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亚投行的功能定位
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作。其基本宗旨是通过支持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和其他生产性领域的投资，促进亚洲地区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合作。如果条件具备，亚投行也将探索适当开展域外业务。同时，亚投行将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其他多边及双边开发机构密切合作，促进区域合作与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发展领域面临的挑战。
习近平主席在对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表示祝贺时指出，亚投行应该加快促进本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为亚洲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亚投行的建立代表了各方团结合作共谋发展的愿望、决心和行动。它也是一种创新机制，有利于推动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希望各方共同努力，将亚投行建设成为一个平等、包容、高效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和适应本地区各国发展需要的多边开发银行。同现有多边开发机构相互补充，加强合作，共同促进亚洲和世界经济繁荣。中国正在全面深化改革，朝着“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向前迈进。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健康发展态势，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亚洲、离不开世界。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提出建立亚投行的倡议，目的就是深化亚洲国家经济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努力使中国自身发展更好地惠及亚洲和世界各国。
1．亚洲是命运共同体
2015年3月26日至29日，主题为“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的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在海南博鳌召开。开幕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旨演讲中提出了“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的主张，一时间，“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亚投行”一起，成为当下最为炽热的词汇之一。按照最朴素的理解，“命运共同”，可以是患难与共的夫妻，可以是出生入死的战友，可以是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生意伙伴。但在国家与国家、区域与区域之间，这一宏大甚至有些深沉的词汇，到底意味着什么？
（1）命运共同体是亚洲国家对未来的希望，也是对自己境遇的认识
亚洲古称“亚细亚洲”，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在世界七大洲中，亚洲面积最大，陆地面积将近占世界的30%；人口最多，超过41亿，占世界60%以上。文化多元是亚洲的特色，每一种文化都有独特魅力，近年来，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势力迅速崛起，亚洲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大洲，其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核心角色。亚洲，正走在迎接新未来的路上。“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世界好，亚洲才能好；亚洲好，世界才能好。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我们要把握世界大势，跟上时代潮流，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在2015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11次提到“命运共同体”，他表示，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首先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客观理性看待别国发展壮大和政策理念，努力求同存异、聚同化异。要共同维持亚洲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局面和良好发展势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为一己之私搞乱地区形势。
事实上，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的博鳌论坛年会上发表演讲时就提到了命运共同体；时隔两年，在以这一关键词为主题的2015年年会上，习近平主席对命运共同体作出了更系统的阐述，提出各国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了大国的责任，指出大国意味着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更大责任，而不是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更大垄断。他同时提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为一己之私搞乱地区形势。
