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谋略奇才刘基(1/3)
刘基，足智多谋，思维缜密，料事如神，元至顺四年刘基一举考中进士，开始步入仕途。他立志报国，但朝廷昏庸腐败，使他20余年的宦海生涯屡遭磨难、贬抑。公元1360年三月，接受朱元璋的邀请，成为参赞军务的谋士，为明王朝的建立和发展，刘基是大明王朝的开国元勋之一，他为人刚直，胆识过人，朱元璋尊其为“吾子房（张良）也”。民间有“上有诸葛孔明，下有刘伯温”的称道。
满腹经纶，难以施展
刘基（1311-1375年），字伯温，处州青田（今属浙江温州）人，明朝开国功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
至元二年（1336年），刘基被元朝政府授为江西高安县丞，作为天子门生，他很感激元朝皇帝赐给他这一施展才华的机会，以实现自幼立下的宏图大志。他一出仕就抱定要用自己的全部的才华和忠诚，去干一番大事业。县丞虽然是个辅佐县令的小官。刘基并没有因为位卑职微而敷衍塞责，他勤于职守，执法严明，很快就做出了政绩。他深入乡间，体察民情，发现高安县一些豪绅地主勾结贪官污吏，无法无天，骗人钱财，夺人妻女，杀人害命无恶不作。刘基倾听百姓的哭诉后，义愤填膺，决心为民除害。经过明察暗访，掌握了真凭实据后，对几个劣绩昭著的豪强恶霸，坚决予以严惩，并对县衙内贪赃枉法的官吏也进行了整治，高安县的社会风气很快就有了好转。刘基刚正不阿，一身正气赢得了百姓的赞誉。当时的大学问家揭俣斯就曾对人说：“刘基是魏征一流的人物，英雄豪迈之气还要超过魏征，将来必是治国安邦的大才！”。但是，在极端腐败的元末社会中，正直守法之士是很难得到重用的。特别是统治集团为了巩固军事统治，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把社会划分为四个阶层：蒙古人最高贵，色目人第二，汉人第三，南人最下。所谓“南人”指的是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原宋朝统治下的以汉人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刘基自然属于“南人”之列。这样，才气横溢的刘基始终免不了因“南人”的地位在官场上处处受到排挤和打击。
至元五年（1339年），瑞州路新昌州（今江西宜丰）发生一起人命案。此案初审裁定死者为自杀，但原告不服，呼冤上诉。因案情涉及青田县一豪门大户，瑞州路总管想到敢为民请命的刘基，便将此案交刘基复审。刘基通过审阅案卷，调查勘验，查明是一起蓄谋杀人案。此间豪绅多次托人向刘基行贿，利诱不成就采取威胁的手段。更棘手的是，此案初审原判的官员是元朝第一等级、持有特权的蒙古贵族。刘基不惧强暴，不畏权势，他如实上报，秉公执法。终于处决了凶犯，蒙古族大员也以渎职罪而被罢官。刘基不避强权为民伸冤之事，一时成为远近美谈。
元朝末年，官府衙门受贿成风。刘基清正廉洁反受同僚们的嫉恨和排挤。尤其是得罪了蒙古族官员，他们对刘基更不能容，群起攻击，造谣毁谤。刘基秉性耿直，决不随波逐流。他看到在这种环境中自己很难有所作为了，于是毅然投劾辞职。至元六年（1340年）刘基回归青田老家，闭门读书。此时刘基已经声名在外，回家不到三年，江浙行省以儒学副提举第二次起用他，授行省考试官。但这次当官与前次一样，并未长久。到任后不久，他见不平事激愤直言的脾气又犯，上书揭发了监察御史失职的事。上锋斥责他多管闲事，所言不实。一气之下，他又辞职而去。在心灰意懒中，他移居杭州，寄情山水，在西子湖畔、武林山麓，饮酒赋诗，遣兴自娱。可是，当时的天下已是烽烟四起，反元义军已呈燎原之势，刘基的家乡在战火中化成一片瓦砾。