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一带一路”与亚投行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的构想，同时倡议建立亚投行，在亚洲地区乃至世界各地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各方对此寄予厚望。2014年10月，首批22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签署了《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备忘录》。2015年6月，50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共同签署《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另外7个国家随后在当年年底前先后签署。2015年12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达到法定生效条件，亚投行正式宣告成立。2016年1月16日，亚投行开业，进一步验证了中国的大国经济外交能力。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亚投行的“朋友圈”不仅将众多国家和地区凝聚在一起，其散发的众筹之力更是吸引着世界各国和衷共济、相向而行。
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覆盖五大洲，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显示了超地域性和广泛代表性。中国为世界搭建起“互利共赢”平台的同时，各国和地区也纷纷向中国投下“满怀期许”的信心票。亚投行之所以展现出无穷的魅力，是因为它顺应了当今亚洲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抓住了顺时应势的利益纽带。作为一个带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中国倡导建立的亚投行，将通过承担更多的责任来促进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和多赢；同时，基础设施的大发展也必将打造区域互联互通新格局，有望带动亚洲实现新一次经济腾飞。从孕育之初，亚投行就被赋予了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内涵。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亚投行将永远秉持着公开、透明、包容的理念前行。
一、亚投行是“一带一路”金融倡议的重要载体
一个身体要有心脏不停地输血才能存活，一个经济合作平台也需要一个可以不停地输血的“心脏”。就像身体存活需要流畅的血液循环一样，经济发展也需要高速运转的基础设施。“一带一路”倡议要顺利实施，必须有发达的物流系统。而这当中涉及的大部分国家基础设施或者较为落后，或者已经老旧，必须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这样就必须有一个能够提供足够资金的国际金融机构。
亚洲是当今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而其相对落后的基础设施现状却与此很不适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全可以成为今后一段时期亚洲经济的新增长点。但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途径面临很多瓶颈和限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一全新投融资平台的搭建，对加快亚洲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促进亚洲地区共同发展，可发挥多重积极作用。当前，亚洲拥有比其他经济体更雄厚的外汇储备、更高的储蓄率、相对健康的财政状况以及丰富的人力资源，已具备了人财物力等条件。
2013年10月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雅加达同印尼总统苏西洛会谈时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将搭建地区性融资平台的意图明确化。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倡议，得到广泛支持，许多国家积极响应。不仅需要国际帮助来建设自己基础设施的国家反响强烈，就连欧洲最发达的德、法、英、意和瑞士也都不顾美国反对，申请参加。这无疑是“一带一路”倡议获取的巨大进展，不仅仅有利于发展区域内经济，而且对整个“一带一路”区域内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有重大意义。
亚投行的定位为准商业性银行，成立初期将主要向主权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主权贷款。亚投行同时考虑设立信托基金，针对不能提供主权信用担保的项目，引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PPP），通过亚投行和所在国政府出资，与私营部门合理分担风险和回报，动员主权财富基金、养老金以及私营部门等更多社会资本投入“一带一路”中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国家数量高达65个之多，几乎遍布整个“旧大陆”（亚洲、欧洲与非洲）。长期以来，虽然亚洲和欧洲在地图上看是一个大陆，但在经济和政治上却是两个大洲。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就是交通不便，即使欧洲和东亚国家大多经济发达，海湾国家富甲天下，但对在中亚的沙漠和西伯利亚的冰原上大规模兴建基础设施，还是力有未逮。而南亚和非洲虽然地理环境不太恶劣，但缺乏大量兴建港口和铁路的资金和技术。中东国家虽然不缺资金，但技术不够，单个国家缺乏建设大规模基础设施的动力和规划。对整个世界经济格局来说，亚投行如果能够帮助这些国家建成现代化基础设施并与东亚、欧洲基础设施发达国家互联互通，就等于打通了整个旧大陆的“任督二脉”，其整体经济将会迎来一个大发展时代。亚、欧、非三洲的人口占人类总数的85.5%，这无疑将带来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时代。