（2）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担当
迈向命运共同体，中国能做些什么？习近平主席说，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决心不会动摇；坚持共同发展，理念不会动摇；坚持亚太合作发展，政策不会动摇。“三个不动摇”体现了中国的责任与担当。中国有实实在在的举措：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倡议覆盖亚欧非三大洲，连接亚欧两大经济圈，能够促进沿线国家间相互合作。
命运共同体将如何实现“共同”？现阶段看，伴随着中国投入的400亿美元丝路基金，已经起步的“一带一路”倡议将覆盖亚欧非三大洲，连接亚欧两大经济圈，这将促进沿线国家间相互合作和共同繁荣。同时，随着亚投行筹建，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得以进一步具象化。我们可以乐观地预判，未来，命运共同体成员将集体享受亚洲经济一体化结出的硕果，而中国的作用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重要。亚洲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三成，亚洲的资源非常富足，而亚洲各国的发展差距却很大，这预示着亚洲各国有巨大的合作空间。如果能打通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瓶颈，实现互联互通，就可以创造更多的合作机会，让大家都得到好处。因而，合作是唯一出路。
中国一直力推亚洲地区合作，尤其是在地区贸易、金融、投资等领域的深入合作。中国推动成立亚投行的做法无疑是这一倡议的直接体现，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也表明了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极大提升。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本质上都是开放而非封闭的，这突出表明中国倡导的地区和周边发展模式并非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垄断。习近平主席对于各国平等相待和新安全理念的阐述，也直接表明了中国仍将坚持所有国家在地区发展和安全事务中地位平等的国际社会理念和和平发展的道路模式。
（3）亚投行不是独奏，是合唱
互利是合作的根基。例如，菲律宾不甘心被排除在“新丝路经济大餐”之外。针对中国提出的海上丝绸之路构想，菲律宾表示，菲国内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很大，仅凭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无法解决全部融资问题。菲律宾对亚投行表示欢迎，称“亚投行不会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产生竞争”，显示出菲律宾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与中国合作的浓厚兴趣。
共赢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以钢铁产业合作为例，在国内市场，钢铁供给已经饱和，但优质的产能在国外却大有可为。印度一位大型矿石供应商负责人说：“三年前，印度一家风力发电厂在国内采购钢材，对方只能12个月后供货。后来到中国寻找供应商，他们4个月就供货了，中国产品质量非常好，现在这个项目运行三年了。”印度钢铁缺口是0.3—0.4亿吨，特钢、硅钢、轨道用钢都供不应求，而中国的钢铁质量、价格在国际上都有相当竞争力。既加强多边合作，又强化双边合作；既跳集体舞，又跳交谊舞，充分利用现有合作机制，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特点。战略对接、优势互补，“一带一路”将更好平衡国内外供需，实现多赢。
2．亚投行致力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
（1）亚洲百姓的心声——大力改善基础设施
住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郊外的罗西塔一说起上下班就叫苦连天。为躲避早晚高峰，她每天早晨五点半就得出门，晚上七点半才离开公司。“上下班的路上，我从来没见过太阳。”罗西塔说，“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可是这么多年来，交通状况并没有什么改善”。由于道路陈旧狭窄，雅加达经常严重堵车，街道上的汽车一眼望不到尽头，三五公里路程常要行驶一个小时。加上雅加达排水系统年久失修，每逢雨季，到处内涝，更容易导致交通瘫痪。
同罗西塔一样，改善基础设施也是众多印尼人心中迫切的愿望。印尼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斯瓦格说：“人们总以为发展中国家的基建不足大多在农村、山区，但对我们来说，不用出城，时时刻刻都能看到基建有多落后。”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之一，印尼有约5000万人生活在没有电力供应的地区，雅加达近一半居民家中未接通自来水，落后的基础设施严重影响当地民生。
中亚国家基础设施也普遍落后。以素有“高山之国”之称的塔吉克斯坦为例，该国国土面积93%属高原和山地，交通闭塞是制约塔吉克斯坦经济社会发展首要难题。由于连接首都杜尚别和其他地区的公路年久失修，山路难行，一到冬天大雪封山，公路交通完全阻断，生产生活物资难以运达，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
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不仅影响民生，还严重影响外国投资者的热情。通常，吸引外资办厂要提供“三通一平”，即水通、电通、路通和场地平整，但印度多数地方水不通、电不够，这大大降低了外国投资者在印度投资的热情。印度的基础设施落后问题拖得太久，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但面临的首要问题仍然是缺钱。幸运的是印度政府不仅认识到了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的重要性，而且找到了解决方案，那就是加入亚投行，通过海外融资，解决基建工程启动难的问题。印度政府预算案特别加强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这说明政府已认识到这一问题的迫切性，但问题的实质仍是印度缺少启动资金。印度正在鼓励本国及外国投资者、实业家加入投资印度的热潮，而亚投行资金的注入无疑将是极其重要的一环。
