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一代良相魏征(1/3)
魏征自少孤贫，他为人好读书，多所通涉。隋末时，见天下渐乱，他特别偏重阅读春秋战国那些纵横家的著作。李密起兵后，他前去投靠。后来又被窦建德抓到，因其有才，被拜为起居舍人。建德被擒后，太子李建成闻其名，引为直洗马，对他非常敬重。最后为唐太宗所重用。
进谏被拒，沦为败者
魏征（580－643年）字玄成，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州）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
隋朝末年，在隋炀帝的暴政统治下，天下大乱，农民起义纷纷而起。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当李密领导的最大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夺取了洛口仓（在今河南巩县），威震中原的时候，隋武阳郡（在今河北大名县东）郡丞元宝藏也起兵反隋。为了统一反隋的步伐，元宝藏主动写信与李密联系。李密每次得到元宝藏的信，他看了觉得写得都很好，写信者绝不是等闲之辈。他派人打听这些信是谁起草的，有人告诉他是魏征，他就立即将魏征请去，让他主管军中的文书。
魏征参加瓦岗农民起义以后，一直积极参与谋划，他上书向李密献策，提出“西取魏郡（今河北临漳），南取黎阳仓（在今河南浚县西南）”的主张。李密按照其建议，夺取了洛口仓、回洛仓和黎阳仓（在今河南浚县西南），开仓济贫，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并很快将洛阳城包围起来。他向李密进十策，以期拓展宏图。可惜，李密虽觉这些建议很不寻常，却未能采纳实施。
困守洛阳的隋军，到处调兵，大将王世遣将，与瓦岗军在洛阳周围反复进行了决战，双方损失都很大。这时控制了洛阳大权的隋朝主力王世充，想乘李密兵力疲惫之机，进攻瓦岗军。
魏征文韬武略均颇精通。在反隋斗争中，瓦岗军连连胜利：洛北一战，给隋军主力王世充部以重创；童山之战，又全歼隋军精锐定文化及部。然而，瓦岗军也伤亡惨重。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诸多将领，无视这一现实，硬要跟卷土重来的王世充大军决战。
在王世充发动攻势之前，李密召高级将领开会，研究对策。当时魏征的地位低，没有资格参加会议。但他认为这次决战很重要，成败关系着瓦岗军的前途，就主动找李密的长史（类似秘书长的官）郑颋说：赶紧去劝说李密心腹长史，魏公（指李密）虽然很快取得了胜利，但将士死伤也很多，况且我军计库空虚，对有功者尚未奖赏，战士心情怠惰，因此，难以急于迎敌。不如深沟高垒，以守为攻。不过十天半月，敌人粮尽，可不战自退。那时再出兵追击，定能取胜。郑颋原来是隋朝的监察御史，投降李密后很受重用。他根本不把魏征这样的小官放在眼里，就讥笑他说：“你这过是老生不常谈的意见！魏征见自己的意见不被重视，转身就走了。
本来是个很好的决策，可郑颋却认为是“老生之常谈”，不予采纳。结果，邙山之战，瓦岗军遭到惨败，几乎全军覆没。李密仅带残兵万余人逃出了度口。预感到败局已定，李密被迫归附李渊。
李密投降李渊的时候，还有两万多人的余众。他到了长安，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封他为邢国公。但好景不长，不久他就被冷落，不再受到重视。后来他借李渊让他去洛阳一带招抚自己过去的部众之机，又打出了反对李渊的旗号，结果兵败被杀。魏征随李密到了长安后，因为是李密的部下，当然也不会受到李渊的重用。李密死后，他的一些旧部仍然活动在太行山以东的地区，特别是驻守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的徐世勋，有比较大的实力。魏征为了取得李渊的信任，就自报奋勇，愿以自己的老关系，去到太行山以东地区说服李密的部下，要他们降附李渊。他的建议被李渊接受了，就任命他为秘书丞（管理国家档案图书的官），去执行这个任务。