油气是经济发展的血液，“一带一路”涉及的国家中，很多是油气出口国，特别是波斯湾地区，号称“世界原油的阀门”。这些国家中，不论前苏联国家，还是中东国家与非洲国家，除了沙特阿拉伯等少数国家外，如果能够建成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其进出口贸易将会得到空前的发展，甚至可以改变此后数十年的国际能源市场，由此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从原油价格的大起大落可以看出，目前国际市场定价机制很不合理，一些国家利用自己的经济霸权肆意操纵市场，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危害，“一带一路”国家乃至世界上很多国家受到严重影响。亚投行虽然不能彻底改变这种局面，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这些受冲击的国家。即使不考虑提供的短期资金援助对稳定金融市场的作用，单单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考虑，也可以极大地增进油气输出效率，降低运输成本，释放产能，稳定价格，提高“一带一路”国家在国际能源乃至其他市场的议价权，同时惠及能源出口国和消费国。综上所述，亚投行通过帮助建设亚欧非很多国家特别是帮助油气出口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以建设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市场，而且可能是建设世界能源市场新时代的启动者，其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及沿线国家能源合作的影响和意义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
1．全球形势的基本判断
自2007年先后爆发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就开始进行反思，而反思的结果是美国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美国所说的全球经济失衡是指美国对外贸易逆差，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为顺差；美国家庭储蓄率低，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储蓄率高。因而，美国认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对美国金融危机负有责任。其实，美国追求全球经济再平衡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经济全球化导致权力分散化，但经济全球化是不可违逆的大趋势。
奥巴马提出了“出口倍增计划”，希望重振国内制造业，通过减税等优惠政策鼓励在海外的制造业“回巢”，以增加国内投资，创造就业岗位，并宣称美国的劳动力大军、更低的能源成本和逐渐改善的经济将使美国成为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具体目标是未来5年为制造业和其他领域吸引1万亿美元的新增外来投资，因而要求美国驻外大使把吸引外资作为首要任务，但“出口倍增计划”实际执行结果并不理想。另外，美国提出了签订“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把美国同亚洲紧密联结起来，按高标准规则建立“21世纪的自由贸易区”。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美国推行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实施硬实力与软实力相互兼容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希拉里·克林顿曾宣称“美国未来的政治将取决于亚洲，美国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将是把大幅增加的投入锁定在亚洲地区”。尽管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受到多方面的牵制，但美国“重返亚洲”或“亚太再平衡”战略并非权宜之计。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金融政策的变动往往导致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基于美元霸权，美联储俨然成为全球央行，其历次实施的量化宽松或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均对全球各国，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造成冲击，此间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国都经历了严重的货币贬值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通胀。在全球金融形势动荡不安、世界经济屡现衰退迹象，发展中国家亟需国际金融机构施援的形势下，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作为却乏善可陈。此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唯有联合起来建立一个非西方主导的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全新的国际金融机构，才能有助于推动传统的以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治理”向全球各类国家参与的“全球经济治理”转型。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为了一己私利，不负责任地采取了四轮量化宽松政策，置新兴经济体利益于不顾。同时，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乏力，欧、美经济出现分化，对新兴经济体带动作用有限。受此影响，新兴经济体GDP年均增长率逐步下滑。亚洲各国要想恢复经济高速增长，实现亚洲价值、亚洲创造、亚洲投资和亚洲市场，不能单纯依靠外部资本和市场，需要联手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竞争优势。
目前，亚洲很多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起步或加速阶段，对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需求很大，但面临建设资金短缺、技术和经验缺乏的困境。2011年3月，麦肯锡公司的研究指出，包括中国、印度以及东盟等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不足。其中印度由于投资不足和设施维护不力，在用电高峰时的电力缺口达到16%至20%;20世纪90年代，印尼的基础设施投资总额约占GDP的5%至6%，可是在21世纪初以来的大部分年份中降到GDP的2%至3%；据估计，由于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所导致的能源、交通、住房、通信以及供水设施建设的滞后，使得这些国家GDP的增长率降低了3%至4%。据亚行于2009年公布的研究报告，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亚洲的基础设施项目将需要投入八万亿美元，大致相当于这10年间该地区国家GDP总量的4%；这些资金将用以弥补历史欠账和适应迅速增长的基础设施需求，其中的80%将投入能源和