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前后，方国却趁这个机会发展自己的力量，其他各地农民军也都纷纷起义响应，占据着温州、台州、庆元等路，在海上出没无常，很难剿灭，也加深了沿海一带百姓的灾难，至正十二年（1352年），浙江行省又以浙东元帅府都事之职再次起用谙熟兵法韬略的刘基。先命他“招安山寇吴成七等”，刘基虽对元朝政治极为不满，但为君主、朝廷效忠的愚昧正统思想并未泯灭。在踌躇一番后，他还是出了山，与官府一气，参与镇剿方国珍的机宜。针对方国珍常以浙东宁波为跳板进袭内地的情况，刘基提出建筑宁波城墙，以防方国珍攻占的对策。筑城后方国珍果然不敢轻易进犯宁波了。
至正十三年（1353年），江浙行省左丞帖里帖木耳便升刘基为行省都事，召至杭州，商议招抚方国珍事。刘基两次辞官，本不愿再去与贪官污吏为伍，但又想只是剿灭匪寇，方国珍在海上举兵起事后不久，就接受朝廷招安，授定国尉，但他不安此职，仍多次下海反元，迫使朝廷不断加官招抚。这次方国珍又故伎重演，以起兵要挟朝廷。他认为，方国珍反复无常，目的无非是为了向朝廷要挟，索取高官厚禄。刘基从维护元朝统治的立场出发，反对一味招安。他认为对方氏之乱应剿抚两法互济并用，方国珍时降时反，意在谋得高位厚禄，对此不能姑息，宜捕斩之；其部下大都是胁从者，则宜招安之。帖里帖木耳觉得言之有理，便禀报朝廷，按此计而行。此布告一出，方国珍的军心立刻不稳，原来，方国珍多行不义，其部下多是被他胁迫，本不愿为他卖命，见了布告，就想离之而去。刘基用这一分化瓦解之计，镇压方国珍义军的策略，确实险恶。方国珍知后十分惊慌，立即暗中派人给刘基送去金银丝帛，希望他放弃剿捕之计，宽行招谕之法。刘基拒绝贿赂，坚持自己主张。方国珍只好改变方法，以重金直接贿赂大都朝中大官，很快打通关节。
朝廷不但招了方国珍的安，而且还斥责刘基主张剿捕方氏之计，伤了朝廷爱民好仁之心，擅作威福，责令江浙行省将刘基羁管于绍兴。对朝廷一片忠心，得到的却是如此报应，这对刘基无疑又是当头一棒。此时，以红巾军为主的农民起义几乎遍布全国。至正十六年（1356年）浙江山民也爆发起义，江浙行省遂又以都事起用在绍兴的刘基。此时的刘基已越发认识到朝廷的不可救药和自己的报国无门了，他在一首赋中写道：“上壅蔽而不昭兮，下贪婪而不贞；权不能以自制兮，谋不能以独成；进欲陈而无
阶兮，退欲往而无路；忠沉沉而不白兮，心摇摇而不固。”充分表达了刘基内心的愤懑和绝望之情。他无意再留恋官场。在敷衍一阵之后，终于在至正十八年（1358年）第三次辞官回家，归隐青田。
正当刘基在家埋头著述之时，浙东局势突然发生了巨大变化。高瞻远瞩谋略过人的淮西红巾军朱元璋自至正十二年（1352年）濠州起兵后，利用刘福通在北方抗击元军之际，挥兵向南进发，一路上下滁州、取太平、占金陵，建立了根据地，随后又进军安徽，直逼浙江，连下婺州、衢州、处州等地，在不到六年工夫里，就从一个小小九夫长变为一方之雄。他不但自己英勇骁战，善于组织指挥，而且重视招罗“知识分子”来为自己服务，尤其在听纳名儒范常、陶安、朱升、唐仲实等禁屠杀、安人心、占金陵及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等策略和建议后，势力和声望有很大提高，便更尊重有识之士，每到一地总要求访当地名士，召请他们出来。占据处州以后，朱元璋听说浙东名士刘基正隐居青田老家，便派人携带重币聘请刘基出来。作为元朝的臣子，投奔义军，这是一种背叛失节的行为，对于名儒刘基来说，这个决心实在难下。于是他便以身体有疾，风烛残年的老母需要尽孝，两个儿子尚未成年需要教养为理由婉言拒绝了。
朱元璋只得再次派江南名士、处州路总管孙炎前往青田邀聘。看到元王朝的不可救药，体会到朱元璋的诚意及群雄中只有朱元璋成得了气候的事实，他终于认定应聘出山、辅佐朱元璋建立大业，乃是自己的进路，因此不再犹豫，打点行装，于至正二十年（1360年）农历三月由青田间道到达金陵。
英明择主，功成名就