他首先到了黎阳，给徐世勋写了一封信说：“当初李密率瓦岗军起兵反对隋朝的时候，振臂一呼，四方一下子就有几十万人响应，隋朝的半个天下都在他的控制之下。后来被王世充战败，再也无法恢复元气，因而投归了李渊。现在经过群雄的纷争，李渊得天下已成定局。你现在占据的黎阳，是取天下者必争之地，如果不早认清形势，作出打算，就错过机会了。”徐世勋看了魏征的信，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又听说李密已经被杀，就决定投降李渊，但为了表示对李密的忠诚，请求收葬李密的尸体。他的要求李渊答应了。
徐世勋将李密以国君之礼，葬在黎阳山西南五里的地方。魏征也不避李密叛李渊，而连累自己受到牵连的嫌疑，出于歌颂瓦岗军的心愿，为李密撰写了《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他在墓志铭里，对李密这位农民起义军的将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于李密的死，将他比做垓下失败的项羽，表示了惋惜和同情。他的很多正确意见，虽然不被李密所接受，导致了以后的失败，但他对这位战友毫无怨恨之言，而表现出无限的赤诚之心。
武德二年（619年）十月，魏征还没有回到长安，河北的窦建德攻陷黎阳，抓获了魏征，他早已听说魏征的名气，就任命他为起居舍人（记录皇帝言行的官）。由于窦建德刚愎自用，不听取魏征正确的意见，武德四年，与李世民军队在虎牢关采取正面决战的行动，被李世民用骑兵击溃，窦建德本人也被俘获。
窦建德兵败后，他与窦建德的妻子曹氏和裴矩等人，逃到沈州（今河北永平），在窦建德的部下齐善行的建议下，以余众投降了唐朝。魏征和裴矩一起，又到了长安。
魏征到了长安后，因为又当了一段窦建德的部下，当然更不会被重视了。李渊的太子李建成，听说魏征有才，就招为洗马，这是太子东宫主管经籍图书的一个小官。
魏征在自己不得志的时候被李建成招为洗马，便觉得李建成很看重自己，所以他也为李建成的太子地位担忧。
魏征在随李建成的河北之行中，表现出超人的才干，从而很受李唐统治者的重视，李世民也不例外。这时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之间为了争夺皇位的继承权，斗争已经开始尖锐化。李建成作为李渊的长子，虽然已被立为太子，但地位并不稳。因为他的弟弟李世民，从太原起兵后，就率军东征西讨，屡建功勋，很有势力，在大臣和将士中的威望都很高。这对李建成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威胁。魏征见秦王李世民功高，曾暗中劝说太子早定对策，但李建成却迟迟不能下定决心。
后来，李建成见秦府（李世民府中）多骁将，预感到对自己的威胁，这才与其弟李元吉合谋，私自四处招募武士二千余人为东宫卫士，号称长林兵。又秘遣左右从幽州选调三百精骑置东宫。并与外臣杨文干相串联，冀图里应外合。李渊发现东宫此举，责其兄弟不睦。然而李建成与李世民的纷争并未就此止息。怕万一朝中有变，秦王李世民派人去洛阳，暗地结交山东豪杰，以作退路，太子李建成则乘李元吉出征讨伐突厥入侵之机，将秦王所辖部队及其能征惯战的骁将一同调上战场，借以削弱秦王兵权，砍去秦王羽翼，一箭双雕。李世民及其部下识破定企图，遂先发制人，伏兵于玄武门内，用突袭的方式射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李世民取得了太子的地位。
李建成最终被杀，与其不听魏征之言而错过良机有着很大的关系。可见魏征遇事的前瞻性。不过可惜的事，他几次所事主人虽都器重其才干，但却不能尽听其言。这也可以说是他仕途前期一再受挫的郁闷之处啊！
直言敢谏，政治开明