交通领域，以强化对整体经济的带动作用。IMF公布的研究报告认为，亚洲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对远期的经济增长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当前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如能占到GDP的1%，则远期的经济增长率将会由此提高2%至3%。因此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成为亚洲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有利于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由于世行和亚行的贷款能力有限、限制较多，亚投行将为亚洲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提供更多的融资选择。
2．中国“经略周边”的总体思路和规划已越来越清晰
中国“经略周边”的总体思路和规划现已越来越清晰：一是加速推动上合组织向纵深合作发展，《杜尚别宣言》已把上合组织定性为“开放性的国际合作组织”，既要以安全合作为主导，又要大力推进经贸合作和人文合作；二是建设面向俄罗斯、中亚和欧洲国家的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三是加速推动中韩、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以及区域全面合作伙伴关系（RCEP）三大谈判；四是建立中巴、中印缅孟经济走廊以及中国—新加坡经济走廊；五是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上述各项“经略周边”举措已先后启动，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一带一路”建设则是当今时代崭新的“经略周边”的理念，越来越引起沿线国家的关注。习近平主席2014年9月出访中亚和南亚四国，拉开了“一带一路”大国外交序幕，打破了海上丝绸之路较为沉闷的局面。
在中国推出“一路一带”倡议后，为推动亚洲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亚投行、丝路基金等金融项目应运而生。亚投行及丝路基金的创设，将为亚洲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第一，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将为东盟国家的公路、铁路、油气管网、电网、通信网络甚至市政设施等基建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为亚洲各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强后盾。亚投行成立以后，将通过联合融资等方式加强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合作，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将引入PPP模式，通过亚投行和所在国政府出资，与私营部门合理分担风险和回报，动员主权财富基金、养老金以及私营部门等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模式为满足亚洲地区的发展需要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形成了涵盖政府、企业和私人投资者的全方位的投融资框架，更大限度地激活了各种资源参与亚洲的互联互通。
第二，对中国而言，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有利于拓展中国的国际经济空间，突破增长瓶颈，优化本国在国际经济大循环中的地位。当前中国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以往的以要素和投资驱动为主的发展方式面临严峻挑战。因此，加大对外投资力度，实现资源配置全球化已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当前中国外汇储备居高不下、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形势下，对外投资及工程输出的需求也日益迫切。目前，中国在高铁、机场、港口等许多领域的规划设计、施工都已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国还具备海外工程建设的丰富经验。中国可以发挥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海外工程建设，并带动中国国内的建材、交通与通信设备的出口，从而支持中国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将从以往偏重出口贸易和吸引外资为主，转变为进出口贸易并重、“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以对外投资构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生产网络，从而优化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自2013年10月以来，国家领导人多次提出设立丝绸之路发展基金和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赢得了区域内外广泛的国际支持。“一基一行”成功地建成运作，必将带来重大的战略价值和意义，引发多重效应和影响。
第三，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建成将引发区域经济一体化整合效应。“一基一行”奠定了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成功实施的基础。亚洲拥有庞大的人口、资本、资源，但是缺少有效运用这些人口、资本、资源的组织机构，特别是有效的多边金融组织。建成“一基一行”将把区域内外金融资源汇聚和利用起来，汇聚“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政府、产业和人民加强合作的意愿，提升各国开放交流水平，促进产业合作和价值链分工协作，让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都能从互联互通、贸易与投资开放、金融及服务合作中互利共赢。这种区域一体化模式包容性强，不搞约束性谈判，以政策对话与沟通代替谈判，让各国自主掌握开放的尺度，收放自如，促进共同发展，避免了美国式高水平、高标准区域经济伙伴谈判模式限制落后国家发展的弊端。