刘基一到金陵，朱元璋马上亲自召见，对刘基说：“我为天下召请先生您出来，真委屈您啦。”接着以恭谦的态度向刘基请教灭元兴邦、统一宇内的大计方略。此时，朱元璋在军事政治上正处于一个重要发展阶段的关键时刻，刘基提出了“时务十八策”。详细分析形势，列叙各项谋略方策。朱元璋听毕，大喜过望，直恨相见太晚。立即命令有司建造礼贤馆，以上宾之礼奉待刘基，并将他安排在身边，参与机密要事的谋议，刘基深为感动，庆幸自己遇到了明主。而朱元璋则从此将刘基伯温视为自己的心腹和军师。
至正二十年五月（1360年5月），陈友谅率军自上游浮江而下，攻下了南京外围的重镇太平，杀了朱元璋的养子朱文逊及守将花云。他还在太平立国，自称皇帝。调集舟师，并从江州调集舟师直指应天。声称此役有张士诚配合，攻陷应天，指日可待。在陈友谅的嚣张气焰面前，朱元璋的部将感到局势紧张。有的主张出城决一死战，有的主张弃城转移，也有的主张献城投降。诸说纷纭，莫衷一是。朱元璋也一时拿不定主意，便问站在一边默不作语的刘基，“今汉兵旦夕压境，诸将纷纷，先生默不言，有意乎？”刘基斩钉截铁地回答，先斩主降者和言逃者，才能破敌获胜。他说，陈友谅劫主称帝，骄横一世，其心无日不忘金陵。现在气势汹汹，顺江东下，乃是向我示威，逼我退让。我们不能让其得逞，只有坚决抵抗。他又说，常言道，后举者胜，陈友谅虽兵骄将悍，但他们行军千里来犯我，既是疲军，又是不义，而我们后发制人，以逸待劳，待敌深入后，我以伏兵击之，自当必胜。这一仗对我们来说关系重大，一定要打好。刘基的一番话，坚定了朱元璋抗击的决心，朱元璋按照刘基的计策，巧出奇兵打败了陈友谅的进攻。朱元璋不仅取得了保卫应天的胜利，还一鼓作气收复了太平。巩固了金陵这块根据地。《明太祖实录》记载此次作战的成果是：俘获陈友谅卒二万余人，获巨舰名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鳌者百余艘及战舸数百。此后，朱元璋元的军队能浮江而上，取安庆、九江等战略要地，都基于这次战役的胜利。此役仅在刘基投奔后的两个月，便充分显示了刘基卓越的军事才能。
朱元璋要想成就帝业，最大的威胁来自张士诚和陈友谅，陈友谅虽退守江西、湖北一带，张士诚仍然是朱元璋的主要劲敌北定中原，为了扫平群雄，最后推翻元朝政权，朱元璋军中对东张西陈两个战略方向，持有不同的看法。多数将领主张先易后难，即先打张士诚。这一战略思想对朱元璋也产生了影响。刘基的意见则相反，他对朱元璋说：“我们有两个敌国。陈友谅居其西，张士诚居其东。友谅占据饶、九、荆、襄等地，几乎是半个天下的地盘；而士诚仅有浙西地，南不过会稽，北不过淮扬，与您势力相当。不过，张士诚内心狡猾，对元朝阳奉阴违，这是守财奴式的敌人，不会有什么作为。陈友谅杀害他的君主，胁迫部下，人心不服。他又勇而无谋，不怕死，很容易就将他的百姓推上战场送死，几场战役下来，民力损耗殆尽。有这几点，陈友谅的汉国就很容易攻取下来。逮野兽就必须先逮凶猛的，擒拿盗贼就必须先拿下强壮的。今日之计，不如先讨伐汉国。汉国地域宽广，夺取之后，您一统天下的形势就有了。”刘基指出：一、张士诚生性怯弱，胸无大志，不足为虑，不像陈友谅那般雄心勃勃；二、陈友谅地广势强，然而得位不正，数战民疲，不得人心。因此，先讨伐陈友谅，张士诚则不一定敢轻举妄动。故当先除陈。陈氏一灭，张氏自孤，存亡便由我了。若先打张士诚，陈友谅定会乘虚攻我。陈张既平，就可拥麾北上，席卷中原，大业便可告成了。刘基的分析高瞻远瞩，可说是当时唯一正确的战略方案。朱元璋采纳刘基之计，决定先征陈友谅，再攻张士诚，在全面胜利的道路上迈出了举足轻重的一步。
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朱元璋亲率三军溯长江西征陈友谅。先攻安庆不克，刘基知陈友谅重兵驻防安庆，其老巢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必定空虚，便建言马上转攻江州，果然一举而下，陈友谅弃逃武昌。不久，陈友谅部臣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以保留部队为条件前来议降，朱元璋从刘基劝，接受胡的条件。胡降，其他守将见此纷纷前来纳款，整个江西很快并入朱元璋的版图。