玄武门之变后，魏征作为李建成的亲信，李世民马上召见他，魏征见了秦王李世民，秦王板起脸质问他：“你为什么在我们兄弟中挑拨离间？”左右的大臣听秦王这样发问，以为是要算魏征的老账，都替魏征捏了一把汗，这对魏征来说，是生与死的关头，如果回答不善，马上就可能被杀头。魏征这时把生死置之度外，神态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如果太子李建成早听我的劝告，也不会有今天的下场。人各为其主，我忠于我的主人李建成，这有什么错呢！管仲不是还曾射中小白（齐桓公）的带钩吗？”秦王听了，觉得魏征说话直爽，早就听说魏征的才华，不但没有责怪魏征，反而任命他为管事主簿（掌管太子文书的官吏）。这样，魏征由李建成的亲信，逐步又取得了李世民的信任。
不久，李世民即位，他就是唐太宗。
唐太宗委任魏征为谏议大夫（专门向皇帝提意见的官职），以后又提拔他当宰相。建国之初，唐太宗励精图治，经常召见魏征，与他讨论治国施政的得失。魏征胸怀大志，胆识超群，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大胆地进谏。在他任职的几十年间，为了使大唐民富国强，先后向唐太宗进谏了二百多次。每一回，唐太宗都慎重地思考他所提的意见，尽量采纳。
贞观二年（628年），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定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632年，公卿大臣都主张封禅，太宗也认为自己功德很高，可以封禅了，只有魏征不同意，太宗问：“你说为什么不能封禅？难道是功未高吗？德未厚吗？远夷未服吗？谷未丰吗？”魏征回答说：“陛下功虽高，老百姓没有得到恩惠，德虽厚，恩泽还没有普及；天下虽平定，国家还未富裕；远夷虽慕义，财力还未足以奉他们；年谷虽丰收，仓廪还空虚，所以我不同意封禅。”他又用一个身体虚弱的人来打比方，使太宗明白了道理，“封禅必然加重百姓的负担，以后连年免除赋役，也不能抵偿百姓的劳费。如果再有水旱灾害，百姓就无法生存了，这时如有人煽动叛乱，那时就晚了。”太宗听了无话反驳，只好作罢。
以后，魏征提的意见越来越多，他看到太宗有不对的地方，就当面力争，有时候，唐太宗听得不是滋味，沉下了脸，魏征还是照样说下去，叫唐太宗下不了台阶。
魏征敢犯龙鳞逆圣听，是因为唐太宗善于纳谏，同时也说明魏征不只是敢谏，还善谏，故他的意见多被太宗采纳。他善谏主要表现在善于抓住要害，且陈述得有理有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太宗认识到按照魏征说的做会有很大的好处。
魏征对唐太宗做的那些妨碍进谏的事也能及时进谏。群臣见太宗善于纳谏也鼓励提意见，因此上书言事的人非常多，有的人说得言不符实，太宗有些生气，欲加责罚，魏征认为这样会堵塞人口，从此再没有人敢进言，就说：“陛下想闻得失，当让人们说话，说对了，对陛下有益，说错了，也无损国家。”太宗听了说：“此言是也。
《资治通鉴》记载：有一次，李世民的一名宠臣进献一只非常好玩的鹞鹰。这只鹰雄健英俊，惹人喜爱。李世民放下手中的工作，让那只鹰在自己的手臂上跳来跳去，玩得十分开心。魏征得知有人进献给皇帝一只庞鹰，急忙来到宫中。门官进去告诉李世民：“魏征到了。”李世民无处藏那只鹰，情急之下急忙将它塞进怀里。其实这些举动都被魏征看见了，但魏征装作没看见的样子和李世民谈论起国家大事来。一边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魏征，一边是怀中藏鹰、心神不定的皇帝。魏征的事情说起来没完没了，李世民又不敢催促他离开，只好十分难受地听完魏征十分冗长的汇报终于等到魏征告辞走了，李世民拿出鹞鹰一看--死了！
李世民怒火一下被点燃了，可他又认真地想了一会儿，终于明白魏征的一片爱国、忠君的好心。从此，李世民再也不沉迷于玩乐享受之中，专心致志地治理国家。
魏征性情耿直，又身为谏官，又得太宗不计前嫌破格地重用，因此敢于直谏。李世民深知，作为诤臣们的为难。魏征，就为了让大臣们能够敢于说话，李世民苦心树立的棋子。为了这颗棋子能实实在在发挥作用，李世民对于魏征各方面建议，几乎都全盘接受。