基础设施发展滞后是削弱国家国际竞争力的“祸首”。据世界银行统计，印尼物流水平排名世界第五十三位，远落后于本地区排名第二十五位的马来西亚和排名第三十五位的泰国。由于缺乏完善的运输网络，商品的运输成本激增，中国的橘子、澳大利亚的牛肉、泰国的芒果运到印尼，常比印尼国内出产的还新鲜，也更便宜。印尼是东南亚规模最大、发展最稳定的经济体，但路桥、港口、水电等设施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外资进入，削弱了国际竞争力。麦肯锡咨询公司的研究显示，2030年前将有9000万印尼人进入消费阶层，能源需求将达到目前的3倍，对物资的需求也将成倍增长。为改善基础设施，印尼总统佐科提出“海上高速公路”战略，拟在全国各地修建和升级一大批港口、机场、铁路、公路等大型项目，促进互联互通。预计印尼互联互通战略所需长期投资额高达7000万亿印尼盾（1美元约合1.3万印尼盾），但政府只能提供宏大基建计划所需资金的不到40%，而印尼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型，单一的途径、高昂的成本造成国内融资瓶颈。
印尼的情况在亚洲国家较为普遍。单靠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无法满足亚洲发展中国家庞大的基建投资需求。资金短缺是新建和改善基础设施的主要瓶颈，也是百姓的苦恼所在。而定位精准的亚投行，业务重点正是基础设施建设，这让广大基础设施欠发达的国家的百姓看到了改善民生的希望。可以说，亚投行将成为带动东南亚基础设施建设热潮、推动地区甚至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2）亚投行致力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
亚投行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同提出来的。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目的是通过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等“五通”措施，加强沿线国家经济联系并实现共同繁荣。其中，道路互联互通是前提和基础。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薄弱、公共财力有限，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目前处于人均GDP在1000美元至10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基础设施对经济的制约作用最强。如何筹集资金成为关键。另据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在2012年出版的《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一书中的测算，亚洲地区2010年至2020年间，需要超过8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费用，区域性基础设施投资还需要3000亿美元才能维持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仅印度尼西亚地区的基建就需要2300亿美元的资金注入。而亚洲开发银行每年仅有约130亿美元的新贷款、新项目。因此，筹建亚投行的宗旨是通过对基础设施及生产性领域的投资，推动亚洲经济发展、财富创造和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中国经验，也同样适用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通过优先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提升道路的通达水平，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区域以及亚非欧之间交通运输网络，有利于发展沿线多边贸易。根据规划，“一带一路”建设
要抓住交通基础设施的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优先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配套完善道路安全防护设施和交通管理设施设备，提升道路通达水平。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亚洲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需求在不断增长。但资金缺乏是瓶颈。那么，“一带一路”建设将如何筹资，来帮助沿线国家和地区完成基础设施建设？
作为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好比一个巨大的“血库”，为亚洲各国的发展和建设提供坚强后盾。而这一点，对于此次加入亚投行的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尤为重要。尼泊尔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尼泊尔官员透露说，尼泊尔很多基础设施都老旧了，将会制约经济发展。“如果我们想在2020年左右脱离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列，就必须对它们进行改造，但政府缺乏资金。尽管我们推出各种公私合作的模式，希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投资，但收效甚微，毕竟基础设施投资大、周期长、回报率低。亚投行可以缓解我们的资金瓶颈。”这段话可谓说出了不少亚投行小伙伴的心声。柬埔寨财政官员透露，柬埔寨正在努力实现2050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目标。但基建耗费太大，光建设铁路就需要超过30亿美元。这么庞大的资金数目哪里去寻？亚投行的出现可谓解燃眉之急，将为融资提供一种新的范本。