当然，作为军中的重要谋士，刘基往往对于每一次重大的战役都会提出一些非常有效的妙计。例如，鄱阳
湖之战可以说是朱元璋与陈友谅争霸战中最后的一场大战。当时，双方都将自己的主力投入战场，陈友谅甚至将家属、马匹、供给全部带到了船上。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投入兵力二十万。陈友谅的军队据说是六十万。一些学者考证说，各自的军队实际数量可能只有一半左右。但即使是这样，数量也很可观。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四月，陈友谅乘朱元璋北上解小明王韩林儿安丰被围之际，从武昌率军倾城而出，围攻洪都；想守回这一重镇。守将朱文正力拒抵抗，两军相持多日。七月，朱元璋率大军南下，与陈友谅决战于鄱阳湖上。刘基日夜侍随朱元璋左右，参与军机。两军鏖战，血染，双方死伤惨重湖水，最后在湖面上相持不下。
这时候，刘基提出“移师湖口”之策，就是将战舰全部移往湖口，封锁鄱阳湖通向长江的水路通道，关门打狗。九月二日，朱元璋的战舰尾部都升起灯笼，陆续驶向鄱阳湖湖口，鄱阳湖成为一只扎住陈友谅军队的口袋。很明显，陈友谅的巨舰在相对狭隘的湖口水面上远远比不上朱元璋战舰那样灵活有用，所以，陈友谅始终未能攻破湖口。陈友谅的一些将领们主张弃舟从陆路回武昌。由于意见不统一，汉军内部发生争吵，接着发生了叛逃。更要命的是，双方相持很久，陈友谅军的粮食已经吃完，而五百艘抢粮的船只也被朱文正烧了个干净。可以想见，缺少粮食的陈友谅军队最后突围而出的窘迫。最后，陈友谅在激战中头中流矢，不治身亡。此战朱元璋得胜的关键，正是刘基“移师湖口”这一计策的实施。消灭陈友谅势力以后，朱元璋马不停蹄，立即又挥戈东进，征伐张士诚。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攻占平江（今江苏苏州市），张士诚走投无路，自缢身死。自此长江中下游地区尽归朱元璋所有。朱元璋对刘基说：“先生是我创立江山的第一等功臣。”
刘基还有许多出其不意的战术，每遇战事往往以奇计。在打江州时，他见江州城墙沿江而筑，又很低矮，便授意在战舰上建造云梯天桥。夜间驶到城墙脚下，将天桥架在城墙上，士兵缘梯而上，顺利破城。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他奔母丧从处州返金陵，途经严州（今浙江建德县），正适张士诚部来犯，严州守将李文忠要出兵迎击，刘基劝阻说，不出三日，敌人会自己退走，到时出兵追击，可获大胜。李文忠听从了刘基的劝说。第三天黎明，敌军果退，李文忠出击，大胜而归。
刘基的运筹帷幄、神机妙算不仅使同僚下属钦佩不已，也博得了朱元璋的信任与尊敬。朱元璋将他比作汉代谋臣张良、尊称他“老先生”而不呼其名，经常和他一起商量军政大事，有时遇有重大决策，仅召他一人进密室相议，一谈便是半日。朱元璋有时对他几乎到了依赖的程度。
刘基母亲故世，他想告假回乡奔丧，朱元璋舍不得他离开，婉言挽留而不准假。后来勉强准了，还不时写信到青田乡里请教军政大计，刘基则详细分析答复，总使朱元璋非常满意。尽管这样，最后朱元璋还是提前召他回来。见人主如此诚意待己，刘基也以朱元璋为不世之遇，悉心辅佐，知无不言，为朱氏大明王朝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刘基与朱元璋对“宽仁”、“惠民”虽有共识，然心态不同。