有一年，唐太宗李世民派人征兵。唐太宗违犯他制定的18岁成年男子才须服兵役的规定，决定征召16岁以上，18岁以下，身材高大的男子从军。但魏征将诏书扣住不发，唐太宗催了几次，魏征还是不发。唐太宗大发雷霆，训斥魏征为何扣发他的诏书，魏征不慌不忙地说：“我听说，把湖水弄干捉鱼，虽能捉到鱼，但到明年就无鱼可捉了；把树林烧光捉野兽，也会捉到野兽，但到明年就无兽可捉了。魏征毫不畏惧，他十分严肃地进谏说：“您现在把强壮的中男都抽去服兵役，那么，田由谁来种？工由谁来做？您常常讲，您当国君，首先要讲信用，可是国家的法律明明规定，男丁中的强壮者才需要服兵役，您为什么不遵守呢？您这样做，在老百姓面前不是失去信用了吗？”
魏征的这一番话，把唐太宗一肚子的火气浇灭了。他心悦诚服地对魏征说：“先生真是我和国家的一面镜子啊！我原先以为你太固执，不通情理，现在听了你的话，觉得很有道理。政令前后不一，百姓不知所措，国家是无法治理得好的。”于是，唐太宗立刻下令停止征召中男服役，并提升魏征担任太子太师的职务。敢于直言劝谏的魏征不仅为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绩，也成了以后历朝官员效法的楷模。
一次，唐太宗任命卢祖尚为交州刺史，卢祖尚开始答应了，继而反悔，托病辞命，唐太宗当面劝他，他还是不肯去。
唐太宗觉得折了自己的面子，又觉得卢祖尚不识抬举，一怒之下，当时就把他杀了。事后，唐太宗觉得做得太过分了，认为没按法律办事，魏征就借议论北齐皇帝高洋，批评唐太宗说：“高洋是很残暴，但他和别人讨论问题时，觉得自己理亏了还能向别人认错，这也是他的长处。”唐太宗借机表示后悔，他说：“卢祖尚不服从命令固然不对，但构不成死罪，我一时冲动而杀他，连高洋都不如了。”濮州刺史庞相寿是唐太宗做秦王时的老部下，在任上因贪污被人告发，受到了追回赃物、解除职务的处分。庞相寿向唐太宗求情，唐太宗觉得于心不忍，就送给他一百匹绢，让他继续去做刺史，只是告诉他以后千万不可再贪污了。魏征知道后，就对唐太宗说：“您这是徇私枉法了。庞相寿犯了罪，您还给他优厚的赏赐，让他留任原官，您做秦王时的部下很多，如果他们都照庞相寿的例子犯罪，那您怎么办呢？”他还对唐太宗说：“奖赏的时候，不要忘了疏远的人；惩罚的时候，不要给亲贵留情。要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才能让人心服。”在魏征的坚持下，唐太宗不得不同意原来的处理方案。在魏征等人及唐太宗的共同努力之下，派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修改《武德律》，制订了《贞观律》，减轻了刑罚。在贞观年间，由于采取了宽柔待民的政策，虽然减轻了刑罚，犯罪的人数还是大大地减少。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怎样才能做一个“明君”，而不要成为一个“暗君”，魏征就给他讲了隋朝虞世基的故事。隋朝的虞世基专门投隋炀帝之所好，专说顺话，不讲逆耳之言；专报喜，不报忧，结果隋朝灭亡。由此，魏征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魏征认为，隋朝所以很快灭亡，是因为它扰民太多，唐初虽然不如隋朝富裕，但社会却很安定，就是尽量少扰民的结果。他认为，隋亡的最根本教训是；“静之则安，动之则乱”。如果百姓想休息而派他去服徭役，百姓生活困难又要他负担很重的赋税，国家的衰亡就是由这里开始的。魏征劝唐太宗要吸取隋亡的教训，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对百姓要尽量使之“静”下来。
怎么样变隋末的“动”为唐初的“静”呢？魏征从以下三个方面帮助唐太宗进行了整顿和治理。
第一，不为了皇帝个人的享受，而滥用人力和财力。隋末在很短的时间内，凿运河，修东都，筑长城，大量征用民力，因而给人民造成莫大的危害。
唐太宗为