亚投行从倡议筹建到渐入正轨，之所以短时间内即迸发出勃勃生机，关键在于其以扩大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抓手，牢牢把握住了发展这个各方最为关心的话题：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亚洲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势必继续释放亚洲的经济发展潜力，这对于当前的世界经济大有裨益。
亚投行是第一家集专业性、区域性、准商业运作为一体的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其服务领域专攻基础设施，服务范围针对亚洲区域，资金投向将更为集中。相比亚行更为关注社会发展领域，亚投行则更多关注铁路、公路、桥梁、港口、电力、通信、油气运输等硬件领域，而这些领域很可能由于不符合社会保障、环境保护要求被亚行、世行否定。此外，亚洲商业银行普遍缺乏项目融资经验，对基建项目态度谨慎，贷款条件相对保守。亚投行则有望带来更为灵活的审批程序与贷款条件，以及更多资金投向话语权。
3．亚投行有助于构建全球多层次开发银行体系
最早的国际性开发银行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1945年12月27日，28个国家政府的代表签署了协定，宣布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正式成立。大家熟知的世界银行是世界银行集团的俗称，由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等五个成员机构组成。世界银行是最早的多边开发银行，而且是全球性的。随后，由于世界各地发展的不平衡及需要，又相继出现了众多区域性的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又称泛美开发银行，是世界上成立最早和最大的区域性、多边开发银行，成立于1959年12月30日，总部设在华盛顿。该行是美洲国家组织的专门机构，其他地区的国家也可加入，但非拉美国家不能利用该行资金，只可参加该行组织的项目投标。同年，欧洲投资银行也正式营业，它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各国政府间的一个金融机构，总部设在卢森堡。其业务重点是对在共同体内落后地区兴建的项目、对有助于促进工业现代化的结构改革的计划和有利于共同体或几个成员国的项目提供长期贷款或保证，也对共同体以外的地区输出资本。主要为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服务。1964年非洲开发银行成立。非洲开发银行是非洲最大的地区性政府间开发金融机构，共有53个非洲国家及24个非非洲区国家为其会员，总部设在突尼斯。
1966年11月，亚洲开发银行成立，总部设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亚行是一家致力于促进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发展中成员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区域性政府间金融开发机构。目前，亚行有67个成员，其中48个来自亚太地区， 19个来自其他地区。中国于1986年3月加入亚行。亚行的宗旨是通过发展援助帮助亚太地区发展中成员消除贫困。亚行主要通过开展政策对话、提供贷款、担保、技术援助和赠款等方式支持其成员在基础设施、能源、环保、教育和卫生等领域的发展。
表1 三大国际金融机构基本情况表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此外，有影响的多边开发银行还有加勒比开发银行（1969年10月成立）、伊斯兰开发银行（1974年8月成立）等。1991年成立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则有着特定的背景，其宗旨是帮助和支持东欧、中欧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化，以调动上述国家中个人及企业的积极性，促使他们向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过渡。投资的主要目标是中东欧国家的私营企业和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该银行最大股份拥有者是美国，占10%，其次是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各占8.5%，东欧和前苏联国家总共拥有股份11.9%。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近年来受到关注的开发银行。其目的是金砖国家为避免在下一轮金融危机中受到货币不稳定的影响，计划构筑的一个共同的金融安全网，可以借助这个资金池兑换一部分外汇用来应急。2014年7月金砖国家发表《福塔莱萨宣言》宣布，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初始资本为1000亿美元，由5个创始成员平均出资，总部设在中国上海。
通过对现有国际多边开发银行的梳理和研究发现，除世界银行外，其他都是区域性多边开发银行，其目的与宗旨大都是为本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与环保等方面提供金融服务，从而让本地区的经济更加发达，让本地区的人民更加富裕，让全球的经济更加繁荣和均衡。其中世行和亚行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最大，主要原因是他们由发达国家来主导。不仅如此，世行和亚行提供的金融服务，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有很大的资金缺口。这就从客观上说明需要有新的国际性开发金融机构来提供金融支持，亚投行可谓是应运而生。
