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千古“史圣”司马迁(1/3)
司马迁（约前135年-前90年），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他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巨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史记》一书既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著作，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更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鸿篇巨制。鲁迅先生称许《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基于司马迁对历史学的贡献，后世史学家公认司马迁为“史圣”。
替人求情，失宠下狱
司马迁，字子长，其生卒年代史无明文，通常认为是公元前145年-前86年，享年60岁。西汉夏阳龙门人（今陕西省韩城县）。夏阳，县名，今韩城，靠近龙门。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
据说司马迁家世代都是的历史家和天文家。司马错是秦惠王时伐蜀的名将，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又做汉武帝的太史令，恢复了祖传的史官恒业。
作为一位太史令，司马谈一直以这个并不显要的太史官职为荣，在他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这也对司马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至后来司马迁也为这个事业奉献了一生。
一直以来，司马谈都想着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这个时候，正当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张骞奉使通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热情迸发的时候。
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
元丰三年，司马迁的父亲去世。病危时拉着司马迁的手哽咽地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司马迁被父亲的这一番谆谆嘱托所震动，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答应了。
那时司马迁38岁，正式做了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也因此他便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其认真程度可见一斑。
父亲的遗志，司马迁从来没曾忘却，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他也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因直言而遇上横祸。
事情是这样的：那年夏天，汉武帝派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这个李广利是武帝的宠妃李夫人的哥哥，另派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广利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汉武帝听到李陵投降的消息后非常生气，满朝文武察言观色，趋炎附势，之前还纷纷称赞李陵英勇，现在却附和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便说了一些替李陵解释的话，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然而就是这些正义之话，却害苦了司马迁。
在汉武帝看来，司马迁所说之话的意思似乎是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贬低劳师远征将军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遭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死
刑。
在那个时候，死刑也是有减免办法的。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宫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而宫刑对于一个人来讲，又是一种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所以，司马迁最终选择了宫刑。在狱中，司马迁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了性命。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地活了下来，希图出现一线转机。
公元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这时司马迁五十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他专心致志写他的书。直到公元前91年，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
司马迁因其早期生命体验与融合儒道而形成的生命意识，弘扬一种超越于社会功利层面的理想主义精神追求。司马迁的受刑，既是社会的悲剧，也是个性的悲剧，遭受宫刑的人生悲剧玉成了《史记》悲剧精神的目的性、坚韧性与超越性；从而在这两个基础上形成司马迁超越于生死关系之上的价值观。忍辱著述的创作心态使《史记》带有浓厚的人文理想色彩。
“忍辱负重”是一种抗争术，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真正能做到、做好太难了！对于做大事的人来说，忍辱负重是成就事业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能在各种困境中忍受屈辱是一种能力，而能在忍受屈辱中负重拼搏更是一种本领。
发愤著书，名垂青史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司马迁和他的千秋名著《史记》是个庞大的存在，耸立在中国历史和文学的大道上，没有谁能绕得过去，也没有谁的作品能取代。他的伟业，他空前绝后的文采，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无人取代的卓越贡献，还有他作为男人遭遇的旷世屈辱，既让人景仰、诚服和击节赞叹，又让人心生悲悯。
司马迁于公元前96年遇汉武帝大赦天下而出狱，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史记》是司马迁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字。
《史记》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恐怕与其所记录的真实性有很大的关系。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这些均可以看得出来，为传写《史记》，司马迁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阔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历史文献之最可贵之处就在于真实，司马迁能做到如此，不愧被人们给予那么高的赞誉。
要坚持“实录”精神，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必须要面对现实、记录现实，然而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想他之所以受宫刑之罚，不就是因为其力求“实录”所致吗？可是他并没有因受如此大的惩罚而改变原则。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当时言论并不自由，且时时受汉武帝监督的情况下，司马迁要做到真实记录，需要面对多么大的压力，是很难想象的。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
司马迁在《史记》里不仅记载了大量史实，并且要“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要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来。因此，他不只是一个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为了完成《史记》的著述，司马迁所忍受的屈辱和耻笑，绝非常人所能想象。一个人在身心都遭受常人无法忍受的折磨时，是非常需要一种对他而言强大的精神动力来支持并且推动他举步维艰的每一个前行脚步的。那么对司马迁而言，是什么给予他如此巨大的力量发愤而作呢？
首先就是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驱使。
对于修史，司马迁有一条“重于泰山”的坚定信念，所以，不完成《史记》的写作，绝不能轻易去死，即使一时被人误解也在所不惜。就是这样的信念支持他在“肠一日而九迴”的痛苦挣扎中顽强地活了下来，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完成了他的大业。这与他个人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有着密切的关系，司马氏家族几代修史，读史使人明辨是非，司马迁非常推崇屈原，也为其遭遇深感不平，虽然他不赞赏屈原投河自杀的行为，然而司马迁的人生观是深受屈原影响的，屈原的爱国忠心深深感染他，历史上忠肝义胆的仁人志士的壮举也已深入他的灵魂，影响着他世界观与人生价值观的形成，以至于他在生死之间徘徊迷惘是坚强的选择了生存，并且更认清了自己作为史官的职责与使命，那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且，完成《史记》也是他父亲的遗愿，如果说前面是社会交付与他的使命，那这就是他父亲交给他的使命。因为他是一个具有强烈责任感的人，所以他勇敢坚强的扛了下来，并把这个使命化作他活下去的精神寄托，甚至唯一寄托。他那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人格将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今天我们读着这部不朽的巨著，遥想司马迁当年写作时的艰辛与坚毅，怎能不对他的崇高精神无比敬佩呢！
另外一个就很简单了，就是立名、立言。“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有的人活在世上不求功名，淡薄一生，而有的人却想要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身影”，渴望名垂千史，司马迁属于后一种，希望文采表于后。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有：“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但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司马迁给后人留下的财富却是不可估量的。
通常来讲，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大致会有两种选择：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着自己的目的，将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司马迁所谓的“愤”，是指其“意有所郁结”的精神状态，这是一种心理上受压迫而不得伸展的状态，怨愤郁结，借著书立说发挥疏通，这样才能恢复心理平衡。“愤”包含了个人怨愤的情绪，同时也显示了穷且益坚的意志，由于它强调了创作者在逆境中奋起而不消沉的品格，极富于批判精神和战斗精神。能够“发愤”者往往是精神生命的强者，在逆境中他们人格高尚，意志坚定这种“愤”蕴含着积极进步的社会内容和强烈的正义精神。
在屈辱、痛苦、挫折面前，是抑郁而终，做一个弱者，含恨离开人世，还是忍辱负重，百折不挠，做一个真正的强者，从精神上站立起来，永远不被打垮？这个问题，我们从司马迁身上可以找到答案。
漫漫岁月，茫茫人海，生活道路上无不充满坎坷。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看待挫折，怎样去面对挫折呢？挫折虽给人带来痛苦，但它往往可以磨练人的意志，激发人的斗志；可以使人学会思考，调整行为，以更佳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的，成就辉煌的事业。
当然，挫折并不能自发地造就人才，也不是所有经历挫折的人都能有所作为。只有抱着崇高的生活目的，树立崇高人生理想，并且自觉地在挫折中磨练，在挫折中奋起，在挫折中追求的人，才有希望成为生活的强者。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