了避免大量动用民力，竭力不动或少动工程。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为了减轻物资运往长安的费用，决定在洛阳修建宫室，以便皇帝定期去居住。这时中牟县的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认为这是劳民的事，言辞激烈了一些。唐太宗发怒，要治皇甫德参的罪，李世民看了很不满意，说难道国家不役使一个人，他才满意吗！魏征连忙拿汉朝的贾谊为皇甫德参辩护：“他的上书言辞过激了一些，但不激烈不能引起你的注意，太激烈又近于诽谤。”太宗虽然接受了魏征的意见，可对皇甫德参，心里总是愤愤不平。不久陕西、河南一带大雨，泛滥成灾，大雨淹了很多人家，偏在这时，唐太宗又要修建洛阳的正山宫。魏征上书反对说：“隋朝所以很快灭亡，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隋炀帝大修亭台楼榭，百姓不堪役使，才起义反对他。如今，现有的宫观楼台已经足够居住了，如果想到隋朝的灭亡，还应该拆掉大的宫殿，住到小的宫殿里去。这是最好的办法。如果舍不得毁掉，就住在现有的宫殿里，不再修建新的宫殿，如果不想到得天下的艰难，不断地扩大宫殿建筑，追求华丽和享乐，增加百姓的劳役，那就会像隋朝一样灭亡。”魏征警告唐太宗，如果大修宫殿，役使百姓，就可能造成隋末那样的大乱。唐太宗听了，就停止了洛阳宫的修建，把备用的材料送到遭水灾的地方，帮助灾民建造了房屋。
第二，皇帝不要到处去游玩，给百姓增加不必要的负担。隋炀帝是一个好到各地去巡游的皇帝，他每去一地，大批的官员和随从，都给沿途的百姓带来灾害。唐太宗当皇帝后，只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活动。
有一次在去洛阳途中，住在显仁宫（今河南宜阳县），因为当地供应的东西不好，唐太宗很生气。魏征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苗头，就劝唐太宗说：“隋炀帝因为无限制地追求享受，到处让臣民献美食，结果搞得民不聊生。现在因为下面供应得不好就发脾气，以后必然上行下效，拼命供奉皇帝，求得皇帝的满意。这样下去，奢侈一万倍，也没有满足的时候。隋末的大乱就又该出现了。”唐太宗听了魏征的意见，比较注意节制奢侈浪费。
第三，慎重处理对外关系，不轻易用兵。隋炀帝三次出兵高丽，动用和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给人民造成了沉重的灾难，也招致了人民的暴动。这个教训对唐太宗和魏征等人，都是非常深刻的。贞观初年，外有强敌，内部又很困难，如果在对外关系上处理不当，就可能使已经十分衰败的经济，遭受更大的破坏。所以贞观初年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魏征等人一直坚持的原则是，务求内部安定，而不去扩展领土，只要中国强大了，与周围的各种势力就能处理好关系。所以对周围各族的求婚，大多满足其要求，提倡互相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往，处理互相之间的矛盾，不轻易动用武力。当唐太宗派出去西突厥立乙毗沙钵罗为可汗的使者还未还，就又派出了进行马匹交易的使者时，魏征就认为这有点薄义重利，好像唐朝把市马看得比立可汗还重要，即使能得到马，也已经失去了义。他主张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一定要讲德、讲义，不要求利，更不要用武力去压人。唐太宗同意了魏征的意见，马上追回了市马的使者。
贞观十二年（638年），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在中国历史上，唐太宗恐怕是最善于纳谏的封建帝王之一，魏征也是最善于进谏和敢于进谏的名臣之一，两者相互促成，相互依存，无唐太宗便无魏征，无魏征也难得唐太宗。君臣二人，可谓明君与贤相的典范。
魏征以敢于直谏而名垂青史，被誉为“人镜”，自然是忠臣标兵了。他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至理名言，作为成语，长期启迪后人；其《谏太宗十思疏》，更是久传不衰的忠言名篇。而他论说忠良的一席话，也同样耐人寻味，启人深思，只不过是这段同样也是讲政冶的话语，被人们忽视了。古为今用，借鉴人镜标兵魏征论说忠、良的名言，希望我们的社会中多多涌现“良臣”，而不要人人争当那种“三忠于、四无限”的“忠臣”（民）。如果，和平时期以言贾祸罹难的“忠臣”，像“武死战”的将领一样多，而“无限忠于”的口号又喊得震天价响，那个社会肯定是出了大毛病。