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金融机构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同时，亚投行的诞生打破了美国在世界金融领域一统天下的局面。亚投行如同一条鲶鱼，将给国际金融秩序输入新鲜力量。
首先，在遵守国际通行惯例与合理规则的前提下，亚投行将推出以各国相互尊重为主旨的中国版世界金融新规则、新秩序。例如，各国在亚投行的投资权重将以GDP为主要依据。
其次，世界金融治理格局改变不可阻挡。经过战后70年的发展，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世界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然而，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并不能反映这种变化，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在两行的话语权和投票权依然受到限制。另外，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主要是从事扶贫、环境保护等事宜，而对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却十分有限，中国自立门户成立亚投行，正好弥补这个空缺。
具体说来，亚投行和世界银行以及亚洲开发银行有几大不同之处。第一，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主要致力于全球和区域范围内的减贫工作，但亚投行不以减贫为主要目标，而是要投资准商业性的基础设施，实现亚洲地区的互联互通。第二，亚投行是区域开放的，首先是面向区域内的国家，其次才是区域外的国家。亚洲开发银行行长和世界银行行长都非常欢迎中方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认为相互之间是互补的，而且愿意联合进行项目融资。亚投行还将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和好的做法。第三，亚投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也有促进作用。由于美国国会一直未予批准，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从2010年通过至今仍未落实。若亚投行发展起来，也能够促进IMF的改革。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诸多漏洞和不合时宜之处在世人眼中暴露无遗，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不过，国际金融改革进度之慢，也超乎世人想象，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发展。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确定的份额改革方案，至今没有得到落实。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亚投行，正是对已有国际金融体系的“查漏补缺”，是与现有多边开发机构的相互补充。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创办亚投行这样一家新金融机构对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和地区影响力，将雄厚的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和外交方面的软硬实力，显然有着巨大的好处。中国也正是看到了二战以后形成的现行国际金融、贸易体系对于美欧和日本维护其国际地位，同时以更低廉的成本获取全球资源方面的优势，才决心尝试另起炉灶，搞一套能够发挥自身影响力的平行体系。同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都足以支撑这样一个金融机构，它甚至可以成为中国十分“烦恼”的外储投资多元化战略中的一部分。
因此，不论亚投行的前途多么复杂、艰难，它毕竟代表着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抛开旧秩序另起炉灶的尝试。其对加快全球金融和货币体系改革而言，注定会起到非常有益的促进作用。我们注意到，世行和亚行最近都宣布了大规模的改革计划——世行要“减员增效”，亚行则许诺“简化流程”，这些举措正是为了回应金砖银行和亚投行这些后来者的竞争。
中国的兴起将带动全球秩序重组，中国带领发展中国家选择性接受西方的游戏规则，也带动非西方国家的崛起，特别是中国启动“一带一路”大战略后，将重塑全球经济格局。种种迹象表明，亚投行的建立以及之前成立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世界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的必然结果，标志着世界金融体系正在发生变化。中国亚投行的运作成功，除了国内、国际两方面的现实经济意义，更是中国在国际大舞台追求话语权、发挥影响力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
4．亚投行有利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中国倡导的亚投行目前拥有57个创始成员国，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可，远远超出当初设想。亚投行定位准确，专注于亚洲不发达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将弥补基础设施投资巨大不足的缺陷。同时，亚投行代表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的新方向，将有力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进程。二战结束以来，经合组织（OECD）国家在国际经济体制中占据支配性地位，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这种全球治理结构已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全球治理改革势在必行。此外，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也为亚投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增添了动力，长期以来欧洲国家对美国滥用霸权地位的现象表示不满，法国等国长期要求限制美元与美国的影响。法、德等欧洲国家显然希望通过加入中国倡议的亚投行来平衡美国的金融霸权影响。
