市、回到自己的家庭成为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革命抛弃了自己，这个巨大的失望使青年人的阅读热情转向了西方文学尤其是西方现代派作品。张戎、王希哲、王声酉、王绍光等人都回忆过他们偷偷看书的经历，他们感叹：这些书使他们看到了“外面世界的最新动静”。“因为它们是打开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人人希望先读为快，书在朋友之间周转效率极高，有的书甚至异地流动。”而这样的阅读经历“一点也不特殊”。在1970年代，西方现代派作品是内部书中最热门的，也是令当时的读者印象最深刻、影响最深远的一类书籍。戈小丽(戈宝权之女)当年与郭路生共同下乡插队，回忆了他们这一批“黑帮高干、臭老九高知、靠边儿站中层干部和平民百姓的孩子”的生活。“杏花村的知青都尽力带去了各自的‘珍藏品’，如外国名著、《外国名歌二百首》、唱片及电唱机和手摇留声机各一部，这些东西在当时都属于被禁之列。每天下工后大家分堆儿读名著、唱苏联歌曲。农村隔三差五地有电。逢有电日我们就用电唱机听唱片，无电日就用手摇留声机听，到处飘荡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流浪者》、《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把我们住的两排小农舍变成‘文艺沙龙’了。”韩少功，张郎郎，芒克，彭刚，宋海泉，徐浩渊，林莽，杨桦，周国平等都声称读过《在路上》，更多的人在回忆录中提到《麦田里的守望者》。当食指被问到是否曾受黄皮书影响的时候，他说：“是的，十分重要”。1973年，诗人芒克还与一位画画的朋友成立了一个“先锋派”，决定仿照《在路上》一同去流浪。高行健则回忆说自己到大学一二年级，“几乎所有能找到译本的西方作品，都读了”。后来学习外文的好处之一，就是能直接阅读西方作品，特别是“西方现代文学”。
（四）地下阅读运动中的《在路上》、《麦田》和《等待戈多》
整个1960年代，西方中产阶级青年人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 运动如火如荼，他们不仅试图通过倡导“爱”与“和平”来改变世界历史，更重要的是希望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亚文化”（subculture）。这一种以拒绝中产阶级秩序和成人世界的价值体系为特点的亚文化，其最重要的美学来源就包括本文探讨的诞生于1950年代的《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
如果说发生在欧美的反文化运动是“在进行第一个由父母出资补贴的革命运动”，所以使他们“看起来似乎更像一个新版的儿童十字军东征（the children's crusade），而不是一次革命运动”,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说，发生于1960年代后期的中国的红卫兵运动的反叛也不是一次真正的“革命运动”。在毛的鼓励和支持下，这一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只是将毛对中国意识形态的影响进一步“合理化”。1960年代前期的中国，在刘少奇领导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由官方推出的英雄雷锋、王杰、欧阳海等，他们一大共同点是对毛泽东个人的崇拜——他们的所有事迹都是由于毛主席的教导，由于将毛的思想运用于日常生活。接受社会主义教育的年轻一代，自然对毛泽东无比崇敬。毛泽东的伟岸形象，以及毛对青年的“信任”对青年来说是极大的诱惑，它激起了青年改变现有秩序的愿望。无论是出身良好的老红卫兵、保皇派，还是造反派，乃至极左派，毛泽东思想都曾复写入他们的灵魂深处。
然而，在毛泽东的意识形态体系中，知识分子是与人民对立的阶级。在他看来，中国要面对的威胁不是个体的“小我”的异化，而是集体的“大我”的异化，而且这异化来自于精神层面。毛反复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毛时代的中国，资本主义私有制已经被消灭了，阶级斗争要斗争的对象自然只剩下资本主义思想。中共党史研究专家陈晋在〈毛泽东与文化的社会主义转变〉一文中评论道：这其中关键的问题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不复存在之后，承载‘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主体，承载‘唯心论’这类今后也难免出现的错误思想的主体，应该是谁呢？当然不好说是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也就自然要从思想意识上确认一个资产阶级的长期存在，并认为它必然要对人们的文化意识不断地施加着影响。这种从阶级对立来看待思想文化差异的理路，后来不断得到强化，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毛泽东同知识分子的关系”。毛的这一立场不仅伤了不少老知识分子的心，最终那些响应毛的号召奔赴中国农村和偏远地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们也开始了对官方声音的质疑。
1960年代的翻译的特点是进入毛时代翻译视野的都是那些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冲突最大，最具争议的作品，包括《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而1970年代的翻译则有更多较为轻松、较少政治包袱的文学作品。《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激烈冲突，引起对官方声音开始质疑的知识青年们的兴趣，越是受批判的越是要看。这使得这三本内部书在地下阅读运动中占据特殊位置。