第四，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建成将引发国际货币金融合作与创新效应。中国提出的“一基一行”本身就是区域内外多边货币金融合作与创新的典范，体现了区域内外各国政府加强货币金融合作，共同投资设立新的多边金融组织，共同解决各国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一基一行”成为各成员国财政金融联系的纽带，有助于各成员国加强货币金融协调，促进区域内金融监管合作、金融机构双向业务合作和投资，还可以构筑区域金融安全保障机制，联合起来防范货币金融风险，减少风险带来的不利影响。此外，在亚投行获得广泛的创始成员支持之际，美国提出希望亚投行与世界银行合作，亚洲开发银行也提出同样诉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愿意加强合作，从而引发了国际金融组织之间合作的热潮。金融创新是“一基一行”活力的源泉，“一基一行”不会拘泥于世界银行、亚洲开放银行的传统运作模式，会创新开发金融和投资模式，积极采取开放的、多元化的筹资机制，吸引全球私人资本，发展跨境互联网金融、跨境贸易融资以及金融保险业务，促进货币融通和互换，助推人民币成为主要世界货币之一。
第五，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建成将引发全球经济秩序、治理结构和现有多边金融组织改革效应。成功建成“一基一行”不仅增添和丰富了多边国际金融组织的色彩，也将改善国际金融组织的结构。虽然丝路基金和亚投行是以共建“一带一路”名义发起，并为其发展和实施服务，本意上是有益的补充机构，并不是要取代现有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但是其实际功能、影响效应和目标可能并不限于此。
从短期来看，“一带一路”以及“一基一行”都是区域性的多边合作组织和多边金融机构。随着这些区域经济组织以及金融组织日益成熟和影响力扩张，可能扩展成为全球性经济组织以及金融组织，并有可能与国际货币基金、世界开发银行看齐。实际上，新成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与现有的多边金融机构既可以保持互补与合作关系，也可以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虽然不至于威胁到现有机构的存续，但至少可以形成与现有国际金融经济体系相并行的新国际经济秩序，重塑国际经济新秩序，促进现有国际经济秩序更加公平与高效，促进现有国际开发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改变美国长期独霸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和全球治理的格局。建成“一基一行”不仅打破了美国对华的战略遏制局面，也迫使美国在现有全球治理和经济体系改革上作出让步。
3．亚投行为亚洲互联互通打开金融之门
21世纪以来，亚洲逐渐走向合作、包容、发展的轨道，尽管不断出现一些局部摩擦，但总的前景是有利于团结合作、共谋发展的。而西方一些国家利用亚洲内部的摩擦和矛盾，长期压抑、忽视亚洲的合理要求与发展愿望，美国在金融危机爆发7年多来，仍然视亚洲为世界发展的落后、涣散梯队，在全球金融治理的重大关键问题上，一直未给予亚洲国家合理的权利与地位。这是阻碍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主要绊脚石，也是阻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主要原因。
但亚洲金融合作的愿望不能被长期忽视，亚洲的发展也是有目共睹的，亚投行的筹建无疑反映了亚洲合作发展的主流愿望，并为未来在亚洲建设高效便捷的基础设施物流体系提供了很好的蓝图。虽然这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一些荒唐的猜疑，也会引发关于中国高铁垄断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疑问，但从长远来看，建设高效便捷的横跨亚洲各区域的基础设施物流体系已成为亚洲各国在合作发展中的首要环节，这既包括联接东亚与中亚、中东的基础设施物流体系，也包括横亘北亚南亚的基础设施物流体系，基础设施网络是亚洲合作发展的首要条件，也是亚洲国家合作迈入发达国家进程的先决条件。亚投行无疑符合了亚洲大多数国家合作发展的强烈愿望，并首先在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上取得了区域性的共识，必然会取得务实高效的成果。
（1）亚投行有助于促进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作为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活力和经济潜力的地区，亚洲在金融危机前后一段时间内保持了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亚洲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的落后，制约了这些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公路、桥梁、码头、通信等基础设施的不足已经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亚洲绝大多数国家正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阶段，这一阶段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最为迫切。但是，许多亚洲国家经济发展底子薄、基础差，经济发展落后，难以大规模更新基础设施建设，而反过来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又导致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上不去。根据联合国的估计，南亚在未来十年需要25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而东亚一年的需求缺口可能就达到6000亿美元。亚投行的宗旨即在于为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资金提供帮助，亚投行成立将弥补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存在的巨大缺口，加强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之间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亚洲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既有像卡塔尔和新加坡这样的富裕国家，也有像韩国、马来西亚、中国这样的中高和中低收入国家，还有像老挝、巴基斯坦、缅甸这样的最不发达国家。总体而言，亚洲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仍然较为落后，中亚、南亚、东南亚部分国家长期生活在联合国规定的贫困线之下，缺少自我造血能力。亚投行的成立能够促进资本在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之间的调剂
，为贫困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相应的资金。在基础设施发展的红利刺激下，有望推动亚洲地区各国经济发展。
（2）亚投行能够推动亚洲地区互联互通的发展