亚投行与“一带一路”倡议是开创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消极被动，都是强国要求中国“开放”国门，现在这个趋势发生了逆转，中国主导的倡议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主动要求别国开放市场。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国是二战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等国际机制的创始国，中国并不像某些国际舆论批评的那样是一个所谓的“搭便车”国家，中国为全球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与欧洲国家在亚投行方面的合作有利于加强多边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亚投行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全球治理理念，即国际机制不应当依据国家力量大小决定发言权，而应成为各国平等参与的舞台。美国推行“重返亚洲”战略是促进亚投行崛起的重要背景因素。
亚投行的崛起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产物。危机发生以来，中国成功应对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同时也面临经济再平衡的压力。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产生了诸如外汇储备增长过大、产能过剩明显等问题，这是推动中国提出亚投行等国际经济合作倡议的内部动因。在外部动因上，中国经济在危机中快速崛起，国际社会包括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能对国际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亚投行可以说是对这种国际期望的回应。此外，从国际公共产品提供的角度来看，亚投行的目标不是要竞争国际影响力，而是要扩大地区公共产品的供应，目前亚洲开发融资这一公共产品明显不足，亚投行将加强开发融资的供应能力，中国与受援国家都将获益。亚投行的出现将创造一种竞争机制，促进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同时也将促进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由于各国力量分配更加平衡，未来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将更加多元化，更加平等民主，中国倡导的互利双赢将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
种新模式。
从本质上说，任何国际制度的诞生都是全球经济发展变化的产物。二战后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框架的全球治理体系曾运行良好，吸引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的加入。但是，这一体系逐渐出现分化，1999年以来WTO部长级会议多次失败反映出穷国和富国公然分化，结果是国际体系受损、区域主义纵横交错。2008年金融危机后，尤其是近两年，美国经济复苏与欧洲停滞形成发达国家间的分化。亚投行获得众多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的支持，是世界经济分化所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制度体系，亚投行是顺应时代的产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搁置，中国与其他国家表示失望，而美国误判了其他国家想要加入亚投行的意图。同时，奥巴马和美国财长雅各布·卢对亚投行是否能保持管理和放贷业务上的“最高级别的国际水准”表示怀疑。可以想见，在亚投行组建运行的过程中，国际水准将成为美国指点亚投行的主要说辞。究竟该如何客观看待所谓的“最高级别的国际水准”？
首先，应充分肯定亚投行的出现是发展中国家撬动当前国际制度体系的杠杆，是制度创新。奥巴马所说的国际水准是旧时代的水准。日益分化的世界必然导致全球治理机制出现更多创新，美国“重返亚太”的自贸区谈判也是一种适应体系变动的制度创新。中国倡导的亚投行激起如此涟漪，只是因为这个创新具有发展中国家的基因。
其次，需防止高级别国际水准成为针对亚投行的制度壁垒。高水准总是一把双刃剑，可以是正向的激励，也可能是反向的壁垒。亚投行吸引大批发达国家加入，搭上共同发展的列车，不应用所谓高级别国际水准拖亚投行的后腿。减少反向制度壁垒的好办法是开放合作，相互包容，为到达终点共同努力，使列车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和标准。
再次，要减少制度错配，保证亚投行目标的实现。国际体系中制度错配常常出现，以世界银行为例，以减贫为目标的世界银行同时采取股东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治理框架，既要考虑贷款供给的收益，也要考虑减贫的需要，这使世界银行贷款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一定错配。亚欧诸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长期处于有需求无供给的状态。林毅夫教授曾提出大规模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他认为，这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可实现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赢的目标。亚投行业务定位于此，希望能减少错配，实现共赢发展。