魏征所谓“良”，其实也还是忠。不过，这是有条件、有选择的“精”忠，忠得明白，忠得值；而不是无条件的“愚”忠，忠得糊涂，忠得悲哀，因而也就不值。人君要求臣下忠直，首先你自己要“明”，能与臣下同心协力治理好国家，从而共享荣华富贵；只让我替你卖命，却不得好报甚至蒙冤而死，及死后又是平反，又是追授某职某衔，备赐哀荣。在现代企业中，“明哲保身”或许也是一种时尚，一种在生存之道吧。谁愿意去得罪人，更何况是得罪领导。而做上了领导这一位置，又有谁愿意微笑着接受下属的犯颜直上的劝谏呢？越大的集体，形形色色的人越多，有些人为了生存，不得不采取投机行为，或者想方设法与领导攀近，以获得生存的绿卡；有些人为了获得更多的权力与金钱，不得不采取下流或者极其丑陋的手段，排他伤公，仅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或者说达到“保身”，等等的一切，举不胜举。
魏征的确是聪明过人，他之所以敢犯颜直谏，是瞅准了唐太宗求治心切，唯恐重蹈隋朝速亡的覆辙，因而能够广开言路，吸纳嘉言，甚至可以不计较言者犯上的态度。李皇帝明确说过，“朕贵为天子，所乏者非财也，但恨无嘉言可以利民耳。”实际上，魏征的“犯颜直谏”毕竟是有限的--严格限定在龙颜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他对太宗并不讳言这个事实：“陛下开臣使言，故臣得尽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数犯颜色乎。”
正是因为在此环境中，魏征精神才更显可贵！魏征的名言：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如果每一位人都能够做到，那么对于“明哲保身”或“投机”主义分子必定是一种致命的打击。不仅如此，如果每一位领导都能够具有唐太宗一样对魏征劝谏行为的认同度，那么必定会营造出更多的魏征，正如唐太宗所说的：用一个君子，那么君子就会纷纷而来；用一个小人，那么小人也就会钻营投奔而来。唐太宗建立了前朝所没有的新制度，即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种制度不仅能够保证谏官、史官能够及时了解朝政的内幕，使得有所劝谏，还起到了一定的监察作用，使宰相及其他官员不敢谎报政绩。这种制度还规定，在会议之上，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如有过失和不当之处，谏官可当面指出，予以辩论。而试想一下，在我们的企业中，有谁敢在会议上当众指出领导的失误或者过错？不要说是失误或者过错，就是在会议上说了一些领导不中听的语言，想必往后的日子就有你受的了。这还敢让人在会议上说出真心话吗？即使领导心胸宽广，宰相肚里能载船，想你也未必敢在会议上道出领导一个一二三。
一个渴望发展的企业需要魏征，一个英明的领导需要魏征。因为在魏征的心中，有一个准则，那就是上安君国，下报黎民；因为他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或者苟延残喘而去朝秦暮楚。一个企业，一个领导，如果每一个下属都能够像魏征一样，何虑之有？也许企业将现“贞观年间”，也许领导也能成为一代“英皇”，为下属，为员工所称颂的“唐太宗”。
真正的天才是不会领导的，天才的人需要好的领导来开发他的天才，否则就会被埋没。
下属对上司总有一层顾虑，这层顾虑往往使他在上司沟通的时候不敢说出真话。而作为领导，如果不能跟下属很好的沟通，即使上司为此做了不少事，也仍然达不到很好的效果。因此，作为领导一定要善于发现下属心中心中真正的想法。有一句话：年轻无极限，我们可以说是：“沟通同样无极限”。
想要别人能说，更要敢于直言进谏的是非常有技巧的，也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