互联互通是习近平主席在东盟国家访问时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与建立新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一脉相承。互联互通是中国加强与东盟合作的新的方向，也是进一步提高中国和东盟合作层次和经济一体化水平的重要途径。与传统的经济贸易合作相比，互联互通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含义上都更进一步。
互联互通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物理衔接，二是机制对接，三是人员连接。实际上，互联互通在各个方面既是对原有交流和合作的总结，也是进一步的发展和升华。加强各国基础设施，打造更加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是推动中国与东盟各国以及与其他国家互联互通，加快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基础工作。以港口建设为例，加快东盟地区港口建设是进一步提高中国和东盟货物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基础。缅甸有着丰富的矿石资源、印尼有着丰富的橡胶资源，但是这些国家的港口建设十分落后，许多资源运输不出来，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滞后。此外，中国已经拥有在世界范围都令人称赞的高铁网络，而中国的许多近邻铁路建设十分落后，并且轨道标准各不相同，导致物资运输需要多次装卸，极大地降低了贸易的便利程度，阻碍了域内国家的互联互通。而对原有铁路设施的改建重建则是一笔巨额的开支，需要引入亚投行这样的建设性的投资者。因此，加快设立亚投行，能够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提供便利的投融资支持，促进域内国家互联互通的发展。
（3）亚投行有利于推动域内国家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
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根据统计， 1990年至2013年间，亚洲区域内贸易年均增长率高于10%，约为亚洲与区域外国家年均增速的2倍。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亚洲国家之间经济周期的协同性普遍提升，其中东盟国家之间经济周期的协同性甚至接近欧盟国家的水平，显示出了很高的经济一体化水平。中国是亚洲地区重要的经济力量，中国是亚洲大部分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因此，许多亚洲国家经济发展也或多或少会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但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欧美各国国内需求普遍放缓，亚洲地区各国经济增长出现分化。另外受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部分国家经济增长势头停滞，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因此，如何强化各国之间的协作和合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挑战是亚洲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亚投行的成立有助于刺激亚洲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加大对基础设施投入本身就是刺激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
更为重要的是，亚投行的建立，将为各国提供一个新的资金融通、交流对话的平台，有助于各国就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探讨，在促进各国基础设施发展的同时，推动各国经济发展。另外，亚投行成立本身也彰显了亚洲国家共同应对挑战、团结合作的一种意愿，有助于向域内国家展现对未来经济发展表示乐观的一种态度。
（4）亚投行有助于中国发挥更加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亚洲，亚洲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正是在这一主旨下，中国积极倡议成立亚投行，希望通过与域内国家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带动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也通过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进一步提高中国的改革开放水平。以高铁为例，高铁是一项极富挑战的重大工程，目前我国正在努力推动高铁“走出去”。这将有助于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中国主导的高铁标准。泰国等国是中国高铁的重点营销对象，但是泰国经济基础薄弱，难以消化资金规模庞大的高铁项目。亚投行成立后可以为泰国引进高铁提供相应的资金，也有助于中国高铁拓展泰国市场，加强中国在泰国高铁市场的影响力。整体而言，中资企业在装备制造业、成套设备集成服务和基础设施建造等行业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在亚投行的资金支持下，中资企业可以更好地参与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新建，可以提高中国在该地区的建设性作用。由于中国在亚投行初期1000亿美元的资金规模中独占500亿美元，是第一大股东，势必拥有较大的话语权，也有利于中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同时，亚投行的建立还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虽然，目前亚投行资本金仍然是以美元计价的，但是不排除在日后会引入地区性主要货币，或者类似特别提款权的措施，鉴于人民币已经是亚洲部分地区接受程度较高的货币，人民币有望在亚投行内部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一个贴近主要市场的有力平台。
总体而言，亚投行有助于为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弹药”，继而增加这些国家的投资需求，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同时，有助于推动亚洲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发展，产生经济的外溢效应。
4．“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是相辅相成的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国策，是中国高速发展的根本保障。“一带一路”建设则是21世纪中国更大范围、更高标准开放的宏伟战略，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为此，中国政府进行了深入细致、注重实效的规划，并在2015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正式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内容。亚投行的建成，将为“一带一路”的设施联通和资金畅通提供政策支撑和金融保障机制。