最后，要给制度创新过渡期。世界银行、WTO这些国际组织具有70余年的历史，其规则的建立是一个不断积累、完善的过程。另一方面，适应规则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1995年WTO知识产权协定落实时，就给予了发展中国家更长的过渡期去适应新规则。亚投行的制度设计不可能一步到位，要给予创新过渡期。
5．亚投行是更多地考虑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新型国际金融机构
在中国提出筹建亚投行之初，各国反应千差万别，有的支持和响应，也有的怀疑和反对。反对者提出，目前的国际金融合作框架中已有世界银行，亚洲区域内也有亚洲开发银行，中国根本没有必要筹建亚投行。有的甚至认为，组建亚投行不过是中国谋求更多的国际金融话语权、挑战美国的行为。
事实胜于雄辩，从50多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积极响应并希望成为亚投行的创始国看，在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之外成立亚投行是非常必要的。亚投行也不是为了挑战现有国际金融秩序或挑战美国的权威，而是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弥补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不足，使得国际金融体系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能够更有效地发挥金融功能。
第一，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贷款支持远远不能满足亚洲各国的基础设施的资金需求，需要新的金融支持机制。2013年，亚洲开发银行提供给各主权国家的贷款总额为117.68亿美元，世界银行提供给亚洲的贷款总规模只有157.73亿美元，两者合计不足300亿美元，与亚洲地区基础设施8000亿美元的融资需求相比，少得可怜。亚投行资本金1000亿美元，致力于汇聚全球富余资金，以基础设施项目为对象发放主权贷款，以PPP等形式动员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养老金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本，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需求，有效弥补上述两个国际金融机构金融支持不足的缺陷。
第二，亚投行的目标单一，所产生的外部效应更高。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目标主要集中在消除贫困，其贷款被分散运用到教育、卫生、信息通讯、公共管理、法律和司法等多个领域，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较少。亚投行的目标则主要是提供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通过增加基础设施供给，经济增长的基石更加牢固，这实际上是长期消除贫困最有效的手段，从这一意义上讲，亚投行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是殊途同归，有望成为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巨大正能量。
第三，亚投行将更多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搭建更为公平、公正的国际金融合作框架。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在治理结构上不合理，较少给予发展中国家话语权，较少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历任世界银行行长都由美国人担任，美国在制度设计上还拥有重大事项一票否决权，这与当今民主制度和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彻底相悖。类似的制度设置也存在于亚洲开发银行中。与此相反，中国倡导、组织筹建的亚投行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的包容开放与合作精神，而且会更多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利益。按照亚投行的出资规则，中国是最大的出资国，然而，中国政府已经公开表态，将充分发扬开放、包容、公平、公正的合作理念，绝不会将中国意志强加给亚投行，亚投行将按照国际规则和市场规律进行运作。因此，具有不同于当前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亚投行，树立了一个新兴经济体主导、参与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典范，为正在进行的国际金融秩序变革作出了实质性贡献。
6．亚投行功能定位决定其治理结构
面对亚洲经济必然成为“增长极”与客观存在的“不连通”的矛盾，以金融主导、引导亚洲经济发展动力、优势和短板的三维平衡，应是亚投行经营功能作用定位的主体内容，偏离这一主体内容而谈治理结构，没有实际意义。对基础设施及互联互通建设的投入，需落脚到利益分享式经济特质的培育与完成上。亚投行的发起和设立，为国际金融结构和秩序的完善与补充，增添了一股新鲜力量。经济实力基础与金融结构主导的反差与背离，是催生亚投行最现实的动力，亦是崛起的新兴市场国家力量对现有金融秩序最直接的撞击。亚投行的创设，也可视作中国经验的全球分享及规则诉求的全球认同。必须承认，完成这样的过程，很不容易。几乎前行的每一步都充满艰辛和挑战。
这些年，国际舞台上的“中国行动”，常会被个别国家用另类标准贴上特别标签。无论建立各类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还是创立金融多边合作机构，排斥和阻挠总是如影随形。其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往往以“治理结构”为焦点，原有秩序主导者的反应，变得更强烈与毫无掩饰。在此次发起和筹备亚投行的过程中，围绕股权结构公平性、运行机制透明性、贷款配置公正性和决策流程高效性等问题，掀起的补充还是替代、完善还是颠覆的争论，遭遇的所谓治理结构最高标准的质疑与纠缠，就是前述特征的集中体现与爆发。