身为朝臣的刘基，心之所系乃民生疾苦，“以天下苍生休戚为忧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以天下为己忧”，这种以民“休戚为喜忧”的心情，在他的众多诗词中多有体现。如他在《感事述事》中写道：“浙西耕桑地，百载安生聚。自从甲兵兴，征敛空轴杼。疲氓真可怜，忍令饲豺虎？追忆至元年，忧来伤肺腑。”农夫力田望秋至，沐雨梳风尽劳瘁。王租未了私债多，况复尔辈频经过。野田雀，鹰隼高翔不汝击，农夫田父愁何极！他在另一首《畦桑词》中用对比的手法写道：“君不见古人树桑在墙下，五十衣帛无冻者。今日路旁桑满畦，茅屋苦寒中夜啼。”诗言志，歌抒情。他在这首诗歌中，对挣扎在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中的农民群众，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抨击了权势炙人的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与地主贵族，对广大农民群众敲骨吸髓的盘剥和压榨，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元末明初的社会矛盾，同时也流露出他的民本主义的经济思想。
刘基，无疑是实现了中国旧时知识分子的最高政治理想，即辅佐明君建功立业。但是作为一个“自幼聪明绝人，凡天文兵法、性理诸书，过目洞识其要”的饱学之士，他虽身居要位，却深知“狡兔尽，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伴君如伴虎。
总之，刘基在恢复与发展经济方面的种种设想与主张，不仅包含着民本思想的浓郁底蕴，而且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发展。
他参透了历史、人生和社会，故而能够从“此日”老衲的恬淡自得中清楚地看到“他年”自己身为“孤臣”难免被统治者抛弃的可悲下场。两相对比，使他对自己披甲执革的戎马生涯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自己和老衲，究竟谁的生命更有意义？
“他年甲楯孤臣泣”，是他对自己过去生活的否定；“此日斋钟老衲闲”则是他对未来的肯定和向往。生活于宁静淡泊的和音上人就像一面镜子，使刘基看到了世俗生活的可悲，悟得富贵荣华、利禄功名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就像他在《薤露歌》中所发出的感叹：“人生难百岁，百岁复如何？古来英雄士，各已归山阿！”
纵观刘基一生，集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诸多头衔于一身，他为明朝的建立和治理，立下了不世功勋。他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休养生息、巩固明王朝统治的政策，为明王朝初期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明初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其著作《百战奇略》、《神机致理兵法心要》、《火龙神器阵法》和《郁离子》等，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军事、政治和文学财富。他的一生，我们可用“可谓智者千虑，终有一失”予以总结。也借《说君》中的一段话为此帖续尾：“计国事者，当审权量。说人主者，当审君情。谋虑情欲，必出于此。士虽有圣智，非揣摩细究，真情无所索之。此，谋之本也，说之法也。错其人，勿与语。此，名士择君之道。慎之、慎之。”这也可能是刘基想说而未说的话吧？
（本章完）