以《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派作品最初吸引青年一代的目光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它们是西方世界的一面窗，并且是一扇对准当今世界的窗。70年代中国青年得以了解最多美国地理知识和生活方式的书莫过于《在路上》。通过这本书，中国的年轻人最早了解到丹佛、内华达州、盐湖城、卡萨斯平原、佛罗里达、内布拉斯加、新泽西、艾俄华（今译爱荷华）、墨西哥等等的风土人情。而《等待戈多》与西方古典戏剧绝不相类的荒诞风格让许多人感到陌生而新奇，也令中国的青年们思考自身的“等待”困境。韩少功认为《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即使放到百年以后，恐怕也堪称经典”。
其次，《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受欢迎很可能是因为青年一代对于文革话语体系的抵制，使得越是批判的东西他们越想拿来读。官方原本是打算以这些书教育青年人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在文革期间，文学批评引入的“读者”在大多
数情况下是按照毛话语的要求构造出来，作为权威话语的一种延伸而存在。权威批评往往用“群众”“工农兵读者”来囊括他们臆想中的、在思想观念和艺术趣味上完全一致的读者群。然而文本的意义是相对的，政治机制下衍生的意义不一定能够得到受众的认可，甚至可能走向反面，《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的阅读就是这样的例子。革命幻象破灭后的失望造成了青年一代转向对个人、自我的关注。对于身处革命的悲剧漩涡中的这一代人来说，《等待戈多》中近似无望的等待和作为道德、知识主体的人的死亡引起了他们共鸣；《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那孤独而彷徨的反英雄对理想主义的想象激励了他们的求真；《在路上》中自反的个体的追求自我的反叛的生活态度和对现实的不满刺激了他们的神经。这一代人的个性就是这样开始复苏，他们告别了革命话语的思维方式和斗争哲学，渴望回归自我。
《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更大的诱惑则在于西方现代派作品提供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著作完全不同的一套话语体系，这一革命价值体系之外的全新的“话语构成”因素促成了青年一代的反思。如丹屯（Robert Darnton,1939-）所说，“阅读的历史或阅读的人类学迫使我们去面对外来心灵的异己性”。将这一时期的阅读与马克思主义阅读小组进行对比，可以很清楚地发现青年一代已经转身离开了革命的“表述”。如前所述，在地下阅读运动前期的阅读以理论兴趣和国家命运、尤其是以思考中国的革命价值体系为旨归。而地下阅读转向后，对以《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阅读，更在意其中关于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外部物质世界和人与自我四种关系上的扭曲和异化的表述。宋永毅提出：
出现在‘垮掉的一代’, ‘愤怒的一代’作品中的叛逆之子们，面对传统的道德信仰的崩坍所表现出来的怀疑，悲观，绝望和反叛，和在文革中被利用后被放逐的一代青年的处境，心境都十分相似，**在中国社会中造成的上述四种关系的全面扭曲和严重异化，恐怕比西方世界有过之而无不及。同处于精神危机中的青年人产生惺惺相惜之感，异质的酵素更催发了他们的省悟。
《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的阅读命运和它们的翻译命运一样，与时代风云紧密相关。施咸荣在回答李景端选译《麦田里的守望者》有无压力的时候回答说，有压力，但是“这本书在美国很有影响，战后年轻人的反叛思想是股世界性潮流，中国也会受影响。翻译这本书，就是希望中国读者批判地看待这种社会现象，多少起一点警示的作用。”换句话说，中国的读者被期望以批判的眼光进行阅读，因为这些西方现代派文学与革命文学的话语是极端不同的。然而，中国年轻的读者们“自我投射”地从这些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派的文学中反观自己的精神危机和创伤心理，进而进行反思并首先反映在文学创作中。
总之，将自我情感和经历代入到阅读过程中的“自我投射”的阅读不仅仅顺应了当时中国青年人的感性反叛，也促成了他们的“自我启蒙”。主张投射是有意识的一派，认为自我投射与自尊/自我形象（self-esteem）和社会焦虑（social anxiety）有关。与之相反，荣格一直主张，投射是无意识的，我们对自己的投射毋需负责，要负责的是不能察觉到它们的存在，不能收回它们或不能加以分析。文革中开始并持续了差不多整个70年代的地下阅读运动，与个人空间的极度压抑是密切相关的，反映出人们试图寻求自我尊严，消解严重的社会焦虑。在“革命”这一价值体系之外的全新的“话语构成”的因素促成了青年一代的反思。无论这种自我投射的阅读是有意识的成分更大还是无意识的成分更大，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向摆脱“革命”价值体系的桎梏，建构包容更多阶层的主体意识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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