其实，亚投行选择什么样的治理结构模式，是其“胎动”时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更重要的是，这种治理结构模式必须受“胎动”后主要功能作用定位的影响和约束。所以，亚投行经营功能作用定位比治理结构的博弈更重要，这是问题的核心和关键。“亚投行热”说明全球现时的主体金融结构和力量，在不同的地域和环节上，已不太能客观反映新经济结构的变化现状，也不太能体现新经济力量的权利意志。现有的金融秩序和治理制度需要加快改善。对于任何类别多边金融组织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来说，其经营内容是否代表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和主流趋势，才是最重要和最紧迫的。以此为基础，才可能真正生长出最佳的治理结构机制。
从本质上说，金融治理结构是为经营内容服务的。任何类别的治理结构，一定是依据变化的内容所形成的客观产物，并不存在固有的治理结构模式。以内容变化的客观性才能真正体现治理结构的专业性、代表性和时代性。亚投行功能作用定位的“三维平衡”，需以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的利益共享为根本。作为新型国际金融多边合作组织，亚投行实际上又是一种新型经济力量崛起的成果分享机制。亚投行的起步、推进和发展过程，本质上是全球不同国家和经济体利益再聚集和再分配的过程。G7国家在加入亚投行选择上的分化，说到底是利益选择的分化。分享亚洲或者说新型经济的发展成果，是亚投行影响力和集合力的根本原因。当下，无论是世行还是亚行，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特别提款权制度的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甚至步入“死胡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背离了这一逻辑。为此，应当坚持“绿色经济”发展方向，不走以牺牲环境、破坏生态为代价的发展经济老路，这样的发展模式对于未来经济具有引领、标志和示范效用，能在物流、人流和资金流更为通畅的前提下，让山更清水更秀；应当坚守“开放经济”发展原则，不仅在基础设施及互联互通建设中，让全球分享就业、工程参与和产业升级的直接利益，而且使升级版的亚洲经济具有众多通道，对接全球经济，形成更大的国际交流能量；应当坚定“效率经济”发展目标，在加快亚洲经济一体化以及形成产业分工新优势过程中，体现更多高效性，要利用“互联网+”的新业态，打造全球经济的效率新高地；应当坚实“创新经济”发展内容，以创新来吸吮发展动力，以增多产业龙头来壮大发展力量，以优化结构来平衡发展矛盾，真正实现相对均衡发展中的包容性增长。
亚投行的初始资本金为1000亿美元，而近万亿美元的巨大供需矛盾，也就赋予了其另一项特殊使命：主动引导和带动民间资本良性发展，有效融合和协调原有金融力量共同发展。这是其经营功能作用定位不能或缺的内容，也是实现治理结构动态优化的重要路径。
7．亚投行是中国提供全球性公共物品的重要尝试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只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深度合作，才能有效解决诸如疾病传播、环境污染、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而这些全球性问题的根源都指向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当前，世界各国的贫富差距显著，并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如何帮助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快速脱贫进而发展经济，不仅关系到发展中国家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发达国家的安宁和可持续发展。
获得更多的全球性公共物品，对发展和消除贫困非常重要。世界银行认为，所谓全球性公共物品，是指那些具有很强跨国界外部性的商品、资源、服务，以及规章制度和政策。在国际社会，需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通力合作，采取集体行动，才能充分供应这类物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70余年的历史表明，主导全球性公共物品供给的基本上都是经济发达的大国。美国一直是全球性公共物品的主要供给者，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性合作机构，以及全球经济、金融、贸易规则，都是在美国的领导下构建的。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原有全球性公共物品体系的缺陷不断显现，新兴国家整体崛起后所需的公共物品严重匮乏，需要新的供给机制。正因为如此，改革全球性公共物品供应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过去30多年世界经济中发展最快的国家，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贸易规模居世界第一，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世界大国。作为世界大国，中国必须有所担当。因此，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参与全球性公共物品的供应体系建设，增加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是中国大国责任的具体体现。倡导、推动筹建亚投行，在向亚洲国家提供基础设施投资资金的同时，制定更多满足发展中国家需要的制度和规则，构建一个新的国际金融合作机制，某种意义上讲，亚投行是中国向全球提供公共物品的里程碑。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