坐享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多年被冠“第一大顺差国”“美债最大买家”称号，中国靠着多年出口黄金期实现了经济腾飞。然而，投资回报低、外部环境变化使得出口模式无法持续。作为以基建为主的对外投资战略，“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将为处于瓶颈期的中国开启新时代。“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是相辅相成的，“一带一路”是纲，举一纲而万目张，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投资、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合作与交流，推动该战略实施，首先需要考虑构建互联互通的物质基础；亚投行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多边机构，主要集中于亚洲基建，它不仅是对地区和世界多边开发体系的有益补充，也是实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必由途径。亚投行与“一带一路”的有机融合将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二者也将开启中国对外投资的新时代。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一带一路”途经60多个国家，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存在差异，所以，如何真正地发展好与各国的关系，促进“一带一路”的落实，则是目前摆在实践层面上的首要问题。例如，中国要如何处理地缘安全问题？尽管“一带一路”执行的是和平与发展使命，但由于途经中东、中亚等大国间博弈的敏感地带，如何管控风险、避免冲突，并与周边大国建立信任关系是首要任务。特别在地缘争执的敏感地带，例如南海区域，也将不断考验中国开拓海上丝绸之路的能力和技巧。具体来看，亚投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助推“一带一路”的发展。
第一，动员国际资金，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是深化亚洲经济区域合作的基础。这就要求进行大规模的交通、能源、光纤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亚洲国家贸易畅通和携手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亚投行参与国广泛，将资金、项目供给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有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和投资风险。通过搭建成员国之间的对话沟通平台，还可提高运作效率。此外，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参与亚投行，分享亚投行带来的长期受益，有利于亚投行在伦敦、香港、法兰克福、新加坡、悉尼等亚欧国际金融中心筹措资金，将亚洲内外的各种资金源源不断地引入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中，有利于弥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的巨大资金缺口，加速设施联通进程。
第二，构建政策性金融体系。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与其他项目投资不同的特点，突出表现为投资规模大，回收周期长，政治风险高。例如，东南亚不少国家存在观念障碍，认为基础设施只能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私人部门的资金很难进入该领域；有的国家还限制外资进入基础设施建设，导致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有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技术落后，营运成本过高，使得该领域投资缺乏吸引力。为了解决上述难题，在亚洲设施联通方面必须建立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将政府信用、政府支持与金融紧密结合，由政策性金融机构作为领头羊，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表率和中流砥柱的作用。亚投行是各国政府共同组建的专门支持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国际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各国国内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相比，具有国际性和更大的影响力。通过构建基础设施建设多方协作平台以及制度设计，亚投行不仅将资金，还将中国、欧洲国家以及世界上先进国家的建设技术、经营管理经验引入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更有效的“一带一路”建设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
第三，推动中国金融业深化改革和开放。从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到金砖国家合作银行，再到亚投行，中国在新设立的多边国际金融合作机构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亚投行是中国第一次真正地以领导者的身份参与多边金融合作机构的创设和运作，这对中国而言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挑战。如果亚投行不能高效运转，不能实现预期的目标，或者达不到国际社会的期望，不仅“一带一路”的设施联通进程会受阻，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提供全球性公共物品的努力也会付之东流，这将大大损毁中国的利益和降低中国的大国地位。因此，在亚投行设立后，中国必须深化金融改革，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完善法律体系，培养和引进国际性人才，在亚投行的建章建制和高效运行方面，既要符合金融机构的市场规律，又要协调各国诉求和政策，还要体现中国的元素和正当利益，只有这样，才能交出一份令世人满意的答卷。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